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可是在我臨回國之前不久，我還欺騙了蘇聯當局。例如我曾和我的侄子們商議，為了“銷贓”起見，命我侄子把私藏在身邊未作捐獻的一些珠寶首飾塞到暖氣筒裏邊。不料在修理暖氣時發現了這些東西。蘇聯當局就把它拿出遍問我們這批人，是誰藏的？問到我的時候，我又把“死不承認”的窮餘之策使了出來，給它來一個“矢口否認”。不過在那金銀首飾上還打有北京某某首飾店的店號呢。雖然蘇聯當局也明明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也未予深究而以“不問了之”。後來我還指使我的傭人把幾件首飾扔到房上煙筒內，才算是把那些餘贓消滅掉。
這些都說明什麼？
一來可以說明我那冥頑不知恩的本質，還可以說明我那怙惡不悛、抵賴到底的反動階級本能，同時還可以看出蘇聯當局對於我的人道主義待遇。我思前想後，越發認識到自己過去的卑鄙可恥麵目。在相形之下更感到蘇聯對我優厚待遇的恩情。如果是蘇聯不逮捕了我，我一定會被日本帝國主義殘餘分子架到匪巢——東京去。不用問，結果是非得落到蔣介石之手不可。漢奸陳公博、周佛海等人的結果，當然也就是我在當時的下場。當然像我這樣賣國投敵的罪魁，是死不足惜並且是死也不足蔽其辜的。不過拿我這段人生說起來，再和當前事實兩下加以比較對照，那麼，我當然不願意和漢奸陳公博等同走那條把漢奸皮帶到棺材裏去的毀滅之途，而深自慶幸能夠趕上新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的千載難遇的好時代，深自慶幸遇到了共產黨和毛主席。不然，像我這樣早就應該不複存在的人類曆史上的腐臭垃圾物，還能活得到今天——活得到能夠有學習改造而爭取重新做人的今天？
我敢這樣斷定說：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是絕對不會有（今天）的。
同時，沒有蘇聯的拯救也是絕對遇不到這種唯一無二的重生機緣的。
喝水絕對不能忘掉打井的人。我之被蘇聯逮捕，是我和日本法西斯強盜永斷葛藤的開始。我之在蘇五年是我湔洗罪惡開始新生的起點。
沒有這一起點，我便不會有這樣的今天。我既然感謝祖國人民、共產黨和毛主席，我就得同樣地感謝蘇聯。
共產黨和毛主席既是我的重生父母，那麼，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便是使我能夠重生的慈善的“收生婆婆”。所以我對於在蘇聯五年的生活，是我永遠也忘不了，並且是使我抱有無窮懷戀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