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星期天回到街上，賣了鍋盆碗筷一整套小型炊具帶到學校來，開始自炊自食。他的寢室是在教室的北角。灶搭在教室的南角。他請我父親幫他壘了一口小灶。父親打土灶是行家，專門給人搭灶。父親給劉老師砌灶時，劉老師還給我父親賣了一包“飛馬”香煙。比父親平常抽的“雞公”價值高三倍。老師的燒柴是生產隊供應的，不用錢買。劉展堂自炊自食的那副情景是可想而知的。隻能算把米煮熟，菜煮爛，有時還吃夾生飯。不是鹹就是淡，沒油少鹽也一餐。好在柴米不缺，他食量也好，不挑食，飽即能安。有時飯菜一鍋煮，跟煮豬食差不多。他還有個習慣，一邊煮飯，一邊看書。有時眼睛盯著書上，忘了鍋裏，飯煮糊焦巴爛，汪老師在辦公室裏聞到糊臭，跑過來：“小劉！飯燒焦了！你沒聞到嗎？”他才把手裏的書扔在柴草堆上，搶著去揭鍋蓋。飯已燒成焦炭，不能吃了。汪老師隻好把他拉到自己的桌上。先生婆婆便給他盛碗飯：“吃吧吃吧！展堂啊展堂，該討個媳婦了。你老吃糊飯不要緊，你娘也該抱孫子了。”劉展堂嘿嘿嘿地笑，“嗯嗯嗯，是該找個妻子了。可沒人願跟我呀！鄉下教師，隻有自炊自食喲。”他也望天長歎。他在楊柳灣分部工作不到兩年，實在堅持不下去了。調到本部小學去了。
“劉迷氣”教學、生活一塌糊塗。陶校長也有些同情他了。把他調到總部小學，讓他代少量的副課，兼管總務。等於是個勤雜工。劉展堂拖遝懶散，勤雜工一是勤，二是雜，他怎能適應呢？管了半年，一本胡塗賬。兩個教數學的老師三天也沒理清。於是，免了他的總務之職，還是讓他教課。再也不讓他當班主任了。聽有的老師說，劉展堂其實很有才，隻是茶壺裏裝湯圓——有嘴倒（道）不出。他對事物的理解與表達方式不僅緩慢，而且思維方式跟一般人有所不同。用現在的說法叫“另類”。所以，得不到別人的理解。他的距離與別人越來越遠，別人也漸漸疏遠了他。久而久之，就成了真正的“迷氣”。“三年困難時期，劉展堂居然沒有被餓瘦，據說，他三天不吃一頓飯，行走自如，神情自若，照樣睡得著，坐得穩，隻是望著天，不說一句話。他無法再走進課堂。一進教室學生就吼。劉老師基本上不再進課堂了。
從學校到鎮上他家隻七八裏路，他居然走半天，也不知他是怎麼個走法，慢到如此度程。後來，我聽表哥說起劉展堂。說他家裏很多書，什麼但丁，什麼雪萊，普希金……他跟表哥談詩歌，談歐洲文學，談西方哲學，尼采，歌德，席勒，盧梭，我的姆媽娘呀！一套套，表哥聞所未聞。他還跟表哥說，他走路都在思考，難怪他走得那麼慢。還說什麼“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之類。表哥說，劉展堂是個有學問的人。他還笑話所有奚落他的人是世俗小人，是不會思考的豬。隻知道勞勞碌碌，匆匆忙忙覓食求偶的螻蟻。而他是智者，智者天生是得不到平庸之輩理解的。好象一副天降大任於斯，他正餓其肌腹，苦其心誌，獨善其身。他說他讀完了《浮士德》。表哥連《浮士德》聽也沒聽說過。他還把郭沫若的《鳳凰涅盤》整篇地背誦給表哥聽，表哥簡直驚歎了。他還給表哥背誦《旦丁》的章節。表哥懷疑他是裝瘋賣傻？表跟跟我說，劉展堂的房裏滿是書，而且都是新華書店裏沒有的書。書都很舊，滿屋子散發著黴氣，也可以說是書香氣。劉展堂的老姑媽是街上很有名的婦產科醫生。她不在鎮衛生院工作，而是在自己家裏開診所。門口還掛著一個小牌牌。我上街看到過。劉展堂的姑媽銀灰色的短發。短胖胖的，一副斯文相。據說，她是個老修女。從英國回來的。她不僅會講英語，聽說還是英國什麼醫科大學畢業，還是國際紅十字會的成員。她跟國民政府首任總理熊希齡也有關係。熊希齡是中國紅十字會的首任會長。這些都是表哥跟我說的。我聽都聽不懂。劉展堂的老姑媽很有威信。連鎮醫院的院長也常常來向她請教，請她出診。她出診從不收費。連醫療器械也是她自己從外國帶回來的。劉展堂住在前院，他姑媽住在後院。聽表哥說，劉展堂的老姑媽天天做禮拜，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表哥跟“劉迷氣”做了朋友，主要是想借他的書看。劉展堂把整套《郭沫若文選》借給表哥。表哥讀得如癡如醉。還給我講《屈原》、《蔡文姬》、《孔雀膽》。
聽表哥說，62年“精兵簡政”調整時，因為劉展堂不適合當老師，把他調到了財貿戰線，到供銷社的廢品收購站去收廢品。這工作倒是很適合他了。
後來，聽鎮上的人說，他討了老婆，成了家。那時，供銷社是最好的單位，傻瓜迷氣也能討上好老婆的。劉展堂因禍得福。爾後幾十年，我很少聽說他，也很少見到他。直到九十年代。我在街上看到一個瘋子，大熱天穿著破棉襖，靠在牆邊曬太陽。人家說他是劉展堂。我簡直不敢相信。走過去仔細一看，一叢花白亂發下的兔唇證實了這確實是“劉拖拖”老師。我喊了幾聲“劉老師，劉老師！”她茫然不知。他確實迷了。
話說回來，劉展堂調到楊柳灣分部當老師的第二年。表哥到鎮上讀高小去了。
劉展堂調走後，本部派了個姓袁的老師來接替了劉展堂的工作。新來的袁老師來帶低班。汪老師帶三、四年級高班。
袁老師四十多歲。名叫袁世忠。矮矮的個子，拉拉雜雜的短胡子，好像忙得來不及洗，甚至來不及擦，短須上常常掛著鼻涕。他的穿著跟陶校長絕然相反。衣冠不整，有時扣眼也對不齊。腳下的布鞋穿眼了，腳趾頭伸出來自己一點感覺也沒有。走路時匆匆忙忙，像是趕雞攆狗，連顛帶跑。手亂擺，腳亂踩，踩了牛屎才跳得老高。有時跑進課堂來上課，褲管一隻高一隻低的卷著也忘記放下來。說話，講課“這這這，那那那……”連昨天的課上到哪裏，他自己也記不起來，要學生提示一下，他才“哦——”講起來不得要領，好像根本就沒有備課。難怪隻要他帶代低班。好在他也不跟任何人爭高低。有事混，能拿工資養家糊口就行。
也不知他是從哪裏調來的，怎麼當了國家老師。我感到非常奇怪。他完全不像個老師，更談不上為人師表，倒很像個逃荒要飯的。但他確實能寫一手好字。而且資格很老，聽說解放前就是國立小學的老師。他家住在新河口。聽說還是“盤戶”（外來移民，常受到當地人輕視，俗稱村盤戶）。孤零零在河口上搭了個“一眼銃”的茅草房。低矮，黑暗，連窗也沒開一個。他有六個孩子，比表哥家孩子還要多。他老婆不會做農活，也不做活。好象躲在茅草棚裏專門生孩子。聽汪老師說，袁老師出身大戶人家，上過洋學堂。還在舊政府裏幹過差事。解放前家道敗落，從軍去了山西，在閻錫山的部隊裏幹過一陣子，抗戰勝利後回來，沒當官，也沒發財，窮困潦倒，當了教書匠。“教書是讀書人這末路啊！”這是我聽到汪老師唯一的一次帶著苦笑的自歎。“窮困潦倒”這個詞我是第一次從汪老師口裏聽到。也從袁老師身上看到，可怕。我將來千萬別“窮困潦倒”。袁老師人窮誌短，馬瘦毛長。靠了他一個月三十多塊錢的工資，養活著一家八口。那群孩子衣不遮體，嗷嗷待哺。茅草棚裏簡直就是一個大鳥窩。一群張著大嘴，伸著脖子，精瘦精瘦，羽毛沒幹的小燕子。
他就像是一隻勞燕，來回地飛，來回地跑，銜著食。他到我們小學來任教，什麼也沒帶。一個藍布書包，裏邊裝著備課筆記，教本，還有午飯。他不像是來教書的，倒像是來趕工的。從學校到他家五、四裏多路遠。他走教，早來晚歸。有時上課鈴聲響，學生進了教室，還不見袁老師來。放學時，他急不可待地趕著回家。幫助老婆錘蘆子，勒蘆篾，打蘆席。他用工資買了蘆子，加工成蘆席，每張蘆席能賣三毛錢。他的手不像老師的手，常年勞作，粗糙如鋸。他帶來飯菜，質量低劣，隻是充饑而已。先生婆婆燒了魚，煮了肉，給他夾一塊。他感激涕淋。狼吞虎咽下去，從缸裏舀一碗水，抬起脖子灌下去。粗糙的手一抹嘴，往衣服上一揩。把碗往布袋裏一塞。坐下來。開始批改作業。他晚上不辦公。趕回家編蘆席。袁世忠是我見到的最窮，最髒，最不講究，最沒有人格尊嚴的老師。他為什麼生那麼多孩子呢？他到楊柳灣分部來教書，也是不得已的事。因為沒有任何人願意來。隻好派他了。他沒有任何資本跟校長討價還價的。否則，他隻好辭職了。他滿腦子是養家糊口。回家路上，發現一根樹枝也要撿起來，帶回家當柴燒。校長檢查備課筆記時，翻開他的備課本，發現是空頁。他連學生的名字也常常叫錯，張冠李戴，惹得孩子們哄堂大笑。搗蛋鬼柳小林幹脆當麵叫他“袁世忠”。他生氣，罰柳小林站十五分鍾，不許進教室。柳小林回家去，從菜園裏摘了個油瓜來，笑嘻嘻地頂在頭上走進教室：“袁老師，我姆媽說，這個油瓜送給你做菜吃。”袁老師怒氣頓消，接過油瓜，放在講台底下，“這樣好，這就是尊敬老師，改了就好。上位！”陶校長是個善良的人。批評批評，警告警告。他依然故我。每當上級給困難教師發生活補助時，給袁老師一大份。他那個窮窟窿是無法填滿的。老師們曾經還把家裏的舊衣舊鞋捐給他家的孩子穿。同情加討厭。可憐加可嫌。他什麼都向人家討。尤其是討香煙抽。他煙癮很大，可見他原來也富有過。他厚著臉皮抽汪老師的香煙。弄得汪老師不敢把香煙放在辦公桌上了。
汪老師也不得罪他，也不去校長那裏打小報告。有時看不過去，“嘿嘿嘿”笑著說，“老袁呀，老袁，你心不在焉啊！”袁老師也歉意地“嘿嘿嘿”笑，同時伸出手來，從汪老師的“飛馬”香煙盒裏刁去一支香煙。汪老師來不及藏。他已經把香煙刁在嘴上了。又去拿張老師的火柴。汪老師繼續“嘿嘿嘿”地說：“心不在焉，心在於煙喲，嘿嘿嘿……”。他一抹胡子上的鼻涕，胡子上沾上了粉筆灰，變成花白胡子。狠勁地抽了一口，吐出一圈白煙，“嘿嘿嘿……汪老師，對不起，對不起。我來晚了。家裏忙啊！你這煙真好，真好。飛馬，高級。唉，我兩天一包大公雞也常常斷吹呀！”“馬飛牌”是鄉下人很少見到的好香煙。三毛五一包。屬幹部煙。一包“飛馬”能買三斤魚，七兩豬肉。汪老師工資高，倆老口沒負擔。能抽。“大公雞”九分錢一包，是一斤大米的價。一斤大米能煮一鍋菜粥，一家人糊一頓。袁世忠常斷吹煙也情有可原。人家不要的他都要。連死豬肉他也要三斤。人家把瘟雞扔在灰坑裏，他居然撿回家去。還說，“用辣椒炒了吃味道好極了。”那年代沒聽說“禽流感”這個詞。叫“雞瘟。”一般農家染了雞瘟，活著的病雞放放血，兼和著酸鹹菜煨著吃掉。死了才肯扔掉。袁老師家的孩子們吃了瘟雞，也沒聽說過生病的事。他雖出生富家子弟，窮困潦倒，把他變成百草羊，什麼都敢吃。窮困潦倒啊！我從他身上再一次看到了另一種人生的慘景。
我還記得袁世忠出過一次大問題。這事傳遍了全公社。這也是聽表哥回來跟我說的。那年，表哥已經當了老師。袁老師調到東河鄉心中小學去了。跟表哥成了同事了。陶校長調到中學當校長。我在區中學讀一年級。
那年月，老師們要搞政治學習，星期六半天，連課都不上，叫做“雷打不動”的學習製度。高舉“三麵紅旗”，“鼓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學習會上，人人對照，個個洗澡。揭發批判不良現象。也不知是誰揭發了袁世忠。也許因為他是“頭上有癩痢”的人。（指有明顯的曆史問題，他在閻錫山部隊裏幹過。）有張《大字報》揭發他，說他在教學生認“飽、暖”兩個生字時用，先把“飽、暖”二字寫在黑板上，用教鞭點著大聲念：“飽——吃不飽的飽——暖——穿不暖的——暖”而且念了很多遍。嘶聲竭力，簡直就是在社會主義的課堂上高呼反動口號。向黨猖狂進攻。許多學生下課後一直喊回家，影響極壞。1960年春天，別說全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連住在中南海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也節食少吃紅燒肉了。那些饑腸轆轆的小學生們自然深有體會。所以，在課堂上跟著袁世忠空著肚皮喊。校長看了《大字報》，嚇了一跳。這可是嚴重的政件事件，不能馬虎。當時就把袁世忠綁了，派兩個老師送到公社，請上級發落。否則，校長就有包庇之罪。袁世忠被關進了縣看守所。在審查中，他死不認帳。說別人誣陷他。他為人師長，再胡塗也不會在課堂上這麼教學生。教育組派項目到學生中來調查取證。很多學生都作證。證據充分，再審。袁世忠還是不認帳。他說，七歲小孩子不到法定年齡，說的話是不能當治人之罪的證據的。共和國有法律，你們不能憑七歲的孩子的言證來給我定罪。如果是文革時期，他死定了。他懂些法律，滿經世故，大江大河裏淌過來的。案子送到縣檢察院。證據不足，沒法判罪。他在縣看守所住了半個月，吃了幾頓飽飯，放回來了。因為，出據言證的人都不滿八歲，沒有行為能力。證詞全是由老師代寫的，不算。袁世忠回來後哈哈大笑。說看守所的細米粥好吃，管飽。而且不要糧票不要錢。校長罵他恬不知恥。也把他沒治。他是根老油條。
“三年自然災害”後，他終於挺不住了。他也不適於再當老師了。62年“精兵簡政”“調整、鞏固、提高”的政策一傳達下來。他就主動報名。為了幾分自留地，他自願當農民去了。八十年代初，許多人鬧“落實政策”，袁世忠也跟著去鬧。從鄉裏鬧到縣教局育。答案是：你自動報名下鄉當農民的，當年已給了你安置費，算是退職了，沒法再落實。他又到公安局去鬧，說自己是冤案，要求平反。“下放他”是因冤案而引起的，他不是精簡對象。公安局查他的檔案，沒有立過案，沒有他的犯罪記錄，不能落實。反正他老了，兒女也都成家，他沒事可做，專門跑縣裏，求要“落實政策”。說自己曾是國家公職人員，還有過抗日的貢獻。國民黨，黃浦軍官都能“落實”，我為什麼不能落實？他找民政局。這回算找對了門。他說自己抗過日，他所在的部隊曾一度隸屬薄一波領導過。民政局請他寫個陳述報告遞上來，並要求出據當年任職證書及身份證明，否則，就無法辦理。他居然拿出了一張深藏四十多年的軍人任職令，上麵還有他年青時的照片。有閻踢山的簽名，蓋有鋼印。民政局一查，還真有那回事。於是，由民政局每月發給他三百塊錢的養老金。他快快活活地又活了十多年，九十年末死了。埋在新河口的樹林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