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伯力市內的第45收容所以後，雖然在那裏收容著有日本侵略軍少將以上的法西斯戰犯（日寇最後一任的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參謀長秦彥三郎等都在內）和偽滿的那批偽大臣等將及二百餘名之多，但是起初仍是讓我和我的弟弟、妹丈、侄子等，另住在樓下的一角，不和他們混在一起。我就是在院中散步時，也是在另一個角落內，過著“別有天地”的生活。就連我每日三餐也從不到大飯廳去吃，而是由我侄子等給我端到我所住的房間裏來獨自享用。因此，在關起我住的房門後，在我的那間居室中仍是由我“說了算”。我仍是過著與眾不同的生活。
後來收容所當局更指名我弟弟溥傑和我五妹夫萬嘉熙輪流給我們這批人講一些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黨曆史簡明教程和列寧主義問題等等的文件。在那個時候，講的人隻是照本宣讀，口是心非地在講；這些聽講的人差不多也都是“身在而心不在”地聽著。雖然這樣地學習了有一年以上，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什麼新的認識和收獲。
我在當時的每日生活概況是：除了三餐之外，時常靜靜地念念佛，或是悠然地在院中散散步。有時也有蘇聯軍官等人到我居室來和我閑談，後來我也學了最簡單的俄語。有時候，所方當局還特讓張景惠的兒子張紹紀把蘇聯的有名小說等講給我聽。
而那些偽大臣呢，差不多也是在每日三餐之後，不是在院中散步，就是在走廊上擺好桌椅打牌和下棋，甚至還有的在房間內大開其寶局，用紙煙當做賭注來賭。
固然，日寇的那些俘虜軍官，都是另外住在樓上，但是在院中散步時，則和這些偽大臣們混在一起。所以在庭院中，經常可以聽到我國的西皮二簧乃至昆曲和日本的歌聲混合在一起，成為一種不可名狀的噪音；同時也可以看到我國的太極拳、八段錦之類和日本的體操或西式健康法的氣功運動等等彙合成為一種“千奇百怪”的人身動態，真是使人大有“歎觀止矣”之感。
可是蘇聯當局對待這批日偽的反動分子，卻是始終一貫極其人道的而且溫和的。在這段時期中，我們不單經常有俄文報紙可看，後來還特意給我們訂了旅大蘇軍發行的中文報紙——《實話報》。每月還給我們多次放電影看，廣播也是差不多每天都能收聽得到。後來還曾組織我們逛公園、看足球運動或是到附近江邊洗澡。後來還領我到市內電影院看過電影，也到市內劇場聽過音樂和唱歌，還參觀過市內的兒童文化宮。那些偽大臣們當然不例外，有的曾參觀了博物館，有的參觀了七年級的學校，甚至還有的去看了馬戲雜技等等。
蘇聯當局每月還發給我和偽大臣們三十盧布，為的是讓我們可以隨便購買一些日用的東西，如鉛筆、針線、維生素、各種食品等等之類。每月差不多還把市內的雜貨售賣員叫到收容所內，專門給我們開一個臨時的販賣所。糖果、罐頭、牛油、麵包、香腸、酒類，甚至連冰淇淋等等，真是應有盡有，隨心所欲，購買方便。總之蘇聯當局對於我們這幫人的待遇，真可以說是至矣盡矣、無微不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