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家銀行的兩次政治性反對，根源在於對金融權力的集中普遍存在的不信任，以及認為國家紙幣的發行加劇了銀行寬鬆信貸造成的資產泡沫。從1836年到1913年，幾乎長達80年前所未有的繁榮、創新和強勁的經濟增長時期，美國沒有中央銀行。
現在，確切地說，是在1906年舊金山地震的廢墟和1907年大恐慌的金融廢墟之上，人們開始齊心協力地建立一個新的中央銀行。迫於對中央銀行概念的普遍不信任，由J·P·摩根、小約翰·洛克菲勒、華爾街庫恩–洛布公司的雅各布·希夫的代表所領導的銀行主辦方，知道需要教育民眾以贏得他們的支持。他們的政治靠山，來自羅得島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納爾遜·奧爾德裏奇那時是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在1908年提議立法成立國家貨幣委員會。在接下來的許多年裏，國家貨幣委員會成為不計其數的研究、讚助活動和演講的平台，並與頗負盛名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協會建立關係，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推動一個強大的中央銀行的想法。
1909年9月，威廉·塔夫脫總統公開支持成立中央銀行。同月，《華爾街日報》以“中央銀行問題”為題推出一係列支持中央銀行的社論。次年夏天，輿論基礎和政治基礎已經奠定，接下來是為新銀行製訂一個具體計劃。隨後發生的是金融史上最為怪異的一幕。參議員奧爾德裏奇將是立法設立銀行的主要發起人，但該立法必須與一個能滿足紐約銀行家願望的計劃保持一致，而這些銀行家還在為1907年的恐慌憂心不已，還在尋求一個終極貸款人，以便在下一次危機來臨時向其求助。因此，需要有一個銀行家委員會來為中央銀行起草計劃。
1910年10月，奧爾德裏奇召開了一個會議，出席者包括他本人、多位華爾街銀行家和新近任命的財政部副部長艾布拉姆·皮亞特·安德魯。銀行家包括庫恩–洛布公司的保羅·沃伯格，由洛克菲勒控製的紐約國民城市銀行的弗蘭克·A·範德利普，由摩根控製的紐約第一國民銀行的查爾斯·諾頓，以及J·P·摩根公司除摩根本人之外最為資深和最有權勢的合夥人亨利·P·戴維森。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安德魯將出任這個小心平衡摩根和洛克菲勒集團利益的小組的技術顧問。
奧爾德裏奇指示他的代表團在黑夜的掩護下，在新澤西州霍博肯一處偏僻的鐵路支線會合，有一列私人火車等在那裏。他們被要求單獨前往，不惜一切代價避開記者。登上火車以後，他們略去姓氏隻提名字，因此搬運工在他們離開火車以後無法向朋友或記者確認他們的身份；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還使用代稱作為一個額外的安全防護。在兩天的旅行之後，他們抵達了佐治亞州的不倫瑞克，這裏地處大西洋沿岸，位於佛羅裏達州的薩凡納和傑克遜維爾之間。從那裏他們登上汽艇前往傑基爾島，進入限製入內的傑基爾島俱樂部，該俱樂部部分由J·P·摩根所有。這個小組工作了整整一周，敲定了奧爾德裏奇法案，這將成為聯邦儲備係統的藍圖。
讓《聯邦儲備法案》獲得通過仍然花去了三年的時間，這是賦予基於傑基爾島計劃的奧爾德裏奇法案的正式名稱。《聯邦儲備法案》最終在1913年12月23日以絕對多數通過，並在1914年11月生效。
1913年的《聯邦儲備法案》包含了奧爾德裏奇和沃伯格設計的許多要素，用以克服對美國中央銀行的傳統抗拒。這個新的實體將不會被叫做中央銀行，而是叫做聯邦儲備係統（簡稱“美聯儲”）。它不是一個單一的實體，而是地區性儲備銀行的聯合，地區性儲備銀行由聯邦儲備委員會進行指導，委員會成員將不會由銀行家進行選擇，而是由總統進行選擇並提交參議院確認。
總體而言，該機構貌似分散並處於民選官員的控製之下，然而在計劃內部，它是一個更加符合傑基爾島奧爾德裏奇聚會意圖的事實機製。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推行的實際貨幣政策將由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導，因為紐約是美聯儲與之生意往來的各大銀行和經紀商的所在地。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由股東而不是政治家選擇的董事會和行長掌管，而紐約大型銀行在股東中處於主導地位。其結果是形成“美聯儲內的美聯儲”，由紐約的銀行掌管，服從於其目標，包括實施救助所需要的寬鬆信貸。
其中的一些特征隨後在20世紀30年代的立法中進行了改變，把權力集中到華盛頓特區的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今天還是如此。近年委員會不僅曾被銀行家主宰，也被學術界的經濟學家和律師主宰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後者似乎比銀行家更歡迎寬鬆貨幣政策和救助。不過，至少在20世紀20年代，美聯儲處在紐約儲備銀行首位行長本傑明·斯特朗的強權之下。本傑明·斯特朗從1914年掌管這家銀行直至1918年去世。斯特朗是摩根公司合夥人亨利·P·戴維森和J·P·摩根本人的門徒。這樣，摩根對美國新的中央銀行的影響圈就此建立。
曆史總在重演。在傑基爾島會議數十年之後，弗蘭克·範德利普的國民城市銀行和查爾斯·諾頓的第一國民銀行合並成為紐約第一國民城市銀行（FirstNationalCityBank），後來將名字縮寫為花旗銀行（Citibank）。2008年，花旗銀行是美聯儲曆史上最大一筆救助的接受者。由範德利普和諾頓及其同伴1910年在傑基爾島奠定的基礎被證明經得起考驗，在幾乎100年後如其所願地救助了他們各自的銀行。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凡爾賽和約》（1914~1919）
第一次貨幣戰爭最後一個前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巴黎和會和《凡爾賽和約》。
“一戰”並不是以戰敗方投降結束的，而是以休戰協議結束的。通過停戰，雙方都期望停止敵對行動，允許雙方就和平條約進行談判，但在某些情況下，談判破裂而戰事再起。1919年巴黎和會的目的是協商促成持久的和平。英國和法國清楚地意識到是時候提交戰爭賬單了，他們把巴黎和會視為把這些調整成本強加給戰敗的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好機會。
然而，在巴黎進行一次成功的會談絕不是一個可預知的結局。雖然德國的陸軍和海軍在1918年11月被徹底打敗，但到1919年春天仍未達成任何和平協議，而且協約國越來越不願意，也沒有能力繼續作戰，因此賠償談判也就隻是談判而已。1918年11月至1919年3月就賠償進行談判時，協約國左右條款的能力已經萎縮，而現在德國卻不必聽命於協約國並接受他們製訂的計劃了。
德國賠償多少、賠什麼是巴黎和談麵臨的最棘手的問題之一。一方麵，德國將被要求割讓一些領土，削弱其工業能力。另一方麵，德國放棄的越多，就越沒有能力償還賠款。法國覬覦德國的黃金，德國的黃金在1915年總計超過876噸，在全世界排第四位，位列美國、俄國和法國之後。
雖然這些賠償通常隻認為與德國能付給協約國多少有關，但情形比這複雜得多，因為無論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都深陷債務之中。瑪格麗特·麥克米倫在她的《巴黎1919》一書中寫道，英國和法國向俄國提供了大量貸款，但是俄國大革命的爆發拖欠了這些借款。意大利等其他債務國無力償還。但是英國欠美國47億美元，法國欠美國40億美元，還欠英國30億美元。事實上，沒有哪一個債務國有能力償還，信用和貿易機製完全被凍結。
這個問題不僅是德國對協約國的賠償，還涉及協約國內部錯綜複雜的借款。這就需要某種東西來提供動力，讓信貸、商業和貿易再次流動起來。最佳做法是擁有最強大金融實力的美國在已有的貸款之上，通過新的貸款和擔保來啟動這個過程。以此提供的新的流動性，加上自由貿易區，或許會支持經濟獲得應對債務負擔所需要的增長。另一種方法也有很多人推薦，就是免除所有債務並重新開始。盡管對法國來說免除德國的債務或許很困難，但是被美國免除債務對法國則是一個解脫：對法國的總體影響是積極的，因為美國作為債權人比德國作為債務人要更為可靠。事實上，這些都沒有發生。相反，以英國和法國為首的強大的一方說服了以德國為首的較弱的一方，以現金、實物和黃金支付懲罰性賠償。
對賠款的計算和支付機製達成協議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法國、比利時和英國想基於實際戰爭損失計算賠償，而美國則更傾向於考慮德國的支付能力。然而德國的統計數據糟糕透頂，不能對他們的支付能力作出可靠計算。對損失的評估短期內也不可能完成，很多方麵幾乎無法評估，更不用說對所需的重建作出經得起檢驗的估計了。
協約國內部的爭論跟它與德國的爭論一樣多，這關乎是應該將賠償限定於實際損失（這將有利於法國和比利時），還是應該把純粹的財務費用包括在內，比如養老金和士兵的薪水（這將有利於英國）。最後，《凡爾賽和約》沒有指定確切的賠償金額，因為技術上不可能得出一個數字，政治上也不會同意某個數字。任何在英國和法國國內可以獲批的高額數字都不會得到德國的同意，反之亦然。美國提出的適度和務實的警告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國內政治戰勝了國際經濟的需要。取代具體數字的是一個專家小組，該小組被授權在接下來的幾年裏繼續研究這個問題並得出具體的調查結果，這將構成實際賠償的基礎。這一做法贏得了時間，但是關於賠償的難題被擱置一旁，在20世紀20年代隨著金彙兌本位和重啟國際貨幣體係的努力而變得混亂。賠償金在接下來的15年中成為國際金融體係的沉重負擔。
結論
到了1921年，第一場現代貨幣戰爭已蓄勢待發。古典金本位充當了指南針和北極星的作用，為20世紀20年代需要何種貨幣體係來重新開始國際資本流動和世界貿易的討論提供了框架。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凡爾賽和約》引入了大規模、互相鎖定卻無法償還的主權債務，這個新元素在金本位時代並不占據主導地位，對穩定資本流通形成了巨大障礙。聯邦儲備係統的建立和紐約儲備銀行的角色，尤其預示了美國作為主導者而不僅僅是一個參與者進入了國際金融市場。美聯儲通過印鈔來恢複金融體係流動性的可能性開始逐漸明朗。到20世紀早期，對戰前古典金本位的懷舊情結、無法償還的賠款引發的不安以及對美聯儲金融權力的不確定性，都決定了新國際貨幣體係的建立和第一次貨幣戰爭的爆發。
在美國，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隱蔽的私人目的和利益一直在掌控著美國政府。
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