正文 第一章 翻譯研究(三)(2 / 3)

注釋

①Jurij Sorokin和Irina Markovina將文化空缺分為三類:(1)民族心理空缺,主要是體現在性格、情感和思維能力方麵的空缺;(2)交際活動空缺,主要包括在交際活動中體現的交際行為空缺;(3)文化空間空缺,即反映不同文化共同體對文化背景和活動範圍的不同要求和評價,主要包括認識感知空缺、文化儲備空缺等。(劉宏,2005:38)

②有人跟據原文線索及脂硯齋批語,判定此處王孫公子指陳也俊;許多人理解為賈寶玉:因妙玉對寶玉有一種微妙的感情,寶玉也很尊重她;也有人認定王孫公子泛指豔羨妙玉的富家子弟……

③一副中國古代勵誌對聯。

④“宿命”一詞來自佛教,“宿”意指前生,“宿命”指人的今生的命運是由前生所作所為決定的;引申開來,就是指人的命運、遭遇、吉凶禍福、社會變動乃至自然災害等,都是注定的、不可避免的;如中國古代封建地主階級所宣揚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倫理思想,就是宿命論的表現。

⑤在西方始終處於主導地位個人主義價值觀強調個人主觀能動性,高度重視個人的自我支配、自我控製和自我發展,這一點在該曲題目的選詞表達上就可略見一斑。

⑥中國是家蠶絲的發源地,絲綢是中國古老文化的象征,是中華民族服飾文明舉足輕重的一部分,它給中國古代民俗、習慣、文字等以巨大的影響。

⑦孫致禮於2002年在《中國翻譯》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的文學翻譯:歸化趨向異化》的文章, 主張文學翻譯應采取“ 異化為主、歸化為副” 的策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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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君: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生)從伽達默爾的闡釋學看誤讀與文化過濾——以霍克斯對《世難容》的英譯為例張紅芹一、引言

正如伽達默爾所說:“一切翻譯就已經是解釋,我們甚而可以說,翻譯始終是解釋的過程,是翻譯者對先給予他的詞語所進行的解釋過程” (洪漢鼎,1999:12)。翻譯的實質就是“用一種語言的文化符號解釋另一種語言的文化符號”(Steiner, 2001:436),即用譯入語對原文思想內容、文化蘊含與表現形式的闡釋。著名翻譯大家奈達也曾強調“翻譯就是翻譯意義”。闡釋學作為一門對意義理解與闡釋的學科,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借鑒意義。闡釋學經曆了神學闡釋學——古典闡釋學——一般闡釋學——本體闡釋學的演變過程,實現了從方法論到本體論的轉變。以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和狄爾泰(Dihery)為代表的傳統闡釋學滲透著濃厚的客觀主義精神,追求原文“唯一正確”的本意;進入20世紀以後,以海德格爾(Heideggar)和伽達默爾(Gadamer)為代表的現代哲學闡釋學衝破了科學主義的桎梏,尋回了闡釋者的主體性與創造性。尤其是伽達默爾在1975年的《真理與方法》(Truth and Method)一書中提出的“偏見”與“視閾融合”原則不僅揭示了文學翻譯的實質,而且為翻譯研究帶來了有效的新途徑。

翻譯即解釋,翻譯過程需要譯者發揮主觀能動性,是一種譯者通過文本與作者對話的過程,是主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呂俊,2000:51~52)。那麼翻譯研究就必須把翻譯主體——譯者置於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係統分析其對翻譯的決定性作用。伽達默爾的“偏見”與“視閾融合”為我們重新審視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誤讀與文化過濾提供了有效的理論視角。本文欲在伽達默爾“偏見”與“視閾融合”原則的指導下,通過對比霍克斯與楊憲益夫婦對《紅樓夢》第五回中描寫奇女子妙玉命運的曲子《世難容》的英譯,分析霍克斯在翻譯中的誤讀與文化過濾,探討其主體性的發揮。

二、 兩個譯本對原曲信息處理方式的對比

《紅樓夢》第五回“遊幻境指迷十二釵,飲仙謬曲演紅樓夢”在全書中地位舉足輕重,該章的核心《紅樓夢十二支曲》是全書的縮影,是對整部巨作中主要的、比較有身份和代表性的女子命運的總括,是全書的魂。其語言凝練、字字珠璣、意蘊深遠、形韻優美,高度濃縮了曹雪芹非凡的才藝,素享盛名,這無疑給譯者帶來了莫大的挑戰。其中《世難容》一曲高度概括了大觀園女尼妙玉的形貌、氣質、性情、內心的矛盾與悲慘結局,行文或比或歎,詞句優美,節奏和諧,句式富於變化又不乏工整。原曲如下:

氣質美如蘭,才華阜比仙。

天生成孤癖人皆罕。

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視綺羅俗厭。

卻不知太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

可歎這,青燈古殿人將老。

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

到頭來,依舊是風塵肮髒違心願。

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

又何須,王孫公子歎無緣。

以下從微觀與宏觀兩個層麵把楊憲益夫婦與霍克斯的譯文進行對比: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楊氏在翻譯此曲采用了直譯,沒有“丟下一個零件” ,可以看做原曲的摹寫本;而霍克斯以一般的廣大讀者為對象,為了減少語言、文化、宗教等阻礙,據於西方原有的偏見,采用“歸化”策略對原曲進行了誤讀與文化過濾,或增或減或改以求視閾融、傳其精神,達到文化適應,從而把這首曲子給予他的快樂傳達給英語世界的讀者,為原曲在異文化獲得第二次生命,也為中國文學在西方的傳播及接受作出了巨大貢獻。下麵從偏見與視閾融合兩原則詳盡分析霍克斯在翻譯中表現出的誤讀與文化過濾,並探討其主體性的發揮。

三、 偏見與誤讀

伽達默爾從海德格爾的闡釋學思想出發,把海德格爾的理解擴展到存在性,前結構深化成“偏見”,並聲稱“偏見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錯誤的,實際上,我的存在的曆史性產生著偏見,偏見實實在在地構成了我的全部體驗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見即我們對世界敞開的傾向性”(Gadamer,1975:262)。在理解的過程中,人們無法根據某種特定的客觀立場,超越曆史時空的現實境遇去對理解對象進行客觀理解(屠國元、朱獻瓏,2003:11)。每一個讀者都不是帶著一片空白走進一個文本的,都帶著偏見即先有、先在、先識的“前結構”走進一個新文本的,這種偏見包括我們在生活經驗中形成的價值觀、審美觀、社會、文化、曆史民族語言、地理環境等,是“由預言、經驗、記憶、動機、意向、直覺甚至潛意識這些主體性很強的因素構成的”(呂俊,1999:36)。因此“一千讀者,一千個哈姆雷特 ”;一部《紅樓夢》 “經學家看到了《易》,道學家看見了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偏見本身可以看做是人們創造力的表現,突顯了譯者主體性。正因為每一個譯者都帶著“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去理解原文本和文本本身的未定性、多元性和開放性,誤讀就不可避免。

誤讀有無意誤讀與有意誤讀之分。前者是由於譯者自身的素質和知識儲備的不完善造成的錯誤解讀,而後者是譯者受自己主觀動機支配,有意識地對源語信息進行加工、改造和曲解。伽達默爾把“偏見”分為“合法偏見”和“盲目偏見”,那麼以偏見為基礎的誤讀就會有積極誤讀與消極誤讀,前者有利於促進異質文化的交流,後者阻礙跨文化的傳達與接受。

每一位譯者一來到世上就受到本土宗教、曆史、文化、語言等的不斷浸染,逐漸形成他洞察世界所固有的偏見。這就決定了他在接受“異”文化時不可避免地按照自身的文化、傳統、思維方式、自己熟悉的一切去解讀它,並決定了他將對其如何選擇、如何割切、認識和解釋。(樂戴雲,1995:110)在中國,以“追求成仙、長生不老”為宗旨的道教曆史悠久、深入民心、影響深遠。楊憲益根據自己熟悉的一切把“仙”直譯為內涵意“長生不老”(immortals)。而霍克斯具有基督教是西方讀者的主流宗教意識,中國道教鮮為廣大英美讀者所知的偏見,在與異質文化碰撞時,就按照自身的文化、傳統、思維方式進行割切,有意曲解,將原曲中具有濃厚中國道教色彩的“仙”(immortals)誤讀成西方盛行的基督教中的“神”(gods),減少了文化阻隔,迎合廣大英美讀者的期待視野,充分發揮了譯者主體性,為推廣我國文學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是一種積極的誤讀。

除了以上微觀誤讀外,譯者翻譯時,由於自身本土文學規範、曆史文化的偏見,對原作的韻律、句式等宏觀層麵也會有意誤讀。韻律反映詩詞的音樂美。在中國,曲韻無論小令或套數,都是一韻到底,中間不換韻。《世難容》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全曲押“an”韻,而且除了6、8句,每一小句都押 “an”韻。在節湊上,基本每小句三頓,音樂感很強。翻譯時如何再現這種獨具漢民族文學色彩的音韻美就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霍克斯采用了以韻文譯韻文,但韻式與原曲不同的翻譯策略,其韻式為xaxaxbxbccddee,即前八行隔行押一個韻,後六行每兩行押一韻,盡管譯文與原文有一定的距離,但整體上譯文韻律自然和諧、富有音樂美。霍克斯這種對原曲韻律的有意識改造、曲解,不僅傳達了原曲的韻律美,而且符合英美文學規範,易於廣大英美普通讀者接受是一種創造性誤讀。相比之下,楊氏譯文著眼於原曲內容的傳達,而疏漏了音韻美。

在句式上,漢語詩詞每行都是一個意義相對的完整單位,句句之間相對獨立,依靠內在的邏輯聯係構成一個整體;英語詩歌常常一句連跨數行,通過一定的銜接手段如連詞、指示詞、重複等把上下行連為一邏輯性很強的整體。正是基於這一西方文學規範的偏見,霍克斯在翻譯此曲時,通過連詞(that,but,and)、分詞(adding)把前八行分成兩組,每組一個相對完整的意義,上下行文連貫;第9、10行兩行押一個韻,構成一個語義單位;最後四行構成一個複句,上下結構緊湊,整個行文連貫自然、渾然一體。這種行文模式廣為英美讀者熟悉,易於接受。霍克斯的譯文在行文句式上的加工、改造是一種完美的移植,發揮了主觀能動性,是一種積極的誤讀。而楊氏譯文雖在部分上下行間使用了連接詞,但整體上遵行中國詩歌的文學範式,每行獨立,不利於一般英美讀者的接受。

四、 視閾融合與文化過濾

視閾是一個在闡釋理論中與偏見緊密相關的概念。伽達默爾認為理解是曆史的,無論理解的主體——理解者,還是理解的客體——文本,都內嵌在曆史中。兩者都各有自己的視閾(Horizon)。理解者的特定視閾是他自己的曆史文化境遇所給予的;文本的視閾則是由特定曆史文化存在的個人在特定曆史條件下賦予的。由於時空差距及曆史情景變遷引起的差距,這兩種視閾間的間隔是無法消弭的。伽達默爾主張,理解過程應是兩種視閾相互交融以達到“視閾融合”(fusion of horizon),從而超越原本的視閾,達到一個全新的視閾。這一觀點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文學翻譯的實質,即在翻譯中,譯者應努力接近原作的初始視界,從而領悟原作者的本意。(謝天振,2000:55)譯者原有的“視閾”決定了他的“不見”與“洞見”,他總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帶入原文這個陌生的世界。於是翻譯不再是中性的、遠離政治及意識形態和利益衝突的行為,相反,翻譯成了衝突的場所。(劉禾,1999:36)在這裏譯者視閾與文本視閾相互碰撞、排斥,最後譯者免不了用譯入語文化歸化、過濾原文本;在源語文化與譯入語文化兩級之間做出選擇與取舍,過濾掉自身不理解、不需要的東西,這時譯者就必須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采取或增或減或改等多種手段對源語所蘊含的“異觀念”進行某種程度上的“改造”與“變形”,從內容、形式、文化意象等層麵對源語文本進行篩選與過濾,尋找到一個平衡度,最終達到“視閾融合”,讓原文的血脈在譯本中得到繼承,讓異域文本在新的文化語境中獲得再生。

譯者對原文解讀與信息傳遞時也不例外地受到本國文化強烈的文化過濾。因此,翻譯時文化意象的過濾也就在所難免。文化意象是一個民族智慧與曆史文化的結晶,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生存環境、曆史典故、文化習俗會形成其獨有的文化意象。“梅、蘭、竹、菊”在中國被譽為“四君子”,古往今來享有盛名。蘭花以其枝葉淡雅、花朵幽香清新,生於幽穀的獨特東方格調備受文人雅士的青睞,是“高潔、典雅、堅貞不渝”的象征,蘭花文化在漢民族源遠流長。而且在中國,蘭花與佳人有著不解之緣,“絕代佳人,幽居在穀”就是描寫佳人如蘭花般的清雅、脫俗。曲中主人公妙玉恰是大觀園裏精心移植的一株“空穀幽蘭”。楊憲益的視閾中蘭花文化根深蒂固,翻譯是不可能視蘭不見,采取直譯以保蘭。而在霍克斯看來蘭花僅萬花之一,遠不及玫瑰、水仙花、百合花帶來的視覺衝突,隻是用來表達妙玉的形貌美;而且考慮到廣大英美讀者固有的文化背景及思維方式,不僅不能把“蘭花”與“佳人”聯想到一起,甚至感到迷惑,蘭花的高潔、雅致更是天外之物。正是基於自身及譯文讀者的原有視閾,翻譯時為了幫助讀者克服閱讀時的文化障礙,霍克斯有意識地進行了文化過濾,把“蘭”(orchid)淡化成上位詞“花”(flower),完全削掉了具有濃濃漢民族文化意蘊的文化意象“蘭花”,隻傳達妙玉的形貌之美,而舍其氣質之高雅。

同樣,“綺羅”作為中國獨有的製作華服麗裳的材料,在漢文化中象征著富貴豪門,隻有有錢有勢人家的小姐才穿綺披羅、戴綢掛緞。楊氏翻譯時,用“綺羅”(silken)修飾衣服(raiment),保留了原曲的文化意蘊。然而,英美國家的讀者沒有這種曆史文化積澱,對“綺羅”並沒有太多的認識,不會對其浮想聯翩,遠不及“蕾絲”帶給他們的美感及質感。霍克斯翻譯時潛意識地采用淡化手法隻譯出內涵意即華麗服飾(gaudy dress),力求消解文化差異帶來的“文化不適應”。

“紅粉”“朱樓”“春色”在中國象征著“美好”“欣欣向榮”,三詞連在一起,一幅富貴人家的妙齡千金身處華室麗閣怡然優雅地欣賞無限春光的圖片便在人們眼前展開。 “紅粉佳人”“朱樓閨閣”“春色滿園”帶給人們無限美好的遐想,古往今來,多少詩、詞、曲、賦寫到“紅粉”“朱樓”“春色”。楊氏采取了逐字翻譯手段,將其譯為“her powder and red chamber”。可是,“紅粉”“朱樓”這兩個意象在英美文化中卻是陌生的、異質的,是一種文化缺失,英美讀者不可能把“紅粉”“朱樓”與佳人、富貴連在一起。相比之下,“春”代表“美好事物”廣為西方人接受,盡管中西方對春的認知不盡相同。鑒於這一大的曆史文化背景,霍克斯在翻譯時就改造了異文化的一些因素,吸收異文化有用、能與自身文化傳統相結合的部分(孟華,1995:125~126),隻取“春色”,濾掉“紅粉”“朱樓”,並增加一詞“sweets”來明晰意蘊。在這一刪一增的文化過濾中,霍克斯始終根據自身的視閾 ,立足譯文讀者,進行創造性叛逆,充分發揮其譯者主體性。

五、結語

伽達默爾的哲學闡釋學為誤讀找到了合理的哲學理據。誤讀的產生使文本的闡釋呈現多樣性,賦予譯者與原作者同等的創造性地位,使其在自身的偏見中構建不同的文化。這一過程中,譯者總是把自己熟悉的視閾帶入原文本視閾,帶著強烈的譯入語文化進行有意識的文化過濾,采取多種策略把自己從原作及原作者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及主觀能動性,力求即使帶著鐐銬跳舞,也要舞姿優美。但正如前文分析所述,譯者主體性的發揮並不是杜撰、隨心所譯的借口,譯者應做雙語、雙文化的媒介,避免無意識或惡意誤讀及歪曲的文化過濾,阻礙異質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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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紅芹: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生)政治文本中冗餘信息的英譯研究謝千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加強了與世界的聯係,經濟迅猛發展,國際地位也迅速提高,越來越多的想要了解中國, 政治語言翻譯顯得更加急迫和重要。政治文本不可避免地受到漢語語言特征的影響,即講究詞語整齊、對仗、辭藻華麗等,因此政治文本的語言顯得不再簡練,給人一種累贅冗餘的感覺。在跨文化交際中,若忽視英漢語之間的表達差別以及西方受眾對政治文本信息的需求,將源語中的冗餘信息一一翻譯成英語,將會很大程度影響交流,不利於對外宣傳。本文就政治文本中冗餘信息在翻譯中的處理進行探討。二、冗餘信息概述

冗餘(redundancy)這一重要概念最初由美國通訊家兼工程師香農(Shannon)於1948年提出,他闡釋了信息在傳遞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噪音的幹擾,為了保證信息接收者能接收到正確、有效的信息,必須在原信息中加入比實際需要多一些的信息,即超過傳遞最少需要量的信息,這部分多餘的信息就是冗餘信息。冗餘可以看做是彌補信息在傳遞中由於噪音幹擾所受的損失的一種有效途徑,也就是說,它在信息傳遞中可以確保信源和信宿之間的理解,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冗餘是語言的一個普遍現象,不管是書麵語還是口頭語,方言還是普通話,英語還是外語,冗餘信息都是大量存在的。語言的冗餘性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語義複現和語義蘊涵。語義複現指的是同一語言單位、同一單位、近義單位和指代詞項的複現;語義蘊涵指的是一個語言單位負載的信息包含另一語言單位負載的信息。冗餘信息的出現有它自己的價值,它常常出現在一些特定的文體中,比如演講報告、詩歌等等,用來給人勻稱平整、音節整齊、韻律和諧的感覺,並且可以增強語言的感染力,使讀者或聽眾達到共鳴的效果。因此,在語內交際中,為了交際成功,人們會將信息源的發出量適當地增加,預防傳遞過程中的損耗。然而在語際交際中,由於兩種語言固有的差異,如果把源語中適度的冗餘成分一一地搬到目的語中,則會破壞目的語的語言結構係統,對交際造成一定影響。

三、政治文本中冗餘信息的功能

政治文本從文本類型來說,它屬於信息型文本,是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各領域的反應,文本負載著重要的信息;但政治文本同時也屬於呼喚型文本,由於它表達的情感性和鼓動性,它的冗餘度比較大。但是政治文本中冗餘信息的存在有它一定的功能。

(一)語法需要。為了語法的完整,漢語常常使用一些範疇詞,比如“現象”“事業”“狀況”“水平”“問題”,等等,這些詞沒什麼實際意義,但它們又不可或缺,主要是漢語的語法需要決定其存在的。

(二)修辭需要。為了滿足修辭需要,增強語言的表現力,政治文本常常運用多修飾語,在篇章中表現為采用重複和反複的修辭手法。這些修辭手法背後蘊含著眾多的冗餘信息。

(三)結構平衡需要。漢語講究句子的平衡美和韻律美,因此,詞彙結構和句子結構多體現為平衡對稱,這樣就產生了不少同義結構和近義結構。比如:“兢兢業業”“千方百計”“長治久安”等等。

四、政治文本翻譯中冗餘信息的處理

人們常常把冗餘和一些帶有負麵色彩的詞語聯係起來,比如說重複、囉嗦、贅述、廢話等。從形式上看,冗餘確實等於多餘,但在我們的交際過程中,冗餘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在翻譯中為了實現交際對等,要恰當地處理這些冗餘信息,而翻譯好這些冗餘信息的關鍵是掌握好英漢語之間的差別,弄清冗餘信息產生的原因。冗餘信息的產生主要和漢語講究文采,喜歡采用繁複的華麗之詞有關;英語主張直觀明快的描寫,漢語中某些習慣表達法含有適度的冗餘成分,若逐詞對應譯成英語,會使譯文讀起來不符合英語表達習慣。在這樣的情況下,譯者應該靈活運用這種手段,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運用不同的翻譯技巧來處理這些冗餘信息,使譯文符合英文行文習慣和讀者的審美情趣。本文以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作為語料來源來探討冗餘信息的翻譯。

(一)省略

漢語裏的範疇詞,其本身沒有什麼具體意義,隻是重複地概括已表達的意思,如“現象”“趨勢”“事業”“問題”“狀況”這類詞表明事物的範疇或屬性,大多是出於語法需要,而沒有實質性內容。如果把他們搬到英語中勢必冗餘,因此在翻譯時可將這些範疇詞省去不譯,以使譯文簡潔,符合英文的表達習慣。

例1大力發展公共體育事業,廣泛開展全民健身運動,提高人民的身體素質。

We will energetically develop recreational sports, launch an extensive exercise campaign for the general public, and improve the peoples health.

例2有效擴大了內需,很快扭轉了經濟增速下滑趨勢。

We effectively boosted domestic demand, and quickly reversed the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

上述例子中的範疇詞“事業”“素質”和“趨勢”就采取了省譯的策略。

漢語中,在動詞前加上肯定性評價已成為表達習慣,如“認真貫徹”“積極推進”“進一步增強”“新增就業”中的修飾語,無論必要與否,人們都喜歡在這類動詞前加上這類修飾語。這類修飾語大多是出於修辭的需要,與漢語的表達風格有一定關係,在翻譯中,可以將這些多餘的修飾語省略。

例3壯大縣域經濟,大力加強縣城和中心鎮基礎設施和環境建設。

We will strengthen county economies, improve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ounty towns and hub towns.

例4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推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取得新進展。

We will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s and work for further progress in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例5新增510萬沼氣用戶,新建和改造農村公路38萬公裏。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methane gas users by 5.1 million, built and upgraded 380,000 kilometers of roads

上述例子中,“大力”“積極”“新”都是多餘的修飾語,這類詞在句中加強了語勢,但並未傳達新信息。在翻譯中,如果照直譯成英語就會破壞譯文結構,讀起來也感到別扭,讓受眾不知所雲。因此在翻譯中可以省去不譯。

(二)融合

範疇詞的翻譯除了可以采取省略的方式外。還可以采用變通的方式,進行信息重組。比如:

例6抓好節能、節水、節地、節材工作。

We will save energy, water, land and materials.

政治文本中由於重複產生的冗餘信息比較普遍,重複主要包括同義重複和同詞重複。同義重複指的是漢語中常連續使用兩個或多個同義或近義的部分,尤其是結構相似、含義相同的兩個四字詞組或單個的四字對偶詞組。漢語含有大量的四字結構,疊詞以及其他語義重複結構,以使文字有節奏感,生動活潑,提高修辭效果。然而這些結構往往前後意義重複,詞語對稱,如果不考慮這些文字特點翻譯這種重複時,可采取融合的方法,隻需要將其中一個部分的意思翻譯出來。例如:

例7兩岸關係持續改善和發展,給兩岸同胞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The constant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s relations brought real benefits to our compatriots on both sides.

例8我們堅信,全體中華兒女同心協力,祖國完全統一的宏偉大業一定能得以實現。

We firmly believe that with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we will achieve the complete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例9撫今追昔,偉大祖國的輝煌成就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極大地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we made in that time have greatly boosted the confidence and pride of the people, strengthened the cohesiv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上述例子中,“實實在在”被譯成“real”,“同心協力”被譯成“the concerted efforts”, “向心力和凝聚力”譯成“cohesiveness”, 這樣更符合譯語的表達和思維習慣。

同時,漢語為了講究句子的平衡、氣勢、韻調,常使用排比、對仗、重複等同詞重複修辭手段。在翻譯這些同詞重複結構時,譯者可靈活采取各種手法,比如替代、融合,用英語的代詞、名詞或其他成分代替漢語中重複的部分。例如:

例10要加強與各參展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的合作,把上海世博會辦成一屆成功、精彩、難忘的盛會,辦成一屆促進人類文明進步,促進科技創新,促進我國與世界各國交流合作,共同發展的盛會。

We will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all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make the Expo a successful, spectacular, and unforgettable event, and one that promotes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例11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切實解決中小企業特別是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

We will expand channel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obtain financing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ir financing problems, especially those of small enterprises.

上述例子中,譯文分別用“one”“those”來替代原文中重複的部分。

(三)複製

冗餘並不等於廢話,有它自己特有的功能,在這裏主要指它的修辭功能,因此,在翻譯過程中也應當考慮冗餘信息的修辭功能,可以將原文的修辭複製到譯文中來。原文中使用重複結構,譯文中也可以使用重複結構,這樣便容易達到功能對等。

例12優化利用外資結構,鼓勵外資投向高端製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鼓勵跨國公司在華設立地區總部等各類功能性機構,鼓勵中外企業加強研發合作。

We will optimize th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encourage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in high-end manufacturing, new-and-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and the new energy, energy-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ies; encourag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o set up regional headquarters and other functional agencies in China; and encourage Chinese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MD.

五、結語

由於語法需要,修辭需要和結構平衡需要,漢語常常會出現一些冗餘信息,在政治文本中表現尤為突出。範疇詞、多餘的修飾語、同義重複以及同詞重複現象比較嚴重,在翻譯中,譯者應當綜合考慮兩種語言的差異,采取省略、融合、複製等不同的方法來處理這些冗餘成分,以使譯文更好地進入譯語文化係統,避免中式英語的出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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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千: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生)翻譯理論與實踐的跨學科意識王慧琳 一、引言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全球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的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隨之而來的是翻譯活動的日益繁榮,翻譯理論的百家爭鳴以一種主導理論號令世界翻譯界的局麵已一去不複返,取而代之的是衝突、對抗、互補和多元的翻譯研究格局。

在這一過程中,翻譯方法、翻譯手段、翻譯研究角度等的變化和創新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即跨學科性。各國翻譯理論家的視角超出了文本內微觀和語言層麵的精細分析,從哲學、文化學、語言學、符號學、及人類學、信息論、社會學甚至心理學、計算機科學等跨學科領域對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進行探討。翻譯實踐的對象從文學作品擴展到廣告、法律文件、商貿文件、規章製度、科技文獻等。不僅如此,翻譯研究還吸引了眾多的哲學家、語言學家、文學理論家和文化研究學者,甚至包括社會學家、自然科學研究者和政治學家的關注。翻譯已從純粹字麵意義的轉述變為文化的翻譯和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