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岸青每次回家，都要到學校裏來指導教學，指導教師。這也是他的小學。他把這所小學當成永久的義務。
他曾經跟我說：
鄉村小學，就像是一個村莊的文化與思想的靈魂。她是村人精神向往的所在。鄉村小學頗像是一棵樹上的鳥巢。她是大樹生命向藍天無限延伸，向大地無限鋪展的翅膀。鳥巢雖然不是陽光，空氣，水分，不是大樹生命的本體支撐。但她卻能將大樹的生命符號帶向藍天，大海。一棵有了鳥巢的樹，比一棵無巢的樹豐富一千倍。這鳥巢就是文化與精神的傳感器。一個沒有鄉村學校的村莊，等於是一棵沒有鳥類巢的樹。他生命的本體再興旺，也顯得蒼白，單調，孤孓。缺少內涵。“學堂”是漢文化的象征，漢族不像其他民族有具體的宗教信仰。儒教是以“學堂”為場所的。漢民的鄉村裏沒有教堂或者清真寺。漢文化中的所謂信仰，隻有通過“學堂”這個鳥巢來孵化。如果把一個村莊比做一棵樹，這棵樹的種子是隨風飄來也好，隨水流來也好，鳥兒銜來也罷，落在這片土地上，埋進這片泥土裏，根下了根，淵遠流長，枝葉繁茂。血統，姓氏，人口，婚姻，組合成人類生衍的格局。但“鳥巢”也是這棵樹不可豁缺的部分。
他還跟我講起我們的這個村莊的來曆。他是從睿之先生留下的一份《柳氏宗譜》裏看到的。相傳，楊柳村始建於明末清初。柳家的開疆始祖名叫“柳能”。有一塊清道光年間立的墓碑為證。（立碑時已傳三代，離始祖落籍此地約一百年）柳氏始祖是這塊荒原上立下足的第一人。根據口頭傳說，我的始祖柳能公蕩著一船隻小船，載著他的妻子和四個兒子爬上河岸，拉了泡屎。四顧一望，覺得這地方不錯。就將小船停泊在此。在岸上搭起了茅棚。開墾荒地，建立家園。爾後，來了姓楊的一家人。姓柳的住前灣，姓楊的住後灣。曆經百年。通婚生衍，人丁興旺。清同治年間便有了讀書人。也就是睿之伯伯的高曾祖。睿之伯伯的曾祖辦起了第一所私塾。這私塾就相當於西方鄉村裏的教堂，私塾先生相當於布道者，傳播著中國相襲幾千年的儒教文化。睿之伯伯祖孫三、四代詩書傳家。直到解放那年睿之先生的私塾被廢止。共產黨辦起了第一所鄉村小學。兩百多年來，除了汪老師的十年公辦，幾乎都是鄉民自辦學校。可見我們的祖先對“鳥巢”的重視。柳岸青也經營了這鳥巢十年。他和我都是這“鳥巢”的小鳥。不管是楊家柳家，許家胡家。誰都希望自己的後代飛得更遠更高。我們的孩子雖然飛不起來，但我們讓別人的孩子飛起來，也是一種成就啊！
我把他的那番話琢磨了許久。似懂非懂。但我接受了他的思想。柳岸青越來越深奧。我們身體的距離拉大了，思想距離也拉開了。我為我們的兒女感到悲哀。
新擴建的校舍看上去有點像鎮上的小學了。兩排長長的教室，辦公室，專用的廚房，教室寢室一應俱全。整體成“U”字形。教室裏全做了水泥黑板。內牆也粉得潔白。中間是個大操場。操場上有了一副籃球架。還有兩副水泥做的乒乓球桌。乒乓球桌前豎了一杆鋼管做的旗杆。旗杆上掛了國旗。每天早操時，領操的學生跳上乒乓球桌，吹著口哨：“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近三百學生站滿了操場。對著國旗，向著太陽，喊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毫不遜色於公立小學。做罷早操，柳校長再跳上乒乓球桌訓一通話。
學校的辦公經費不足，我們自力更生。柳蘭成找大隊要了塊地。種上了棉花。我們帶著全校師生，把河灘地河坡地開墾出來，種上了蓖麻。利用勤工儉學的收入，將教室內做成水泥地麵。還添置了一批新課桌。我真沒想到，柳蘭成當校長後，變了個人似的，令我刮目相看了。他一心撲在學校裏。再也不像當年好玩。他也參加了中師函授班。爭取拿文憑哩。因為民辦教師要憑《執教證》執教了。
七十年代末，楊柳民辦小學居然被評為全縣的先進小學。柳蘭成出席了全縣先進集體的表彰大會，在會上介紹辦校經驗。我真沒想到，這位會打小算盤，有點斤斤計較，連雞下蛋也要應一應的人，（早晨放雞出籠時，捉住每隻母雞摸一下，看有沒有蛋，叫做“應蛋”）居然成了辦學模範。我為我們的小學感到驕傲。柳蘭成肩膀硬了起來。連大隊長的兒子想當老師，也被他擋在門外。學校再也不是菜園門，教師相對穩定起來。我們學校每年都有考上縣城中學的學生，這成了我們辦學的資本，連鄰村的學生也跑到我們學校來入學。楊柳村每年都有考上大學的人。大學生拿到《錄取通知書》，首先就宴請全校老師。考高中，考大學，蔚然成風。擺大宴，請老師一時也成了風氣。連教導主任柳明山自家也考取了華中師範學院的函授班。假期到大學去麵授一個月，正式師大中文係。學校在村民的眼中，遠遠超過大隊部。“民辦民辦，穿衣吃飯”的話再也沒有提了。
柳岸青帶薪進了華中師範大學中文係，插班修本科。三十四歲那年實現了他的大學夢。我為之高興。
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依。運命的航船，在風浪裏總是看不到彼岸。
農村分田到戶，聯產承包。實行了二十多年的工分製突然壽終正寢。幾家高興幾家幾愁。那些靠集體混輕爽工的懶漢，或者靠喊革命混飯吃的人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老師也是拿輕爽工的。工分沒了，改為由大隊提留款開支。所謂提留，也就是攤派。這一轉軌給鄉村小的帶來了許多麻煩。民辦教師成了吃百家飯的乞討者。又是漫長的二十多年啊！
柳明山取得了正式的師大的文憑，加上他的努力。離開了教育戰線，從政去了。教導主任的事落到我的頭上。也不知是福是禍。岸青在大學讀書。幾乎不回家了。他寫信來要我努力地幹。兩個月寄一次錢回來。每次三、五十元。聊補家用。他的工資也就六十多塊錢。大學生活也要花銷。我理解，這是他的夢。有時，他拿到了稿費，寄百來塊錢回家。他的稿費大大超過了農家養豬的收入。我們家不養豬了。用柳蘭成的話說：“嫂子，岸青哥又賣了豬嗎？你請客呀！”我聽了高興。立即到小賣部買香煙散給大家。
我和兩個孩加上母親，分到了六畝口糧田。民辦教師們都分得一分地。隻有拿了國家工資，轉了戶口的人，村裏才不再給地。“背袋子”的幹部也有地。不然，他吃什麼去？地成了農民的生存之本。民辦教師的身份還是農民。所以，也務必有地。六畝地對我來說，是個不輕的負擔。能種地的隻有五十多歲的老娘。母親畢竟是個女人。耕田耙地她不會。這不是女人做的活。我就更不會了。衛東十五歲，一米五、六，像個小夥子，也有一身蠻力。叫他挑，他就挑。叫他拿，他就拿，重複性地勞動他還能幹一點，稍動腦子的事，沒有指叫，他就傻呆呆地不動了。初中名義上混到頭了。小學三年級的水平也達不到。教他插秧插不成行。叫他拔草連莊稼也拔掉。高中他是沒法上的，隻能幫外婆幹點憨活。耕田耙地，播種下秧的事，公公代做。沒有集體工。公公也不能在學校幹了。學校的食堂解散。看校的事交給姓猴的——一把大鎖。“戴帽子”的初中班因生源不足取了帽子。中學生全部轉入公社公辦中學。大隊無力再負擔初中。農民負擔太重。公社中學是公辦的，當年收費不高。加上教初中的柳明山走了，另兩個也考上師專讀書去了。這頂帽子不取也戴不下去了。楊柳小學昔日的輝煌已成曆史。老師們個個都是兼職教書的農民。都有一份地要種。整年在學校工作，等於是在打白條。年終大隊收了提留款再跟老師結賬。收不起來就欠著。拖欠教師工資的事已成為全國性的普遍現象。很多人無心教書，堅持著的也隻是心在曹營身在漢。站在課堂裏，想著地裏的事。巴不得早點放學去地裏幹活。教學質量一落千丈。
連柳岸青上大學也惦記著地裏的事。放暑假回家來，跟農民一樣，泥裏水裏幹。不能讓地荒著。一家四口張嘴要吃哩。他那點工資是養不活我們的。暑假正是搶收搶種時節。我和他都下地。連衛東也逼著他做憨活。母親勞累得骨瘦如柴。岸青有時幹得趴在田埂上。他又餓又累。倒在田頭睡了。我一個人咬著牙幹活。姆媽燒了飯叫迎九送到田裏來。迎九拎著飯籃子，在田野上到處轉，找不到自家的地界，直到別人把她領來。岸青躺在田埂上仰天長歎！“那年，我叫你到縣城裏去不肯去，現在沒地方去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啊！”“我不悔，這是我的命。”我連累了他。好在他不再是農民。等大學畢業，分配以省城裏。他說等省城有了房子，把我們接到省城，給我找分工作。我說，“衛東和迎九怎麼辦？”他沉默了。一個暑假總算熬到頭。他回學校去了。
回到學校後，他把回鄉來的體驗寫成小說，引起了不小的哄動。他在大學裏成了名人。他不再回家，信也少了。我守著這個家。守著我的小學。守著我的學生。
我每周給他寫一封信改為一月寫一封。他也一月回一封。好像成了例行公事。說些家事，連親昵的話也不見了。字裏行間，我漸漸發現，他對家庭淡了，淡了。疏遠了。我預感到這場婚姻的末日即將來臨。他照樣準時給家裏寄錢，而且越寄越多。據他說都是稿費。他還叫我把責任田讓出一半，隻種兩畝口糧田，夠吃就行。錢他會給的。甚至叫我幹脆出錢去雇工。公公不肯出錢雇工。他要自己做，不願把錢給人家賺。公公甚至說：“你們才翻幾天身，想當地主呀！這長工老子來做吧！”公公對兒子也有意見了。常常在地裏罵兒子。公公也許感到了他兒子與我的關係微妙的變化。我畢竟是他的外甥女呀！公公婆婆為我們這個家沒有少操勞。岸青的四弟在公社當了幹部。這是岸青的關係辦的。四弟媳生了孩子，婆婆去公社給他們照看孫子去了。六十歲的老公公，成了三家的長工。他牽著生產隊散夥時分來的那頭老牛。這家耕完耕那家。累得腰都彎了。看了讓人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