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知府權力過大。州縣官員一般都屬於基層官員，在古代州基本與縣平級，州縣的上級便是道、府、廳三衙門。府是地級行政單位，相當於現在的地級市，道和廳一般是由省上派出來的機構。州縣的管理和監督權，由道、府、廳三衙門分化，相互牽製和製約。但是，在朝廷撤銷了道、廳兩衙門之後，便隻剩下府一個。知府擁有管理州縣的直接領導權，權力總攬。這樣一來，個別知府難免會徇私枉法，縱容下屬，州縣官員政績到底如何，還不都是知府的一句話，下麵的官員賄賂、討好於知府，還不就是相安無事。基層官員的情況，省裏的一些大吏，比如：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員是無法了解到真實情況的。於成龍還是勸說金光祖在這方麵引起重視，對知府的權力想辦法進行分化。
四是：公平繳納賦稅的銀兩。於成龍對官員們收取百姓賦稅的方法提出了一些建議，其目的就是要杜絕和防止那些貪官汙吏乘機貪汙。他將自己平日裏收取稅收的可行辦法，盡數交給了金光祖。
五是：及時發放，提高辦事效率。
六是：通融征收的期限。於成龍對賦稅的征收期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是要靈活處理問題，根據老百姓家庭條件的不同，適當的放寬要求，給他們一點方便。“如此新例雖定，而恩行於例之中，是催科中之撫字也。”這句話，正是於成龍平日裏的執政理念之一。
七是：體恤“見年”生活。這一條，主要還是在為“見年”說話，為“見年”多開方便之門。
八是：關於苛捐雜稅的問題。雜稅，大家顧名思義，當然也不是很難理解。雜稅，也就是在朝廷明文規定的正式賦稅之外的稅收。雜稅一般情況下並不是朝廷下令主持收取的，由一些地方官員，為了貪贓枉法，給自己找的一口借口吧，比如，什麼修建民生橋梁、寺廟之類的幌子，實則是在給自己遮醜。當然，除此之外，雜稅還有一種解釋就是一些七七八八的稅收，也不全然是官員們貪汙吧。可能真的是要派上用場，還是關於民生工程的一些項目，政府財力不足，肯定是要求助於民間的。隻能向地方百姓收取，名為義務捐獻，其實，也還是強製性的征收，必須執行。當然，所捐的數量倒也不是很大，東拚西湊也就成了，隻是這些莫名其妙的雜稅，搞的老百姓都很頭疼，很麻煩。官府說，這些錢要咋用，咋用，究竟是怎麼用的，誰也不知道。隻是遵令照辦。
九是：官員體統與百姓冤屈。於成龍建議金光祖嚴打官吏腐敗現象。像州縣這類的基層官員，肩負著老百姓的民生疾苦，是父母官。尊卑有序，於成龍是不鼓勵民告官這一風氣形成和泛濫的。廣西省地處邊界，而且生活著很多少數民族，他們受漢文化影響較少，身上的蠻夷之氣尚未完全褪去，並且對事物認識不夠，通常會受到一些居心叵測的人的煽動和蠱惑。這些心懷不軌的人，就是要趁機騙取這些少數民族同胞身上的錢財。鼓動他們到衙門裏麵，滋事生非，民告官。當真正對薄公堂的時候，這些心懷鬼胎的人便不知去向，留在公堂上的一些少數民族，由於語言不通，便無法立案偵查。但是，近幾年，廣西的狀況卻發生了改變，民告官，大多是事出有因，並非是無事生非，他們確實是受到了一些欺壓百姓的貪官汙吏給逼出來的，不得已才走上這條路，民告官。於成龍建議金光祖被老百姓告發的官員，需自行領責，當官的為了顧及自己的顏麵，最好還是辭職避免於公堂對質。
“若反複爭辯以求免罪，將罪責都加在百姓身上，豈不自愧？縱使辯明無辜，複何麵目靦居民上乎？”
上級官員不能助長民告官的風氣，這樣會使他們得意忘形，因適時而定，否則，會讓一些蓄謀已久的刁民鑽了空子。作為上級官員，應該將民告官的狀子暫時先扣押下來，待事情調查清楚以後，再對其責任人依法治罪，但不公開審理。這樣一來，既查辦了一些貪官汙吏，也不助長百姓的民告官的風氣。這樣一來，既維護了律法的公正，也打擊了民告官的風氣，豈不是兩全其美，一舉兩得。那個年代，可是一個注重禮教的年代，社會很傳統，對長幼尊卑問題看得很重，君是君，臣是臣，民還是民，不可肆意犯上，視為大不敬。
十是：關於邊防問題和民族問題。這一問題，是於成龍專門為金光祖考慮到的。廣西靠近越南國，清朝時期，包括西北、東北邊疆各國和東南亞各國均為清朝的附屬國，奉清朝為天朝，也就是宗主國，每年各國都要派出使臣來到北京向大清皇帝進貢，可謂是四海臣服，八方來朝。所以，這些國家一旦遭到任何不測，或者內亂，清朝都會派出兵力對其進行鎮壓。內亂之時，這些小國的亂臣賊子們紛紛前來投奔清朝，以求清朝的庇護，依附清朝作為他們的靠山，以此達到他們在自己國家稱王稱霸的野心。盡管如此，朝廷依然不能完全信任他們，邊界還是要嚴加防範，以防敵兵來襲。廣西境內，多處已改土歸流，土司製度不複存在，很多少數民族也未必能夠真心臣服。應密切關注他們的生活，看他們是否真的在蠢蠢欲動。金光祖作為廣西一省的巡撫，這點很重要，就是廣西的安危，畢竟廣西是一個邊界省份，不同於其他內陸省份，至少要做到防患於未然。於成龍再次就與民生有利的措施向金光祖提議。金光祖對“建學宮，創養濟院”的概括很深，前者注重的是興學，後者強調的是養老。“學宮”也就是指在封建時代官辦的學校，羅城在當時的廣西來說，算的上是較為貧困的縣，所以，羅城的官辦學校“學宮”想必也好不到哪裏去。這樣一來，縣學學校條件差，便有可能會麵臨與其他學府合並，就跟現在是一樣的，一些偏僻的地方，由於招不到學生，或者教育經費不足，或者校舍環境較差的情況下，便會直接麵臨著合並，與其他有實力、有名聲的學校一起開辦，讓這些有實力的學校進而帶動這些相對落後的學校。除此之外，別的辦法，也就隻有另批新地重建，要麼就是在前朝的學宮上加以修複進而使用。這些朝廷都是有規定的，知縣的職責便是：“掌一縣治理，決訟斷辟，勸農賑貧，討猾除奸，興養立教。凡貢士、讀法、養老、祀神，靡所不綜。”這一規定裏麵，包含著縣令的諸多職責，其中，就有教育。既是縣令的職責，那麼也就是知縣的義務，職責範圍內必須應該做的。就羅城當前的狀況，肯定是要重修“學宮”的，那麼這筆修建的經費從何而來，要麼就是朝廷撥款，要麼，就是靠老百姓伸出援助之手，這畢竟是一項支農惠農政策，還得靠羅城縣的一些地主、鄉紳捐助了。於成龍本人也十分的重視教育，他認為，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質，提升人的文化修養、培養人才的唯一辦法。隻有教育才是強國之根本，於成龍認識到了這點。關於教育問題，於成龍也向金光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此，還有“養濟院”等一係列的民生問題。“養濟院”供養一些無兒無女、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的庇護所，讓他們在這裏頤養天年，平安的度過餘生。
這些都是民生工程，於成龍是一件也沒有落下，一五一十的盡數提議給金光祖，可謂是心細如塵、無微不至，老百姓有這樣的父母官，確實是蒼生之福，也是大清之福。
三、嗜酒如命的於公
自古文人多嗜酒，於成龍也不例外，但是他已經到了嗜酒如命的程度，對於於公來說，酒比他的生命更加重要，他可以為了百姓伸張正義，全然不顧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能沒有酒。酒就好像是於成龍的精神糧食，隻要喝了酒，幹什麼都有勁，如果，沒有了酒生活對他來講便很是枯燥，沒有任何情趣可言。也不知道是為什麼，於成龍在出仕之前，是從來都不會飲酒的，但是一旦遠離家鄉到了羅城，竟然嗜酒如命，而且酒量大的驚人，幾乎沒有幾個人敢與他較量。或許是因為遠離家鄉，寄鄉愁於酒中，又或許是因為他到羅城赴任以來，事務繁雜，讓他身心疲憊，一旦遇到什麼棘手的問題、案子，身邊連一個出謀劃策的人都沒有，單靠身邊那些服侍他的下人們，對於政治問題，他們也給不出什麼好的法子，那年頭，讀書的人並不是太多。於成龍，隻有寄愁於酒中，開始借酒消愁起來。於公自羅城上任以來，須每晚一壺酒，不喝就睡不著，長此以往，這到成了於成龍的一種習慣，還是個不好的習慣，如此飲酒必然會傷害、摧殘身體。於公那麼清廉，當然舍不得買好酒，基本上也就是四文錢一壺的普通燒酒。要是手上沒錢，生活拮據的時候，便隻喝半壺酒，反正不能不喝，不喝酒他心裏癢癢，感覺少了點什麼，空落落的。而且，於成龍喝酒從來都不用下酒菜，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他隻喜歡喝酒，不喜歡吃菜，這當中可能有他節儉的因素吧。他為官每年也有不少的俸祿，但是他卻一分都沒有攢下，他樂善好施，身為父母官一旦看到羅城的百姓有難，或者沒有下鍋糧，便會很慷慨、大方的將自己身上的銀兩拿出一部分支援他們，久而久之，身上的錢也都遞光了，自己的生活費都沒有。還不就是隻有隻喝酒，沒菜吃了。他的愛好，就是閑下來的時候，一邊喝酒，一邊背著唐詩。心裏逼悶的時候，還不忘借詩抒情，這是於成龍當年在重陽節的時候寫的一首名為《粵西九日》的詩：
冷落荒城又一秋，每逢佳節轉添愁。
黃茅嶂遠今猶古，白發風淒歎複羞。
菊瘦懶看空淚落，雁回遙望暮雲收。
閉門卻厭登高去，醉裏心魂到故丘。
有時候，公務繁忙，壓的他快喘不過氣來，連小歇一會的工夫都沒有，於公也不肯。一天中午，他正坐在辦公桌上處理公務，身體的透支，已經讓他很是困倦了，最後伏在桌上睡著了。睡醒之後，還寫了一首名為《羅城署中閑詠》的詩：
窗前馴鴿行書案，驚醒主人午夢時。
起坐閑看十七史，古今成敗有誰知？
子厚當年被謫時，柳州城上寫新詩。
那知千載存亡後，我與先生共客羈。
於成龍是個很有才華的文人，文采非凡，他的很多詩歌都有流傳下來，我們這裏就不一一陳列了。清朝時期的知縣，每年也不過四五十兩文銀，平均下來，每個月隻不過才三兩多銀子，家裏的生活依然很拮據。本來於成龍的俸祿又不多，他自己沒舍得花，也沒有寄多少回山西老家，自己每天又是粗茶淡飯、粗衣麻布，那麼這些錢去了哪裏，這些錢都被於成龍拿來救濟災民了，做慈善、公益了。於公就是再怎麼想喝酒，也要先救那些災民，自己想喝，再想辦法。於公可以撇下自己的愛好不管，先拯救別人，這樣的官員古今罕見，在他的身上完全就看不出一絲一毫的私心，時時刻刻都在為別人考慮，為老百姓著想。盡管他嗜酒如命，但是比起酒來，老百姓比他更重要，酒是他的命，但是他寧肯舍棄自己的命去拯救災民，哪怕隻是一點小小的功德，一點微不足道的幫助，對他來講都是值得的。有酒、有詩、有黎民百姓，才是真正的於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