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結婚法認為婦女應與男人取得同等的地位，這種措施出發點就錯了。歐洲人一夫一妻的製度，無異減少一半男人的權利，而增加他們一倍的義務。嚴格的說，若法律給予女人和男人相等的權利，便也應該賦予她們和男人相同的理性。法律違反大自然的原則，對女人愈是尊敬，賦予的權利愈多，相對的，所能享受到這些特權的婦女人數就愈為減少，剝奪了多數婦女的自然權利。為什麼會造成這種現象呢？因為一夫一妻的製度和與之而來的結婚法是以男女平等為基礎，而給婦女帶來反自然的地位和方便，男人結婚後勢必要做很大的犧牲，因此，一些聰明而深思熟慮的男人，麵對結婚，往往感到猶疑躊躇，遲疑不前。如是，能夠結婚的婦女人數大為減少，社會上就產生大量失去扶助的怨女。這些女人，如果出身名門或上流社會，就成養尊處優的老處女；下層階級的女人則隻有找些粗重的工作賴以維生，等而下之者，則流人花街柳巷，過著賣笑的生涯。後者說來雖是很不光彩、不體麵的職業，但從世態的某一方麵來說，她們是滿足男性不可或缺的一層階級，同時她們對於那些已經擁有丈夫——期待嫁人的幸運女人，也有一種特殊的保護作用——避免受到男人的誘惑或摧殘。目前在倫敦的賣春婦估計約達8萬人，這些女人不正是一夫一妻製度下最不幸的犧牲者嗎？她們不正是一夫一妻主義祭壇的供品嗎？這些陷於不幸境遇的女人，和歐洲矯飾傲慢的“淑女”正成了鮮明強烈的對比。所以，為全體女性著想，一夫多妻製度，對於彼等反而比較有利。退一步說，假如妻子罹患慢性疾病，或不幸競不能懷孕……這種情形下，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同意丈夫娶妾？摩門教所以能贏得眾多信徒的皈依，就是因撤廢反自然的一夫一妻製而獲得大眾的共鳴。況且，把不自然的權利賦予女人，因而也讓她們擔上不自然的義務，肩負此義務反而會使婦女帶來不幸。因為許多男人對於財產或階級常有所顧慮，若沒有附帶相當的條件，不足以慫恿男人結婚，因此，他們希望在保證妻子及兒女的條件下，得到其他的女人。在男人來說，這是正當合理的，但畢竟結婚製度是構成市民社會的基礎，若女人同意那些條件，放棄由結婚所得來的權利，因傳統觀念的作祟，難免喪失若幹名譽，甚至因而過著悲慘的生活。反之，女人若不同意這些條件，那麼，她們隻好和自己所嫌棄的男子結合，不然，就隻有冒險當一輩子老處女了。——因為女人結婚的適齡期非常短暫。
有關一夫一妻製的問題，德國啟蒙運動之先驅湯瑪秀斯的一篇“蓄妾論”，頗有一讀的價值。他說，蓄妾的辦法在所有文明國家中都存在著。在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前，一直都為時代所默許，甚至在某種程度內連法律也予以承認。它並沒什麼不名譽，此製度之所以突然銷聲匿跡，純因路德的宗教革命。但此剝皮的撤廢，卻是承認僧侶結婚的前奏。舊教方麵也亦步亦趨，不落人後。
關於一夫多妻製的是是非非，我們沒有多加議論的必要，這是到處都存在的事實，問題隻是應該如何加以調整而已。到底哪裏有真正實行一夫一妻製的？男人中的大部分——雖是暫時性的，但卻是經常的——不是都過著一夫多妻的生活嗎？可見所有的男人都需要好幾個女人，所以，照顧多數的女性是男人的自由，甚至可說是男人的義務，這是再正當不過的事情。如此這般，應該把女人拉回到她們自然而正當的立腳地，回複從屬的地位。歐洲文明和基督教、日耳曼的愚劣產物，滑稽的要求被尊敬和被崇拜的所謂“淑女”，如能從這世界銷聲匿跡，而隻有真正的“女人"存在，我相信今日歐洲中充滿不幸的女人，必將完全絕跡。
在印度，不論任何女人，都不是獨立的，由《摩努法典》第五章第一四八節來看，女人也是居於“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地位。寡婦殉夫自焚，這風俗當然未免太殘酷不人道，但丈夫為了子女，以職業自慰，一生中千辛萬苦所掙得的產業，死後卻被其寡婦和該情夫共同蕩盡，這豈非也太殘忍？“中庸之道，才是幸福的。”——不論人或動物，原始的母愛，純粹是本能，因而子女肉體上的援助若不需要時，此愛情就消失了，此後，所表現的是以習慣和理性做基礎的母愛，取代那原始的本能，但這樣的愛，往往不再出現，尤其是在母親不愛他丈夫的時候。父子之間的愛情，則大異其趣，其具有持續耐久的性質，這是因為子女是父親自我的再認，具有形而上學的根源。
地球上幾乎所有的新舊民族，財產都隻是傳給男孩，隻有歐羅巴是惟一例外（但貴族又自不同）。丈夫長期辛勤勞苦所獲得的財產，一落入女人之手，由於她們的無知，在極短的時間中，便浪費殆盡，這雖是極不體麵的事，但卻屢見不鮮。這一點，應該從限製婦女的財產繼承權著手，來預為防範。依我所見，女人，不論寡婦或閨女，不能賦予她們土地或資本的繼承權利，隻能夠繼承相當於所有資產的利息。這才是最好的製度，但這也是在完全沒有男性繼承者的情形下才行此辦法。取得財產的是男人，不是女子，因此，女人絕對沒有“占有財產”和“管理財產”的資格。女人所獲得的財產，如資本、土地、房子等，不能讓她們自由處置，應設個“財產監護人”。而且，女人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理由、資格當子女的“財產監護人”。有的場合女人的虛榮心也許不比男子大，但她們全都是傾向於物質方麵，如美容、浮華、炫耀、虛飾等。所以，社交界成了她們最喜歡參與的天地，這也是由於她們理性的薄弱，而使之傾向於浪費。古希臘人說得好：“大體來說，女人生來就是浪費的。”男人的虛榮心適得其反，大都屬於非物質的理解力、博學、勇氣等方麵，亞裏士多德在其《政治論》第二卷第九章中，曾就上述諸事詳加討論，他說，斯巴達婦女因為具有“遺產”及“陪嫁金”的承繼權利，及其他太多的自由，惟其被允許的範圍太過廣泛，因此，給斯巴達帶來很大的不利，也因而促使斯巴達的沒落。從較近的事實來看，法國自路易十三以來，婦女勢力的漸次增大，對於宮廷和政府的逐漸腐敗糜爛，不是應負很大的責任嗎？由宮廷中女人的奢糜浪費，帶來政府的貪汙腐敗，由此腐敗而引起法國的第一次革命，由第一次革命而導致以後所有的革命。總之，這些都是歐洲“淑女”製度後果最鮮明的佐證。女人地位的錯置是社會狀態的根本缺陷，以此缺陷為中心，而波及其他所有的部分。
女人具有服從的天性，在這裏我可再提出另一個佐證：年輕的女性一向是逍遙自在、獨立不羈的（這是女人的自然地位），但沒多久，她們就要找個指揮統禦自己的男士結合了，這就是女人所求的支配者。當她們年輕的時候，支配才是愛人、丈夫，年華老大時，則是聽取懺悔的僧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