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政使作為省級行政長官，起源於元明時期，明朝太祖洪武九年（1376），撤銷中書省，隨後便陸陸續續分設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全國府、州、縣分屬之，每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與按察使同為一省的行政長官。清代初期，布政使一職正式定為總督和巡撫的屬官，也就是說布政使的直接上司是巡撫和總督。布政使專管一省的賦稅和人事，與專管典刑的按察使並稱為二司。
康熙六年（1667），朝廷又對官吏製度進行了輕微的調整，每省設立布政使一員，不分左右，是為從二品銜。布政使和按察使都相當於今天的省長一職，隻不過，於成龍之前的按察使一職是正三品，而布政使卻是從二品，較之以前又官升一級，由副省長升為了省長。布政使，大家顧名思義相信也能體會到它比按察使權力大多了，就是布置、實施一省的政事，總攬全省政務。布政使，說具體點的，他的職責分工包括：“宣化承流，帥府、州、縣官，廉其錄職能否，上下其考，報督、撫上達吏部。三年賓興，提調考試事，升賢能，上達禮部。十年會戶版，均稅役，登民數、田數，上達戶部。凡諸政務，會督、撫議行。” 全省官員的管理、科舉考試、財政、稅收等事務都在布政使的掌控之中。布政使衙門還設有：經曆、都事、照磨、理問、庫大使、倉大使等屬員。
於成龍在福建的時間遠遠不如在湖廣待的要長，湖廣待了整整九年，那是因為三藩之亂的特殊情況，被迫滯留，還有摯友加上司張朝珍的一致挽留，礙於情麵他才待了那麼久的時間。在福建省雖然二司長官職位都讓於成龍坐遍了，但是，任期並不是太長，按察使從就任到卸任才短短幾個月時間，布政使也是一樣，上任不到幾個月又被逐漸提拔，從而得以升遷，這已是他人生事業發展的高潮期，很得皇帝賞識，於成龍算得上是典型的大器晚成一例，上半生報國無門，瞅著瞅著都年過中年，沒想到等到四十五歲還能步入仕途，上升的速度還如此之快，出仕到今天坐上了布政使的交椅，轉眼間出仕已經十幾二十年了，十幾二十年時間不算太短，但也不算太長，從正七品知縣升到今天的從二品布政使已算的上是小有成就了。至少，從二品已經算的上是大員了，完全有資格進京麵見皇帝了，要是以前的知縣是絕對沒有這個機會的，知縣官階品級較低，很多知縣、知府幹了一輩子，給皇帝當了一輩子差，連皇帝長什麼樣都不知道，但是現在，於成龍算是拿到這個資格證了。布政使，作為從二品官，肯定是會被載入史書的，這是毋庸置疑的。
盡管，於成龍在事業上如日中天，年邁了，半條腿已經被埋入黃土之中，還能一升再升，他做官誌在為民做主，無論官位品級多低，他隻想將自己的畢生所學用到為民服務當中來，如今官位顯赫，但是於成龍並沒有因此而變的驕傲，他做到了不卑不吭、寵辱不驚，皇恩浩蕩，他不會辜負皇上對他的信任，更加不會辜負老百姓對他的希望。
在布政使任上的短短幾個月時間裏，於成龍還是很有一些成績，他將布政使一職的職責發揮的是淋漓盡致，百姓都看在眼裏，上司都記在心裏，對他的為人作風更是心服口服、欽佩有加。在布政使一任上，於成龍最著名的政績就是請求康親王求罷莝夫。由於對付三藩、震懾台灣延平郡王鄭經，數萬名八旗軍常年駐紮在福建省，隨時整軍待命。鄭經一旦有什麼異常的舉動，八旗軍也會迅速參入其戰鬥當中，以此來牽製鄭經的勢力。然而，數萬名士兵駐紮在福建，肯定是要吃飯的，不僅如此，戰馬也需要吃草料。當時，正處於兵荒馬亂，當官的都忙著治匪、殺賊、平叛，但是糧草問題也刻不容緩，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官員們除了打仗，置辦糧草也是不可怠慢的軍務。戰馬需要吃草料，但它們也挑嘴，草料帶回來後還要用鍘刀給它們細細的鍘過才肯吃。戰亂時期，人都吃不飽，八旗將士們哪裏還有心情去給馬匹鍘馬料。於是，八旗軍想到了對策，就是去從民間找勞力，讓年輕力壯的老百姓專門到軍營裏麵鍘馬料。八旗官兵想到這下有這些老百姓來幫助自己幹這些苦力，當然是樂意之至，恨不得找上幾萬人來。鍘馬料有了民間勞力，當然甚好，但民間百姓家的勞力又極度空虛，他們需要吃飯，需要養家，特別是家中有老人的更加需要年輕力壯的照顧。而且戰爭年代，士兵們吃的糧食，基本上都是從百姓家中征集過去的，現在因為軍中需要又肆意的征調他們的勞力，百姓可謂是苦不堪言。畢竟滿清朝廷入關不久，贏得民心很重要，清朝初期的順治、康熙兩位皇帝很是重視民生問題，將民生問題當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來辦。
皇帝深知治國之道在於民生，民以食為天，曆朝曆代改朝換代都是因為老百姓民不聊生沒有飯吃，這才起兵造反，從而釀成大禍。隻要穩定了民心，讓百姓解決了溫飽問題，社會才能夠穩定發展、社會才能和諧。所謂水能載舟焉能覆舟，也正是這個道理，因此，皇帝也很關注這方麵的問題，曾經下令禁止再征莝夫。各級地方官員和百姓當然也是非常支持朝廷這一做法的，有了這條禁令，老百姓再無後顧之憂，再也不怕被征去幹苦力，對朝廷是感恩戴德。然而，禁令在各地效果都十分明顯，唯獨對八旗子弟卻屢禁不止，八旗子弟仗著自己是滿人，是這天下的坐擁者，做起事情來便更加的肆無忌憚，哪裏會理會朝廷的禁令，依然是一意孤行、知法犯法，如今正處戰亂時期，八旗兵又正好被朝廷派出來打仗，他們覺得自己是有功勞在身的，朝廷需要他們，於是便更加驕橫。他們不但沒有絲毫的顧及，還大張旗鼓的征調起莝夫來。
這次帶領八旗軍作戰的統帥正是康親王，康親王雖然是位賢王，但現在畢竟是特殊時期，他也考慮到軍營中的需求，便以暗示的方式答應了將士們的要求。所謂暗示，就是康親王不表態，既不支持，也不反對、製止，將士們這才放心大膽的到各地征調莝夫。因此，鑒於八旗兵在福建各地對百姓進行強製性征調勞力，對百姓財產進行強行霸占、掠奪，百姓是怨聲載道，對八旗軍的所作所為是深惡痛絕，福建省又是漢人居多，老百姓漸漸地對八旗子弟感到不滿，於是矛盾逐漸激烈化。當時，三藩王正在起兵鬧事，台灣的延平郡王鄭經又在虎視眈眈正對準大陸，等三藩王和朝廷打到兩敗俱傷的時候，他才站出來坐收漁翁之利，康熙皇帝倒是很英明，為了讓鄭經打消這一念頭，為了要挫一挫鄭經的銳氣，早就把八旗軍派到了福建，重兵壓陣，麵臨強大的軍威，量他鄭經也不敢輕舉妄動。卻不想，鄭經雖然被牽製住了，百姓卻不得安生，隻因八旗兵在地方為非作歹。
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二十四日，福建巡撫吳興祚將康親王的親筆手諭下發到福建省的閩縣、侯官縣等縣知縣手裏，要求他們嚴格執行康親王的命令。但這隻是康親王的命令，巡撫衙門並沒有下達正式的文件通知，知縣祖寅亮、姚震等地方官吏，便妄自揣測巡撫大人的心思，知道巡撫大人在心裏是不支持他們這樣做的，於是便以需要請示為借口，拒絕執行康親王的命令。
正月十七日，八旗官兵聚眾到縣衙鬧事，以孔武之力逼迫知縣下令調夫。二十八日，福建省各級官吏集體議會，向康親王上奏，要求停止征夫。同一天，民間征夫的消息早就傳開了，一時間鬧的滿城風雨、沸沸揚揚，凡是年輕力壯的百姓們不免人人自危起來。街行罷市、百姓集體抗議，場麵十分混亂。民心不可違，康親王這一強征強調一下子激起了民變，並一發不可收拾，形勢緊迫。
於成龍代表布政使衙門下屬各級官員，向康親王修書一封《公上康親王求罷莝夫啟》，這是於成龍當著眾同僚、百姓給康親王上書的公開信，目的就是要讓大家都看到，官府也是不支持征夫這一政策的，並極力勸阻和請示康親王，以安民心。信中的主旨是力請康親王收回成命，不再征調莝夫。這封公開信，是於成龍以福建省布政使的身份給康親王寫的，是下級向上級寫的。
但就在這封信寫後不久，又以個人的名義，以朋友的名義向康親王再次修書一封，名為《再肅上康親王啟》，信中指出：國家之安危，由於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於用人行政，識其順逆之情而已。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國與民相倚之切，千古誠不可誣，載諸簡冊，可考而知也。
於成龍在此信中，先是以聖人之道勸說康親王收回成命，然後，再對康親王進行歌功頌德，表明他這些年對朝廷對國家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是值得肯定的。信中說道，最近北京發生了輕微地震，紫禁城太和殿也莫名其妙的發生了火災，這些突如其來的異常現象，說不定正是上天在警示，皇帝因此還頒布了《罪己詔》，要求大臣們同心同德，共創天平盛世，不可起異心，更不可心生邪念，要愛民如子，要廉潔奉公。相信康親王也明白得民心即可得天下，民心不可違，更不能小覷百姓的力量。太祖、太宗皇帝身經百戰，才換來今天的大清天下，百戰艱難，創業艱辛，請康親王務必三思，不可意氣用事，以免釀成大禍。當今皇上愛民如子，更是主張官民一心，是幾百年難得一遇的盛世明君，大清有今天的輝煌，全靠君臣同心。希望康親王殿下能為皇上分憂，先以穩定民心為主，切不可再生事端，禁止調夫也曾是皇上的嚴令，王爺隻需遵從罷了。
於成龍倒是知道康親王的弱點，以情動人大概是再好不過的辦法。康親王也不想事情被鬧大，鑒於眾官民的一致請求，康親王也就這樣給自己找了個台階下，收回了自己下達的錯誤命令，這樣一來既保全了自己的顏麵，又為百姓除去了這一政務弊端。康親王一向很信任於成龍，這次於成龍在信中對他說的話，看來他是真聽進去了，得此賢臣，有此賢王，是大清之福，是百姓之福。於成龍為官近二十載，在官場的這些年，他練就了一身拿手本事，最突出的看家本事就是捕盜、斷案，這也是他立足於官場最大的資本。
康熙十九年（1680）初，福建泉州米價猛漲，百姓已無力消費，也難怪戰爭年代，糧食產量本來就少，物以稀為貴。總督姚啟聖為此也是傷透了腦筋，上奏康熙皇帝，請求賑濟福建百姓。姚啟聖本人還是很有經濟頭腦的，而且商業天賦極深，曾經被罷官現居的日子裏，也曾經商致富，發達過。在三藩之亂期間，姚啟聖作為私人也想軍隊捐獻出數萬兩的白銀。然而，這次泉州災荒，姚啟聖也是毫不猶豫的捐出白銀五千兩，姚啟聖隻是起到了帶頭作用，既然他都帶頭捐了，福建省各官員也不好不捐，就算是給姚啟聖麵子，但是姚啟聖可不是隨著官員們的性子，想捐多少都行，他是下達的嚴令，福建下級各官府必須籌齊五千兩，加上他的五千兩，共計一萬兩白銀。用這一萬兩的白銀在省城福州買下五六千石的大米，火速送達泉州。總督作出了表率，那麼下麵的巡撫、布政使、按察使這些省內大吏也是在所難免的，應該說是義不容辭。巡撫吳興祚是位廉潔奉公的好官，他除了俸祿並沒有多餘的財產，所以拿不出錢來捐給災民，於是就令三府延平、建寧、邵武購買四萬石的糧食，運送泉州賑災。為了更好的賑災，吳興祚又從即將到來的軍餉中扣留三萬兩用來買米。總督和巡撫在上麵下達命令，下麵的人就要忙的不可開交了，這幾項任務主要是於成龍在全權負責實施。總督和巡撫在賑災這一問題上應對積極，可謂精神可嘉，但是方法上卻略顯有誤，於成龍在實施過程中還是很有難處，便自己想出一個辦法。泉州的米價上漲，其他地方也跟著上漲，福州也不例外，而且上漲的幅度還很大。如果此時在省城大量購米，導致省城糧店空虛，那麼勢必會引起省城米價上漲，後果可能會和泉州等地一樣。如果等待外省運米過來，那麼時不以待，遠水救不了近火。
於成龍提議，應該改買米為借米，懇求巡撫吳興祚下令，從糧道手中借出康熙十九年下半年的儲備糧，閩縣準備一千石，侯官縣預備兩千石，於成龍自己再想辦法籌足兩千石，拚湊五千石，先行運至泉州府。等外省來的救災糧食到了以後，再用來填補康熙十九年下半年的儲備糧倉。由於於成龍果斷實施，應對、處理得當，福州的奸商也並沒有得逞，米價便很快回落下去。當時的姚啟聖正處在外地，對泉州情況並不是很了解，所以，這才下了一道糊塗令，一味的催辦官員到外省購米、捐錢。
於成龍當時還給姚啟聖寫了一封名為《上姚製台議捐濟稟》的書信，在信中細述了福州的實際情況，說明自己不願買米的理由。於成龍道：一方麵福州工商業者多，農民少，大家都靠買米生活，如果米價飛漲，百姓們生活難以保障。二方麵福州駐軍每月消耗料穀兩萬石，每石折銀隻有六錢五分，遠遠低於市價，購買料穀已經費盡委曲，十分艱難，如果米價再漲，則軍隊每月兩萬石的料穀就不可能買齊。三方麵總督給各司道府派下來五千兩銀子的捐款，因為官員們經濟拮據，負債累累，完成十分困難，逼急了隻能用非法手段向下屬和百姓攤派了。於成龍在這裏列舉了幾位同僚困窘負債的例子。四方麵目前福建的藩庫十分匱乏，欠姚總督本人的一萬兩銀子一直歸還不了，軍隊每月還要消耗一萬四千兩，自己隻能嘔盡心血，東挪西補，實在不敢再支用新到的餉銀買米了。
此事可以看出，於成龍還是很有經商頭腦的，如果他不做官，想必在商場也會做出一番成績來。他的這一方法的確要比姚啟聖的捐款要高明多了。不費吹灰之力，便解決了泉州的燃眉之急，這可能也有急中生智的成分吧。康熙十九年（1680），福建巡撫吳興祚接到朝廷的命令，即刻率兵南征。這吳興祚一走，福建駐紮官兵基本上盡數被調走，留守福建的官兵就並不多了。於是，這穩定後方，成了一件大事，弄不好又將前功盡棄。後方不僅僅需要的是穩定，而是得是一個堅強的後盾，支援前線大軍的後盾。包括負責前線將士的糧草供應、傷員救援等工作。
為了更好的穩定後方，在吳興祚出兵南征之前，為了以防萬一，於成龍給吳興祚上了《上吳撫台論閩疆事宜》一書，於成龍是科舉出身的文人，給上司建言獻策，一向都是以書信來往為主，久而久之也就成習慣了，到了那裏都喜歡給上司寫上幾筆提議。關於協助吳興祚穩定後方，於成龍提出三方麵的要求，一是福州是福建省的省府，一省的中心，從政治角度考慮，福州堅決不能出現任何問題，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叛亂和騷動。於成龍道：“閩民奸詭而好亂，多圖僥幸，為不終朝之計。”逃兵、流寇都是福州潛在的危機，要從根本上遏製他們死灰複燃。於成龍建議吳興祚，在出兵之前，先處決因叛亂被關押的重犯，來個殺一儆百，起到震懾作用。二是延平、建寧、邵武等府是福建的上遊地區，是福建漕運的命脈。然而，這一方一向多為匪盜出沒之地，危害地方。於成龍提議，希望吳興祚臨走前對該地區進行增兵設防，保障萬無一失，防患於未然，以免釀成大禍。三是各軍營將士戰鬥意誌薄弱，是缺乏實戰經曆和訓練所致，於成龍建議，出征之前，先操練兵馬，鼓舞將士們的戰鬥士氣，隻有將士們士氣高漲，才能立於不敗之地。總督和巡撫外出作戰了，這下於成龍就成了留守省城的最高行政長官，總憲福建省的軍政大權。
由於於成龍恪盡職守，盡心盡力，在吳興祚南征期間，福建省沒有發生過一起騷動，於成龍也算是功不可沒，這段時間，他盡量配合巡撫南征，做好後應工作，遭受戰亂洗劫後的福建被於成龍打理的是井然有序。吳興祚在前線也取得了一些戰果，將士們在他的一致帶領下，乘勝追擊，三藩軍隊節節敗退，為早日消滅三藩叛亂打下了堅實基礎，為三藩叛亂的徹底覆滅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