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她會從北京來看我。她要是會來，豬都會飛。
2. Stuart is never popular among girls, because he looks like a hog in armor.
斯圖亞特一向不討女孩子的歡心，因為他看起來就像一頭穿著盔甲的豬。
3. The still sow eats up all the draff.
豬玀不聲張，豬食偷吃光。
4. Draff is good enough for swine.
喂豬隻需用豬食。
5. He steals a hog, and gives the feet in alms.
把人家的肥豬給宰殺了，又去施舍豬蹄。
6．He who scrubs every pig he sees will not long be clean himself.
見到豬就擦洗的人自己也幹淨不了多久。
7．Pigs love that lie together.
豬喜群居。
8. Root, hog, or die.
豬，快拱，不然就餓死。
9. You can put lipstick on a pig, but it is still a pig.
給豬塗上口紅,它還是豬。
10. A hog in a silk waistcoat is still a hog.
豬學人樣 隻是徒勞。
（二） 意譯法
由於英漢兩種語言和文化差異的影響，譯者為了不造成目的語讀者理解上的混亂，有時不得不舍棄原文的字麵意義，保留原文的深層內容。這時譯者采用的翻譯方法就是意譯法，這種翻譯方法能使譯文更符合譯語讀者的思維方式、審美心理和表達習慣。
在英漢語中，不少有關豬的習語的比喻已經失去了其原有的聯想意義，很難使讀者把這些語言表達與豬這種動物聯係在一起。譯者要是生硬地逐字逐句地翻譯，譯文將會顯得突兀而僵化。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隻需把這些習語所表達的意義翻譯出來即可。意譯法不拘泥於原文形式或原文形象，而是著重正確表達原文的內容。
1． Seeing the wonderful dinner, the girls could not help making pigs of themselves.
一看到桌上的佳肴，姑娘們都忍不住狼吞虎咽起來。
2． After walking for an hour, I was sweating like a pig.
走了一個小時我就汗如雨下了。
3． If that tear is supposed to be mended, youve made a right pigs ear of it.
如果認為那個裂口可以補好的話, 那你就把事搞糟了。
4． Being from a rich family, he lives like a pig in a clover.
他出身於富豪之家，生活很是奢侈。
5．He bought a car second hand. When he tried to drive it, he regretted that he had bought a pig in a poke, because it did not work.
他買了一輛二手的車，等他要開的時候，他才後悔自己瞎買東西，因為車根本就走不了。
6． In a pigs eye will I ever apologize to him.
我是絕對不會跟他道歉的。
7． Every time my father and my mother are quarrelling, I would find myself pig-in-the-middle，because both of them want me to be on his or her side.
每次我爸媽吵架，我總發現自己被無辜地夾在中間, 因為他倆都要我站在他或她那一邊。
8． The teacher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e best teacher can not make a silk purse out of a sows ear, an excellent singer out of Edward.
朽木不可雕，老師最後意識到再優秀的老師也不可能把一個愛德華教育成一個出色的歌手。
9．His parents went the whole hog to prepare a big birthday party to make him happy.
他全心全力為他辦一個盛大的生日晚會讓他高興。
10．The kids went hog wild, chasing the poor puppy all around the house, then fighting over who got to hold it, pet it and give it a bowl of dog food.
孩子們簡直高興得發瘋，把可憐的小狗追趕得滿屋子團團轉，接著又爭著搶著要抱它，撫摸它，並給它吃一碗狗食。
11． People always believe that those who have had studied in university would live high off the hog.
人們總以為上了大學的人以後就能過上好日子。
12． I had to swerve when that road hog overtook me and cut in front.
當那個玩命的司機駕車強行超車搶在我麵前時，我隻得急轉彎。
Many inexperienced drivers who have a tendency to hog the road always get tickets.
許多缺乏經驗而阻塞交通的司機常常被開罰單。
13．Look, she is hogging all the apples. Can she eat all at the same time?
瞧！她一個人把蘋果全都給占為己有了，她一下子能吃得下那麼多嗎？
14． We dont kill a pig every day.
我們不是天天設宴行樂。
15. Many people may like to tell Sister Furong that she can put lipstick on a pig but it is still a pig.
很多人都想對芙蓉姐姐說：“豬八戒再怎麼打扮也還是豬。”
16. This old woman brought her pigs to a fine market.
這個老婦人做了虧本生意。
（三）套譯法（或替換法）
在英漢兩種語言和文化中，中國人和英美人有很多共同的聯想意義，但有時英語文化中的表達方式不符合中國人民的語言習慣。這時我們就可以用漢語中表達相同或相似文化內涵的動物來替代，或者直接套用一個漢語中約定俗成的習語或諺語。套譯法不僅尊重了兩種語言中的文化習慣，而且不失卻原文中所包含的文化寓意。
1. He tried to read a poem of Keats, but it was casting pearls before swine.
他試著給她讀一首濟慈的詩，但這無異於對牛彈琴。
2. You cannot make a silk purse out of a sows ear.
粗瓷碗雕不出細花來。
3．Feed a pig and you’ll have a hog.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四、 結語
在英漢語文化中，有關豬的習語和諺語具有各自的曆史文化淵源和濃厚的民族文化色彩。這充分體現了英漢語中各自獨特的文化韻味。對英漢語中豬所代表的文化內涵的了解和對有關豬這種動物的習語的掌握有助於兩種語言、兩種文化的溝通和交流。因此，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譯者應該在英漢兩種文化背景基礎上尋求兩種語言的最佳文化切合點。隻有這樣，才能在有關豬的翻譯實踐中做到既傳達了各自的文化內涵，又不失卻兩種語言文化各自的獨特色彩。
參考文獻
［1］Christine Ammer. 這樣的貓和那樣的狗——妙趣橫生的英語動物習語［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
［2］包惠南.文化語境與語言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
［3］蔣磊.英漢習語的文化關照與對比［M］.北京：北京知識出版社，1991
［4］李延林等.英語文化翻譯學教程［M］.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03
［5］李延林等.英語文化翻譯學實踐教程［M］.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03
［6］徐超墀. 英諺譯介［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
［7］袁玲麗. 豬有何辜？ 海外英語，2007（1）
（文華珍：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生
李延林：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翻譯目的與目的實現——林紓翻譯研究
張龍寬楊麗麗一、導言
美國著名女作家哈裏特·比徹·斯陀的小說Uncle Toms Cabin 有兩個中文譯本，一為林紓和魏易合譯的《黑奴籲天錄》，另外一個是黃繼忠翻譯的《湯姆大伯的小屋》。對於這樣一部小說的兩個不同的譯文，翻譯界曆來就有不同的評論，可謂是毀譽參半，看法不一，甚至表現出尖銳的對立。應該如何看待這兩個譯本，對其作出正確的評價是本文想要完成的任務，因為這對翻譯會有很多的啟示。
評價一部譯作，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標準去衡量，傳統的做法是看譯文對原文的忠實是否做到了信、達、雅。但是闡釋學的研究已經證明對原文的理解總是存在個體的差異，百分之百的忠實無法達到，爭議不可避免。在這樣的情形下，翻譯目的論的出現也就是理所當然的結果。借用翻譯目的理論，從譯者的目的和譯作產生的實際社會效果作出的評價應該是科學的，才是靠得住的，因此本文是以此作為切入問題的途徑。
二、不同的翻譯目的
關於《黑奴籲天錄》的翻譯目的，林紓在該書的序言和跋中已有明確的交代。他寫道：“方今囂訟者，已膠固不可喻譬。而傾心彼族者，又誤信西人寬待其藩屬，躍躍然欲趨而附之。則吾之書足以儆醒之者，寧可少哉”（林紓， 1981:1）！就這些話來看，林紓翻譯該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警醒他人，這些他人又是指那些相信西方人會寬待他人，因而對彼族躍躍然而附之的人。為什麼要警醒這些人，又是因為這些人和林紓持有不同的政治見解，而林紓則是想讓這些人通過閱讀該書而改變看法，接受他的觀點。那麼林紓究竟又是什麼觀點呢？
“則吾書雖俚淺，亦足為振作誌氣，愛國保種之一助。海內有識君子，或不斥為過當之言乎”（林紓，1981:206）？在這段跋語中，所謂“吾書雖俚淺”是說該書的語言表達問題，也許是譯者的自謙，可另作討論。但譯者的政見和譯書目的則是清楚無誤的。譯者翻譯此書其實是“振作誌氣”和“ 愛國保種”。要“ 愛國保種”說明了林紓具有一種深刻的憂患危機意識，這是因為林紓生活的晚清，中國積貧積弱，不斷遭受到西方的奴役和侵略，國已難保，民族生存已受到了威脅。在這樣的曆史環境下，要保國就首先要愛國，從這點看我們說林紓是一個愛國者是無可懷疑的。但我們還應該對林紓這個人有所了解方可知道他是如何“振作誌氣”，從而才能更準確地明確其翻譯該書的真正目的。從有關的文獻中可以發現，林紓出身於封建的一個官宦之家，是個自幼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後期又參與了李鴻章的洋務運動，這樣一個人自然有一種愛國情懷。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對西方也是有所了解的。過去認為了解西方的人就會接受西方先進的科學與文化而成為一個社會改革家、造反者，但林紓卻不然，他恰恰是想通過翻譯來說明西方社會並不比中國社會好。在西方那樣的社會中，人們的生活其實是更悲慘，事實上林紓就是一個想維護封建社會的愛國者，否則就無法說明他選擇譯此書的目的。
而黃繼忠翻譯此書的目的則完全不同了。黃繼忠的翻譯雖然說是在1982年才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但他的翻譯則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1958年完成的。那麼，黃繼忠的翻譯目的是什麼？他雖然沒有明說，但卻是可以分析出來的。這時的中國已經擺脫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不存在一種民族危機感。再說是“激發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鼓勵人們保家衛國，反抗帝國主義”已經失去了把握。我們認為黃繼忠翻譯該書的目的可能有這些：（1）有鑒於林譯本在曆史上發揮的作用和存在的問題，有必要拿出一個更好的譯本；（2）因為原譯本使用了古文，不適合當代讀者的閱讀，提供一個現代漢語白話文的譯本；（3）改革開放促進了中國的發展，而要開放交流就需要對西方有所了解。一部表達規範、語言流暢、充滿西方文化特點的藝術作品才能滿足讀者的需求。正是因為這些原因，才需要對該書進行重譯，而黃譯本的被接受也恰好驗證了我們的上述判斷。
三、兩譯本的不同翻譯策略及其接受效果
從理論上來說，不同的翻譯目的自然會影響譯者對翻譯策略的選擇，這是毫無疑問的。但譯者個人的諸多因素也會對譯作的翻譯策略產生影響，這是可以從兩個譯本的翻譯表達中得到證明的。
林譯既然以“愛國保種，警醒他人，以振誌氣”為翻譯之目的，他當然就應該感動讀者，說服讀者，不會計較詞、句、形式的對應和意義的完全忠實，他是借原作為依托而行達己意之實，因此他敢於在不通英語的情況下承擔起譯者的任務，而且還非常的自信。他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歸化，他相信自己的表達能被讀者所理解和接受。對此錢鍾書先生已有評價，把他的翻譯說成是“入了化境”，做到了“不顯山，不露水”，歸化到了“無斧鑿之痕”的程度。例如：
1.“Evangeline St Clare,” said the little one, “though papa and everybody else call me Eva. Now, what’s your name?” (Stowe, 2002:137)
林譯：夜娃曰：“吾本名夜樊琪琳，而吾父母縮吾名，節吾字，呼曰夜娃。然汝名誰耶？”（林紓， 1981：68）
2.“O! ou! aw! now, I want to know?” said the good man, pitifully; “sho! now, sho! That’s natur now, poor crittur! hunted down now like a deer-hunted down, jest for havin’ natural feelin’s, and doin’ what no kind o’ mother could help a doin!” (Stowe, 2002:87)
林譯: 範聞言愴然曰：“此奴力衛其子，真天性也。”（林紓， 1981：41）
有評論者認為，林譯對原文進行了大量的省略，也有隨意的增添，似乎是對原作的不負責任，當然也就是不忠實。這種指責雖屬事實，但卻是建立在結構主義對應的基礎之上來說的，不應該說就正確。因為就漢語的行文表達習慣和效果而言，那些被省去的成分其實也不重要，省略了，譯文反而更加簡練緊湊，譯出來則頗不倫不類。林譯不著眼細微末節，“得其意而忘其形”，開一代譯風之先，雖說是偶然，實屬必然。其功不可沒，因為如果真要做“文學翻譯”，就必須這樣做不可。
黃繼忠的翻譯目的已作說明。有明確的目的決定其翻譯自然會采取一種異化的直譯策略。因為不這樣做就無法在忠實原文意義的基礎上實現其介紹傳播西方文化之目的。而這樣做自然就會有與林譯完全不同的譯文出現了。例如：
3.He was very tall, with a dark, Spanish complexion, fine, expressive black eyes, and close-curling hair, also of a glossy blackness. His well-formed aquiline nose, straight thin lips, and the admirable contour of his finely formed limbs, impressed the whole company instantly with the idea of something uncommon. (Stowe, 2002:101)
林譯：其人長身玉立，貌類西班牙人，而警覺處，能以目聽，以眉語。發螺紋作濃黑色，準隆，頤豐，唇丹，支體停勻，骨幹魁岸。當其入門，眾人均詫以為貴人。（林紓， 1981：48）
黃譯：此人身材魁梧，有西班牙人那樣的黑皮膚，一雙黑眼睛清秀而傳神，短短的鬈發黑得發亮。他生就一隻端正的鷹鉤鼻，兩片扁扁的薄嘴唇，四肢勻稱，風度翩翩，眾人立刻覺得此人非尋常之輩。（黃繼忠，2009：101）
比較發現，林譯以晚清中國人習慣的措辭傳達描寫人物形象，迎合了讀者的接受習慣。而黃譯則顯然更加生動具體，給讀者留下的印象也更加深刻。
四、譯本評價
在不同的翻譯目的的作用下，同一個原文出現了兩個差異懸殊的翻譯文本。我們該對其做如何的評價呢？
張南峰認為：“清朝末年，中國的文化多元係統因外國侵略而開始出現危機或者真空，於是需要借助翻譯來填補，但在危機出現之時，古文的語言文學係統在中國的語言文學多元係統中的中心地位依然穩固，在嚴複、林紓以及他們的讀者的心目中依然至高無上，因此他們必然要遵守目標文化的語言、文化規範，製造出‘可接受性’甚高而‘充分性’頗低（即是頗不忠實）的譯文來”（張南峰， 2004:28~29）。
張南峰的認識代表著相當多的理論家的認識。在他們看來，林譯雖然有高的可接受性，但卻不忠實。
但錢鍾書先生雖然承認林譯有某些節略漏遺之處，他仍然給出了很高的評價。（參見其《七綴集》）錢先生認為林譯恰恰是不受原作結構的束縛，充分發揮了目的語優勢而達到了文學翻譯的“出神入化”的最高境界。
顯然評價的高低不同是因評價所采用的標準不同。張南峰采取的是“忠實標準”，錢鍾書看重的是語言的表達效果。如果我們不是采取統一的標準，而且不用曆史的全麵的態度看問題，認識就難以統一。
從目的論角度看，林紓雖然存在“忠實”不足的缺陷，但他的出版發行確實引起了轟動。擁有大量的讀者，使中國人對西方社會有了清醒的認識，也起到了警醒他人，喚起人民大眾愛國熱情的作用，目的已經達到，成績應該肯定。至於說他采用了古文也是在當時情況下的恰當的選擇，亦無可厚非。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用古文譯小說肯定是不合時宜，也還是在這一點上突顯出了黃譯本的價值和必要性，代表了當代翻譯的價值取向。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林譯本在對許多翻譯問題的處理方法上從正反兩方麵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借鑒，對其做更深入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它依然有其存在的價值和理由。
參考文獻
［1］Stowe, Harriet Beecher. Uncle Toms Cabin ［M］. Wordsworth Classics，1995
［2］ 黃繼忠譯.湯姆大伯的小屋［M］. ［美］ 斯陀夫人著.上海: 譯文出版社, 2009
［3］林紓譯.黑奴籲天錄［M］. ［美］ 斯陀夫人著.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1
［4］ 錢鍾書.七綴集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5］ 張南峰.中西譯學批評［M］.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
（張龍寬：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楊麗麗：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生）操縱與改寫：辜鴻銘英譯《論語》鄭廣榮 一、引語
辜鴻銘是清末民初馳名中外的文化名人和翻譯家。在晚清中國的知識分子推行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他卻逆向而行，大力向西方傳播儒家文化，成為第一個翻譯儒家經典的中國人。1898年，辜氏英譯儒經的第一部作品《論語》在上海別發洋行出版發行。他不僅增添了副標題“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話注釋的一種新的特別翻譯”（黃興濤，1996：344），還在譯文中利用西洋文化觀念和哲學名詞解釋儒經，增加了許多自己的理解。按照傳統的“信、達、雅”或者“忠實”“對等”的翻譯標準，他的譯文是不忠實的，其獨特的翻譯行為也得不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20世紀80年代，翻譯研究出現“文化轉向”，不再僅僅局限於語言層麵，而是將翻譯置於文化、社會、曆史的宏觀語境下進行探討，同時譯者的主體作用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因此，本文借鑒勒菲弗爾(Lefevere)的操控理論分析辜譯《論語》，解釋辜氏為何在“西學東漸”的社會主流下英譯《論語》以及其在操縱作用下改寫策略，還辜譯《論語》一個客觀的評價。
二、 理論基礎——改寫操縱理論
1985年英國翻譯理論家西奧·赫曼斯主編的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論文集問世，他在序言中寫到“從目標文學的角度來看，所有的翻譯都意味著為了某種目的對原文文本進行某種程度的操縱”(Hermans,1985:11)，第一次提出“操縱”為翻譯研究的新範式。安德烈·勒菲弗爾在此基礎上不斷發掘、補充、完善此理論。1992年，其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書出版，他在本書中引入了一個重要的概念“改寫”（rewriting）並在序言中全麵地闡述了其改寫操縱理論，“一切翻譯，無論其意圖如何，都反映了某種意識形態和詩學，據此，以特定方式在特定社會操縱文學發揮功能。翻譯就是操縱”(Lefevre,2004：preface)。
由此可見，翻譯不僅僅是語言層次上的轉換，更是譯者對原作所作的文化層麵上的改寫。翻譯是文學作品被改寫的方式之一， 通過改寫為文學作品所樹立的形象，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首先是譯者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有時是譯者本身所接受的，有時卻是‘讚助者’強加於他的；其次是當時譯語文學裏占支配地位的詩學(ibid,2004：41)。 因此，為了使譯本得到譯入語文化的認可與接受，譯者往往要遵循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和譯語環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詩學。
但是，由於譯者主觀能動性在翻譯過程中的介入，譯者不會完全被動地接受主流意識形態和詩學操縱，反而會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一定的主體性。譯者主體性的基本特征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查明建, 2003：22）。 它貫穿於翻譯活動的全過程，不僅體現在譯者對作品的理解、闡釋和語言層麵上的藝術再創造，也體現在對翻譯文本的選擇、翻譯的文化目的、翻譯策略和在譯本序跋中對譯作預期文化效應的操縱等方麵。呂俊也曾指出，翻譯過程的操縱力與反操縱力常常是伴隨出現的（呂俊，2002：53）。就辜鴻銘英譯《論語》而言，其翻譯選材是在其譯者主體性尤其是文化意識形態作用下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超越，而其譯文中對原文的改寫卻是其翻譯目的以及譯入語主流意識形態、詩學操縱的結果，體現了譯者受操縱和反操縱的對立統一。
三、 辜譯選材——譯者主體作用下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超越
在勒菲弗爾看來，意識形態泛指那些命令我們行動的形式、規範和信仰(Lefevre,2004:16) 。他進一步將意識形態分為顯性意識形態和潛在的意識形態，前者指社會生活中對譯者產生明顯操控作用的主流意識形態，後者指潛存於譯者思想中的個人意識形態(Hermans,1985:227)。所謂“主流社會意識形態”，簡言之，是指一個國家或社會裏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倫理、審美、價值觀等的傾向。
晚清時期，中國遭遇列強蠶食，滿清政府政治、軍事上進退失據，主權的淪喪不可避免地帶來包括文明話語權等其他各方麵平等權利的喪失；再者，漢學家、傳教士大肆製造、撒播東方主義言論，將中國描述成愚昧、落後、野蠻、守舊的帝國，為西方的殖民擴張、輸出文明製造口實。與此同時，國內“師夷長技”“鹹與維新”的現代化浪潮不斷高漲，出現了“西學東漸”社會主流；而西方列強則仗著軍事強勢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宣揚西方文化優越論，歧視中國文化，嚴重損傷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
辜鴻銘選擇逆社會主流英譯《論語》，是在其譯者主體性尤其是文化意識作用下對當時主流意識形態操縱的超越。辜鴻銘在歐洲留學數十年，“精於別國方言，邃於西學西政”，雖接受了係統的西方教育，但由於深受西方帶有文化保守主義性質的文學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對西方近世物質文明深深不滿，所以在未回國之前他就開始向往祖國強調道德和古典價值的傳統儒家文化，這為其後來形成儒家思想價值取向的世界觀提供了沃土，而早期著名維新派人士馬建忠和洋務派重要領袖張之洞則在其踏上通往儒家文化的道路產生了直接影響（王勇,2007:73）。
辜氏的愛國主義思想以及對儒家思想的篤信和捍衛促使其借助翻譯《論語》向西方人展示中國文化的價值和魅力，最終目的是消除他們對中華民族及其傳統文化的歧視，而給予理解與尊重。對此，辜鴻銘在《論語》譯序中明確表示:“借此表達這樣一個願望：即受過教育的有頭腦的英國人，但願在耐心地讀過我們這本譯書後，能引起對中國人現有成見的反思，不僅修正謬見，而且改變對於中國無論是個人、還是國際交往的態度”（黃興濤，1996：346~347）。
四、 操縱理論下辜氏改寫策略
勒菲弗爾認為，“一切翻譯都是改寫，無論其意圖如何，都反映了某種意識形態和詩學，據此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會操縱文學發揮功能。改寫就是操縱”（Lefevere, 2004: preface）。而且在很多情況下，“若語言學的考慮與意識形態和/或詩學性質的考慮發生衝突時，總是意識形態和/或詩學勝出，這一表現可見於翻譯過程的各個層麵”（ibid：39）。下文結合辜譯本中的實例分析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和詩學操縱下辜氏的改寫策略：
（一）意識形態操縱與辜氏改寫策略
在翻譯過程中，意識形態規定著譯者采用的基本策略，為譯者解決源語“論域”（universe of discourse，也稱為“文化萬象”，即原文中的社會文化因素，包括客觀事物、觀念、原作者熟悉的社會習俗）和語言表達(linguistic expression)方麵的基本問題提供決策（ibid：41）。當原文所描述的某些事實與讀者的主流社會意識形態相抵觸時，譯者往往舍“信”求順，以求得到讀者對譯文的接受。
在辜鴻銘所處的時代，西方文明正處於繁榮階段。“當一個文化係統處於或自認為處於世界文化強勢時，它是不善於接受異質事物的”(張南峰，2000:4)。要使其譯本得到處於強勢地位的西方文化的認可和接受，從而實現其宣揚儒家文化和文化救國的偉大抱負，辜鴻銘認為儒經的翻譯必須以譯入語讀者喜聞樂見的方式讓他們感興趣才行，這點在他的《論語》譯序中也有明確表示“努力按照一個受過教育的英國人表達同樣思想的方式來翻譯孔子和他弟子的談話”（黃興濤，1996：346）。
基督教是西方主流的文化意識形態，為了消解宗教信仰的衝突，讓西方人接受儒家思想，辜氏隻好在英譯《論語》時將儒家文化與基督教文化進行類比，在其外麵裹上一層西方人所熟悉的語言色彩。例如，他將《論語》翻譯為The Chinese Bible,將孔子的“弟子”譯成disciple(類似於耶穌的門徒)，將“天”“天命”翻譯為 “god”“the Laws of God” （上帝的律令）,把“聖人”譯為“holy men”（獻身宗教之人）等。
他還經常以夾注和腳注注釋的形式把中國的人物、地名、朝代、機構名稱等與西方的進行比較，如把顏回比作基督教福音中的聖約翰(the St.John of the Confucian gospel) ，把仲由比作基督教福音中的聖彼得(the St.Peter of the Confucian gospel )；把堯帝、舜帝、禹帝和武帝分別說成是中國曆史上的亞伯拉罕、以撒克、雅各布和所羅門(the Abraham of ［B.C.2356—2258］)、(the Issac and Jacob of Chinese history...)、(the Solomon of Chinese history...)；把周公說成是中國曆史上的摩西或梭羅(the Moses or Solon of Chinese history )。這樣，譯文符合西方主流社會意識形態，讓英語本族讀者不僅能克服語言上的障礙，還能克服意識形態上的障礙。
（二）詩學操縱與辜氏改寫策略
勒菲弗爾認為，詩學形態則指一種文學藝術的美學觀念體係，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文學手段、文學體裁、作品主旨、原型人物與情景、象征等的總和（inventory）；二是一種文學觀念，即文學在整個社會體係中扮演的角色或應該起到的作用。並且，詩學功能受製於意識形態，在意識形態的作用下在文學係統內產生功能(Lefevere, 2004：26~27)。在翻譯中，由於譯者心目中的意向讀者來自譯語係統，譯語係統的主流文學形式和當時社會流行的文學觀在很大程度上作用於翻譯文學創作的整個過程，譯作就在這種“作用”下發生變形。
辜氏為了使譯本順利得到接受，從文體風格、主題和文學功能上模仿歐洲19世紀文學大師，迎合目的語讀者的期待視野。他別具匠心地給他的《論語》英譯本加上一個副標題“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話作注解的新的特別的翻譯”。上文已經提到，辜氏的意向讀者是受過教育的有頭腦的英國人，而當時浪漫主義文學仍然流行於英國文壇，歌德等浪漫主義作家深受讀者的喜愛。 因此，為了引起讀者的興趣，辜氏改寫了原著題目，在譯文中引用了歌德、卡萊爾、愛默生、華爾華茲等非常著名的歐洲作家的話來注釋孔子的思想，通過征召這些歐洲讀者熟悉的思想係列，讓英國讀者接近和尊重中華文明，進而將中國文化推介於西方。試舉一例說明:他用歌德的話對孔子的“以約失之者鮮矣”進行闡釋:“You will find，on the average，fewer had economists in the country than in the towns; fewer gain in small towns than in Barge ones .Why? Man is intended for a limited condition.”通過將孔子兩千年前的思想與現代歐洲偉大的思想家相似的語言闡述聯係起來，從而有力地說明了儒家學說經久不衰的魅力和永恒價值。
為了盡可能消除英國讀者的陌生和古怪感，隻要可行，辜氏都盡量去掉所有那些中國的專有名稱。人名的處理方麵，除了孔子、顏回、仲由以及一些帝王的名字保留外，其他人的名字他均去掉，代之以解釋的方式，如孔子的弟子，一般翻譯為a disciple of Confucius，“孟懿子”被解釋為a noble of the Court in Confucius native State，“孟武伯”譯為a son of the noble mentioned above。辜氏對於地名的處理也采用了同樣的方式，沒有把地名翻譯出來，一般處理為“某地”。
此外，辜鴻銘譯文的篇章結構形式采用典型的英文模式，注重句子間的連貫性，注重穩定而嚴謹的動賓搭配的空間框架。如“堯曰篇”之二: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What are the five good principles to be respected?” asked the disciple.
Confucius replied,“First，to benefit the people without wast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Secondly, to encourage labor without giving cause for complaint; Thirdly, to desire for the enjoyments of life without being covetous; Fourthly, to be dignified without being supercilious; Fifthly, to inspire awe without being severe.”
辜鴻銘的譯文整個語段完全符合英語本族人的思維模式。從譯文結構上來看，辜鴻銘采用的是英文的“概括——具體”語篇結構形式，具體分析部分，他增添了原文中沒有的關聯詞First, Secondly, Thirdly，Fourthly和 Fifthly,使句子層次更為分明，且更符合英國讀者的思維習慣，能使英語本族人在讀譯文時沿著段落模式體會其內在的層次關係。
五、結語
本文借用操控學派(manipulative school)的代表人物勒菲弗爾(Lefevere)的改寫操控理論分析了辜譯《論語》。勒菲弗爾認為，“一切翻譯都是改寫，無論其意圖如何，都反映了某種意識形態和詩學，據此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會操縱文學發揮功能。改寫就是操縱” （Lefevere, 2004: preface）。翻譯是一種社會曆史現象，譯者的實踐必然受製於他所處的曆史語境，受到譯入語主流意識形態和詩學的操縱。但是，由於譯者主觀能動性在翻譯過程中的介入，譯者會在翻譯文本的選擇、翻譯的文化目的、翻譯策略以及譯作預期文化效應等方麵進行操縱。可見，翻譯是操縱與反操縱的對立統一。
通過分析辜譯《論語》時的社會曆史文化背境和其個人意識形態，作者認為辜氏選擇在“西學東漸”的社會主流下英譯《論語》主要是受個人意識形態的支配，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反操縱；通過分析影響辜氏英譯本產生的社會因素即意識形態和作品的內部環境即詩學因素，指出他對原文的改寫策略是譯入語的主流意識形態和詩學操縱的結果。從操縱理論角度看，辜鴻銘選擇英譯《論語》以及其改寫策略都有著深刻的曆史意義。
注釋
①本文舉例用到的《論語》原文均引自陳戍國編撰的《四書校注》一書；相應英譯文均引自黃興濤等譯的《辜鴻銘文集》一書中收錄的辜氏譯文。
參考文獻
［1］ Hermans,Theo.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New York: St. Martines Press Inc， 1985
［2］ Lefevere,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查明建，田雨.論譯者主體性——從譯者文化地位的邊緣化談起［J］. 中國翻譯, 2003(6):22
［4］陳戍國.四書校注［M ］.長沙：嶽麓書社，2004
［5］黃興濤.辜鴻銘文集［M ］.海南:海南出版社，1996
［6］呂俊.翻譯應從結構主義那裏學些什麼［J］.外國語，2002(5):48~54
［7］王勇.辜鴻銘及其儒經翻譯——從辜鴻銘儒經翻譯的動因看其翻譯策略［J］. 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07(4):73
［8］張南峰.特性與共性——論中國翻譯學與翻譯學的關係［J］.中國翻譯，2000 (2):4
（關廣榮：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