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該會社對於收聽器也加以限製，隻允許收聽偽滿境內的廣播電台所廣播的節目，不準許聽其他地方的消息，如果私自安裝收聽境外的廣播，一旦被發現，除了沒收收聽器以外，還要加以嚴重的處罰。
日本帝國主義就是這樣使東北人民都像聾啞一般失去和祖國人民的聯係，也聽不到國際間一切正義的聲音，而受其殘酷統治達十四年之久。
（五）溥儀所認識的偽滿鴉片政策
偽滿政府剛一成立，為了籌劃經費，由偽總務廳計劃施行鴉片專賣製度。在日寇關東軍決定、偽國務院通過和我的裁可下，便急急忙忙地頒布了一個所謂“鴉片法”。之後，又頒布了所謂“鴉片法實行令”。緊跟著由偽財政部製定和公布了專賣條例和關於專賣製度的組織，在長春設立了偽專賣總署，各省成立了偽專賣署，把鴉片作為專賣品歸專賣署專賣。從此以後，在偽政權的勢力下，各地方都大種鴉片，並由偽政府正式發給種鴉片的特許執照。後來，由於國際間的正式責難，日本帝國主義便改變了方法。在1937年，由偽政府製定和公布了所謂“鴉片斷禁方策要綱”，把鴉片的專賣由偽專賣署劃分出來，成立了偽禁煙總局，作為偽民生部的外局，並宣傳以十年為目標“斷絕”鴉片，其實是借“斷絕”二字為掩護，並不是真的要斷絕鴉片。偽滿政府口是心非地聲稱，隻限於偽熱河省境內和偽興安西省的一部，作為鴉片種植地，其他地方都不準栽種。其實在偽滿北部、佳木斯、饒河、撫遠等地都在秘密種植，反而比以前更擴大了栽培麵積，並且還公然地強化了所謂種煙省的機構，在偽熱河省公署裏成立了偽煙政廳，在各縣旗裏成立了偽煙政科，專門辦理培植毒物的勾當。同時又在各縣旗境內成立了鴉片組合，專門辦理收購鴉片的工作，並委托專門辦理零售鴉片業務的商號——“大中號”和“大滿號”，承擔出售鴉片給各地零賣所（即大煙館）。而且，在偽禁煙總局和各偽禁煙分局裏還組成了“緝私隊”進行檢查，隨意搜翻，借勢欺侮和毒打附近地區的農民，甚而有因此致死的。這就給種植鴉片地區廣大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災難。
同時，對於吸煙者，由偽禁煙總局發給“鴉片吸食證”，在各省由地方警察機關代發。據不完全的統計，從事零賣工的人數約為一千三百名，吸鴉片的人數僅差一名即達一百萬人。
在1988年，偽禁煙總局把各地的“零賣所”改稱為“管煙所”。從此以後，各市、縣都直接改為所謂官辦大煙館，還在種煙的省份內，如熱河、承德就設立了“嗎啡製造廠”。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榨取殖民地人民的財富，以作為它侵略的資金，不僅在偽滿境內公開地種植鴉片，還由國外如朝鮮、土耳其等國輸入鴉片原料，在偽滿製成煙膏或嗎啡，大量地向我國上海、北京等方麵出售，這就使偽滿更進一步地毒害了全中國人民。
總之，從偽政府成立起到垮台為止，據不完全統計，鴉片中毒的人數約達二百七十萬人以上，因中毒而死的人數約達十七萬人以上。
到了194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太平洋侵略戰爭，為了加緊搜刮從事侵略戰爭的資金，便在所謂種煙省份之外，又把偽奉天、四平、吉林三省也列為種煙省份，說是為了製造醫療上的麻醉劑，又在沈陽設立了“嗎啡製造廠”，每年需要鴉片五十萬兩作為原料。
從以上的概略情況，可以充分看出，這個鴉片政策之所以惡毒無比，就在於這種惡毒政策深深蘊藏著旨在把東北人民，特別是有為的青少年，陷入懵懂麻醉生活之中的毒辣陰謀。所以在偽滿當時所施行的所謂禁煙政策，其實就是以擴大鴉片種植來害人毒世的一個代名詞。偽禁煙總局的組織，其實就是想在禁煙的偽裝下來推行日本帝國主義所企圖殺人滅種的殖民地政策。
（六）有名無實的偽滿陸海軍大元帥
日寇侵略中國主要是一貫使用武裝暴力。尤其是在帝國主義強盜們操縱中國軍閥連年內戰的階段中，日寇更采用了“以華製華”的政策，收羅叛國的不逞分子，用來充作他們禍害中國的幫凶。
“九·一八”事變後，在東北三省內，人民紛起抗日，東北軍大部分參加抗戰，其餘一部分徘徊觀望，一部分退到關裏，另一部分則叛國投敵成為民族敗類，還有和日本浪人勾結的土匪，局勢極其混亂。
偽滿建國之後，於4月15日發布了“滿洲國陸海軍條令”，在這基礎上建立了偽滿傀儡軍隊。依據偽組織法，我是偽陸海軍大元帥，偽滿陸海軍應由我來統率。在我的身旁還設有“侍從武官處”，在偽國務院的組織內也設有偽軍政部，來執掌軍令、軍政、教育、訓練等事務。在“奉天”、吉林、黑龍江、“洮遼”和興安東南西北四分省，建立了警備司令部，並在哈爾濱設立了江防艦隊司令部，任命各偽司令官，分轄其直屬部隊，幫助日寇竭力鎮壓東北反滿抗日的人民，並企圖越快越好地完成所謂偽滿洲國領土的統一。
在這裏，我應該特別暴露出我的賣國密約的重大罪行。當我企圖得到和鞏固這個漢奸頭子的地位時，就在密約中，讓日本侵略軍常駐偽滿並把偽滿軍隊的指揮權，委托給日寇關東軍。所以當偽滿軍政籌設之初，就由關東軍一手包辦。同時，在偽軍政部和各偽司令部裏，都設立了“軍事顧問部”，一切軍令、軍政大權都移交與日寇執掌。到1932年9月15日，在鄭孝胥同武藤信義簽訂的《日滿議定書》第二項裏，又把這個密約合法化起來，成為具體的賣國條款。
日寇從“九·一八”以武裝力量侵略了我國東北並建立了殖民政權的偽滿洲國以來，在初步看來，這一罪行是由日寇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一手包辦而成的，但到了武藤信義繼任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洲國全權大使”和“關東州廳長官”的所謂“三位一體”之後，就更能看到日寇為了在我東北進行殖民統治而犯下的奴役、掠奪和武力鎮壓的罪惡行為。從1932年冬到1933年春，相繼擊退了在黑、吉兩省的舊東北軍的抗日力量，並侵占了熱河省全境，完成了所謂“滿洲國領土的統一”。這說明了我的滔天罪行。在這一罪行裏，叛國軍閥張景惠、張海鵬、於芷山、吉興、熙洽、張文濤、於深征等都曾在偽滿軍中起了很大的幫凶作用。
在“軍事顧問部”掌握下的偽軍政部，還有一個作惡的作用，就是把曾在東北軍閥割據下私人的、分散的軍隊，用我的“統帥大權”和“大元帥”名義，把它都集中起來成為一個助紂為虐的武裝叛國集團。1933年首先用編製全國軍事預算和“國軍”統一編製等辦法，把餉、械、糧秣、服裝和人事等等都由“軍政部”一手抓過來統一執行。再依據新製定的“軍隊編製令”，把偽滿軍隊的統一編製和統一編號的工作統統給打下了初步的基礎，計為偽混成旅26、偽騎兵旅7、偽教導隊5、偽獨立騎兵團8和偽江防艦隊等。軍事教育和補充機構一律歸部直轄，並建立了偽中央直轄部隊，如偽靖安軍、偽近衛步兵團、偽憲兵隊等等。這些罪惡任務，到1934年，當我當上了“滿洲國皇帝”才算是初步完成。
在我爬上了偽皇帝的“寶座”後，首先就對偽滿軍人下了“敕諭”，在裏邊曾強調說：“朕為爾等的大元帥，統率大權攬在朕躬。”這就是讓他們都必須服從我的命令。後邊又說：“因時製宜，特定規範”，這又說明根據我的密約，把軍隊指揮大權全部委托給關東軍司令官。就是這樣，你們也必須遵從。製定了“軍人誓文”，要求他們向我宣誓，服從這個亂命。所以，在偽滿漢奸政權十四年中，偽滿軍隊真正形成了“皇軍之一翼”，隨著關東軍侵略罪行的不斷發展，偽滿軍也不斷地加深了叛國、反人民的種種罪行。
再者，由於我做了偽皇帝，偽滿軍也漸次被染上所謂帝製色彩，而進行了機構改革。我既當上了偽皇帝，偽軍政部總長（張景惠）就改稱為偽軍政部大臣。我即下了“敕諭”，並頒了偽“軍旗”，全偽軍就要“奉讀偽敕諭”和“拜受偽軍旗”。我要閱兵、觀艦和看大演習，他們就得依照計劃來實施。就是以我的名義下令“討伐”，那麼偽軍就得去幹那鎮壓自己愛國同胞的罪惡勾當。同年7、8月間，我把各偽警備司令部改為五個偽軍管區司令部，並增設偽地區司令部，實行“特派”或“任命”，即任命他們依次為偽司令官。又於翌年實行“特命檢閱”和派遣偽侍從武官去慰問日滿的病傷兵，用以表示我甘心從賊和鼓勵炮灰之意。
在我即偽帝位後，到了1937年，偽滿軍的主要任務，仍然是所謂國內“討伐”和“治安確立”。而隨著偽滿軍的“精軍訓練”，兵種增加、兵器補充等等，逐步增強了偽軍的幫凶力量。我在當時也曾致力於“精兵主義”，用以鞏固我的地位。但到1937年7月，偽滿機構大改革以後，把偽軍政部改為偽治安部，把偽警務司也編入了該部，形成了偽軍警的所謂“一元化”。不久，就發生了“七七”事變。這時，偽滿洲軍不但發表了聲明支持日寇的這個侵略行動，更於8月間編成“熱河支隊”和調派第三教導隊，從熱河方麵出兵華北，參加了這一血腥侵略罪行。這就是偽滿軍正式幫著日寇侵略祖國的又一罪證。從此，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偽滿垮台止，曾繼續向華北方麵派出了偽軍，如甘珠部隊、鐵石部隊等。可見，偽滿軍的罪惡作用，並不僅限於對東北人民的殘酷鎮壓，更進而出兵關內，完全成為幫助日寇屠殺祖國同胞的一支武裝侵略力量了。
1939年7月3日，這一支武裝侵略力量進而幫助日寇掀起了所謂“諾門汗戰爭”。這一戰爭，在日寇死傷一萬八千人以上的情況下，到9月15日日方和蘇聯簽訂了停戰協定，而偽滿軍也死傷逃亡達數千名之多。這說明偽滿軍幫助日寇，也起著侵略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作用。日本軍國主義者自從受到這次教訓後，才把所謂“北進政策”掖藏起來，對蘇聯改用了比較消極的策略，因此，為偽滿建立“北部國防”，奴役了大批人力，並增加了國防建設費二億多元，虐殺被征工人不計其數。於同年10月決定，由下一年度起實行罪惡的征兵。
偽滿初期兵員的來源是一貫依靠封建軍閥遺留下來的募兵製。但日寇認為這種兵不可靠，遂在加重奴役東北人民的反動政策下，定出了征兵製。經過長期籌備，在1940年4月15日，就公布了所謂“國兵法”，從該年度起，由各偽司命官和偽省長負責，逐年強征東北青年去充日寇侵略的炮灰，到1945年止，共征集了十四萬人以上。
從1931年到1941年間，由於日寇侵略中國和“南進政策”的需要，偽滿軍政也進行了改革。1939年1月首先製定了“將軍府”和“軍事谘議院”的組織條例，把所謂偽滿的將軍和軍事谘議官們聚集起來，作為我的軍事谘詢機關。撤銷了各地區的偽司令部，增設了偽6、7、8、9、10、11各偽軍管區。到1940年為止，是偽滿逐步縮編兵額的時期，由最高額數十四萬餘名減少到約八萬名左右。在實行偽征兵製之後，逐年縮減步騎炮兵的戰鬥兵額，增添防空、運輸和偽工兵部隊，用以保護日寇後方的侵略基地，替日寇運輸由東北掠奪去的大量物資。這時所謂“國內治安”情況，除熱河外，抗日武裝力量受到很大損傷，已經減到最少程度，所以鬼子、偽軍遍地跑，到處橫行。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企圖侵略全亞洲建立臭名昭著的所謂“大東亞新秩序”。偽滿洲國又聲明支持日本的“大東亞聖戰”，我也立即頒布了偽“時局詔書”，要求全東北人民必須“舉國人而盡奉公之誠，舉國力而援盟邦之戰”，更加殘酷地加重對人力、物力、財力的奴役和掠奪。在這段時期裏，偽滿軍政又進行了一番“改革”。同年11月隨著偽中央機構的改革，改偽治安部為偽軍事部。把偽警務司分出成立了偽警務總司，把鐵路警護隊歸偽軍事部直轄，於沈陽成立偽鐵路警護總隊司令部，改編其直屬部隊為六個旅，計為錦州、奉天、吉林、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等鐵路警護旅。並在偽軍事部內增設偽鐵路警護司，任命日本將官，充任偽司令官、旅長和司長。由於偽國兵法的實施，把所謂“國兵漏”的適齡壯丁、約百分之八九十的東北青年，均課以一年期限的義務勞動。更以慰勞“皇軍”、“國軍”為名，在“全國”各市、縣組織了“國防婦女會”。在駐軍地方建立了“軍人會館”。因此，進一步地奴役了東北男女青年並強奪了大量人民財富。同時因應日寇侵略中國和太平洋戰爭的需要，逐步把偽滿戰鬥兵力集結到長城沿線上，並派遣江上兵，在黃海、東海上掩護日寇的海上運輸。最後由1944年末到1945年初，更應日寇的要求，先後用偽滿軍編成了所謂“鐵石”、“鐵心”、“鐵血”三部隊，臨時任命日本將官任部隊長，率領步、騎、炮、自動車兵和“鐵路警護旅”與“憲兵團”，進駐山海關內，幫助日寇鎮壓冀東抗日組織，並保護鐵路運輸，直到日寇投降為止。
在1945年8月9日，當蘇聯紅軍出兵解放東北之際，我還是依賴日寇關東軍，表示願盡偽滿全力作孤注一擲。所以我就通過偽軍事部大臣邢士廉和最高軍事顧問秋山義隆命令將偽滿全軍配屬在關東軍指揮之下，向南撤退，企圖作最後的掙紮。在8月12日，我也向大栗子溝逃竄。當途經梅河口時，還聽到日寇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謊報日寇“勝利”的消息。當我在沿途看到強迫人民構築防禦工事等時，我還以為我的“皇位”尚可一時苟延。可是過了三天，日寇裕仁就宣布了無條件投降。我也在張景惠和武部六藏的擺布下，宣讀了“退位詔書”，至此結束了我在偽滿十四年間異乎尋常的罪惡生活。今日回想，我的這一罪行，不僅給祖國東北三千七百萬人民造成異常慘痛的災難，就是在日寇侵略東南亞各國的罪行中，我都應負重大罪責，真是百死不足以蔽其辜。
（七）溥儀親述偽滿警察的罪惡
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要徹底實現它的奴役和掠奪，就必然要通過它的殖民統治政權，強迫實施它的各種殘酷政策和萬惡法令。因此，這個殖民地政權就必然是一個殘暴地鎮壓和屠殺殖民地人民的“警察政權”。所以偽滿政權也毫無例外地培養了十多萬所謂“皇帝陛下的警察官”，用這些“警察官”的暴力，執行著偽滿的各種罪惡的政策法令，並構成警察特務的羅網，竭力鎮壓人民的反滿抗日的正義活動。
特別是到了1943年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節節失敗時，對於偽滿這塊軍事戰略基地，就更加緊奴役和掠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就愈發要加強“警察政權”的力量。所以日本帝國主義在同年就把偽警察最高統治機關改為偽警務總局（在偽滿政府成立時，偽警察歸民政部管轄，1937年改歸偽治安部管轄），由偽總務官直接指揮。從此，偽警察的統轄，就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地取得了緊密的聯係。偽總務長官一個命令，全偽滿的警察就都可以立刻行動起來，以供他驅使。日本帝國主義就是這樣地推行和執行了它的殖民政策，也就是說，由我裁可公布的為日本帝國主義謀利益的，同時也給東北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各種偽政策法令，都是通過偽警察的手，無情地加在東北人民的身上，使成千上萬的人民在陰氣森森的城市中呻吟著，在朝不保夕的貧苦農村裏過著忍饑受凍的生活。當時在農村中，在糧穀“出荷”的強盜政策下搶去了農民的最後一粒糧食；在開拓移民的強盜組織下搶去了農民的大片土地；用經濟統製扼住了人民的喉嚨；用集家並村燒光了人民的住處；在都市中，則有偽都市計劃迫使人民漂泊街頭無家可歸；再加上抓浮浪、征勞工、抓“思想犯”等等奪去了無數人民的寶貴生命，此外，如苛捐雜稅、物資動員計劃等等無一不是殘害人民的強盜手段。在偽滿的十四年間，東北人民都把偽警察呼為“警匪”，就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利用了偽警察政權來實現它的奴役和掠奪。所以，對於偽警察的權限就一步步地擴大起來。可以說，當時東北人民的生活，無時不在受著偽警察的威脅和監視。日寇固是可恨，漢奸尤其可恨，特別是漢奸中的偽警察更是可恨。
例如，偽警察多次施行的都市大檢舉，當時還美其名曰“都市治安確保”，其實就是替日寇來鎮壓東北的廣大人民。在這種所謂大檢舉中，不知有多少被認為是“形跡可疑”的人民遭到逮捕，被認為是“浮浪者”的失業工人也同樣不斷遭到逮捕，被認為是“經濟犯”的貧苦人民更是要遭到逮捕。特別是在敵偽末期，所謂“經濟犯”的人數最多，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糧食的掠奪，首先就實行了糧穀配給製度，人民因為吃不飽，要活下去，就得想法私自買賣，尤其是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為了一家的生活，怎能不設法弄些糧食呢。但是這些萬惡的偽警察，就以抓“經濟犯”為名，有的沒收了糧食，有的連人帶糧一齊帶走，甚至加以嚴刑拷打、投獄和判“罪”。
這都是所謂“皇帝陛下的警察官”的罪惡，也就是身為大漢奸頭子——偽皇帝的我的罪惡！
（八）偽滿司法是日本軍閥的一把屠刀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掩蓋它的侵略行為，就必須把偽滿在外表上偽裝得像一個所謂“獨立國家”，並且在組織上和形式上偽裝得像一個法治國家的模樣，來實施它掛羊頭賣狗肉的殘酷鎮壓、屠殺和奴役我東北人民的所謂司法製度。在偽政權成立的同時，設立了偽司法部和偽法院、檢察廳等暴力機關。在這個司法製度下，司法行政方麵是由偽司法部來執行，審判方麵則歸我直屬的偽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廳以及它下屬各級法院和檢察廳來執行。在偽法院中有偽最高法院、偽高等法院、偽地方法院和區法院。在偽檢察廳中，有偽最高檢察廳、高等檢察廳、偽地方檢察廳和區檢察廳，以此構成所謂三審的審判製度。
現在說一說偽司法部和各級法院、各級檢察廳的關係。關於預決算和人事任免等歸偽司法部統一辦理，關於各級法院的審判案件和各級偽檢察廳的偵訊案件，名為不受其他的幹預，但是在重要案件審判終結後，偽法院必須報請偽司法部備案，如有不合法律條款時，可以使其重審；偽檢察廳檢舉重大案件時，必須征求偽司法部同意後方可施行。判處極刑者必須經過偽司法部大臣的批準。這就是說，敵偽操縱著殺人和壓迫人的機器，為所欲為。偽司法部大臣對於各級法院和檢察廳有監督權，尤其是有關所有司法的各種罪惡的政策法令，都由偽司法部大臣提出方案，經過我的裁可後才公布實行。
日本帝國主義把偽滿政權掛上一個所謂“文明法治”的騙人招牌，塗上一層所謂“以法治國”的脂粉，隻不過是用來遮掩它的見不得人的壞事罷了。
自從偽司法部成立以後，日偽曾經實行了多次所謂大檢舉，即獸性的大屠殺、大鎮壓政策。例如1936年，在偽黑龍江省、安東省及其他地方的所謂“反滿抗日事件”大檢舉，就屠殺了數十名和判處了數百名愛國人士。1938年，在偽三江省檢舉了三百八十餘名共產黨人，其中一百六十名被起訴，十名被判死刑，七名被判處無期徒刑。類似這樣的事件，可以說是層出不窮。
在1943年，日本帝國主義由於它在太平洋侵略戰爭中逐漸處於不利的地位，為了鞏固它的侵略基地，對東北人民進行了嚴格的思想統治。偽滿政府為了適應日本帝國主義的這一統治，於同年9月18日曾以所謂“敕令”公布了“思想矯正法、保安矯正法”，其目的是為了實行法西斯集中營式的恐怖政策。所謂“思想矯正法”，就是取締反滿抗日的愛國思想，以民族英雄為對象，在高等法院內設置一級治安庭，專門辦理所謂思想犯案件。這如同國民黨所叫囂的“錯殺千人，也不使一個人漏掉”的罪惡行為一樣。所謂“保安矯正法”，就是以維持治安為借口，大肆逮捕善良的人民，迫使他們服勞役。偽司法部為了貫徹執行這兩個血腥的法令，在偽司法部的管轄下設立了偽司法矯正總局，在沈陽、哈爾濱、長春、撫順、鞍山、本溪湖、阜新、西安、雞西、鶴崗和通化等地設立了十餘所“輔導院”，收容所謂思想不良的人，送到礦山、工廠去服勞役。在1943年，這十餘個“輔導院”就收容了一萬餘人。
在偽司法矯正總局所管轄的各地方監獄，到1944年就達到一百三十餘處。監獄本來是歸司法部行刑司管轄的，但1943年偽司法矯正總局成立後，各地方的監獄就撥歸矯正總局管轄。從此，在這些監獄裏關押的“犯人”的生活就越發淒慘起來，經常遭受到監獄裏的五種非刑，即“手銬”、“腳鐐”、“保護衣”、“防聲具”、“鏈鎖”等慘無人道的惡毒刑罰，此外還有“笞刑”。其中的所謂“保護衣”，據說是用硬性的衣型，把人固定起來。“防聲具”是用一種麵具，把人的嘴堵上。這是最殘酷的刑罰。
收容在各“輔導院”裏的人，主要是被強製服勞役，動作稍為緩慢就被認為是怠工，不僅遭受到棍棒、橡皮鞭子的毒打，有時還受到上述的監獄五種刑罰的折磨。如果誰有逃跑行為，被捉回時，就立即在全體“犯人”麵前，被活活地打死。
在偽滿時期，所謂“犯人”，無論是在監獄裏或是在“輔導院”裏，都是九死一生。家屬要接見，就必須花錢，否則見不著麵。無論是在監獄裏或“輔導院”裏，生活條件非常不好，真是像牛馬一樣，吃不飽，穿不暖，工作也沒有安全設備，所以在服勞役中的所謂“犯人”的死亡率高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此外，還有以戒鴉片煙為名的“康生院”，也同監獄、“輔導院”相似，就是把吸鴉片煙的人收容起來，強製戒煙並使服勞役，由於待遇惡劣，以致煙癮未戒成，人先送了命。偽滿的這種監獄“輔導院”、“康生院”，名義雖不同，其目的都是為了把善良的東北人民，捉來服勞役，無償地奴役東北人民，給日本帝國主義修築軍事設施。
1944年，收容在通河縣“康生院”中的二百五十餘名所謂思想矯正的“犯人”，由於不堪殘酷虐待，在看守人員王金才等的幫助下，全部逃跑了；但在逃走的途中，被日偽軍警追擊打死了一百餘人，其餘的被捉回送到佳木斯監獄，以後開了“特別治安法庭”，將王金才等當堂活活打死。
從1943年到偽滿垮台為止，在這短短的三年中，共收容了約三萬餘人，日寇成立“輔導院”的預計收容人數為十萬人，要是沒有蘇聯紅軍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解放軍解放了全東北，消滅了日偽統治者，東北人民更將受到不可估計的災難和痛苦。
1944年日本帝國主義在太平洋的侵略戰爭節節失利，更加緊了對東北人民的鎮壓，由偽司法部製定公布的“時局特別刑法”，就是要對於反對“大東亞戰爭”的人，處以徒刑和死刑。據偽滿政府明文發表（《滿洲日報》登載），在1944年一年內，因觸犯這個血腥的刑法而被判刑的案件達八百餘件。
從這裏可以看出偽滿的司法，就是專供日本帝國主義利用的一把屠刀。十四年來在這把凶刃上不知道沾染了多少祖國人民的鮮血，而長期以來，專門替日本帝國主義磨這把刀，替它揮動這把刀的人，則是偽滿的漢奸頭子，也就是我。
（九）偽滿嚴酷苛刻的精神統治
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東北人民，不僅在物質生活方麵進行了殘酷無情的壓迫統治，實行了各種侵略政策法令；而且在精神生活方麵也進行了殘酷無情的統治，實行了各種奴化的思想統治政策。主要是為了鞏固它的殖民統治，所以在掠奪奴役之外，還要在人民的思想意識上進行一係列的奴化教育，灌輸所謂日滿“一德一心”、“唯神之道”等思想，企圖扼殺東北人民的民族國家觀念，以便馴順地給它做奴隸。
關於學校教育方麵，在偽滿政府成立後，於1933年成立了偽文教部，當時規定學校的教育方針是讀四書、講孝經，仍然保留三三製，使用舊東北時代的教科書，僅僅在國民讀本裏麵，將“中華民國”的國旗換上偽滿國旗，用意是教育東北青年學生脫離祖國，依附於偽滿政權。
到1937年3月，廢止了三三製，實行所謂實務教育製度，由偽文教部製定出所謂“新學製要綱”。這個要綱規定教育方針是實現我第一次訪日所公布的“回鑾訓民詔書”的意旨，給學生灌輸日滿“一德一心”的奴化思想。要綱還規定縮短學校教育年限，就是把原來各三年製的初小高小改為國民學校三年和國民高等學校二年；把原來各三年製的初中、高中，改為高中二年，初中三年，也就是把中、小學校年限縮短了兩年，這樣一來，學生在高中畢業後就出現了升學困難的現象。日本帝國主義的用意是防止學生出境，因為這些學生的程度和偽滿境外學生的程度，雖然都是高中畢業，但是相差很多，到中國內地升不了學，到日本去也升不了學，隻能到工廠礦山去工作，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所謂的實務教育。
要綱中還規定日本語是偽滿洲國的國語，也是學校的主要課目，是必學的課目，其目的是為了給將來的同化和合並準備條件。所以這個要綱公布後，在偽文教部內就設置了編審室，開始實行編審偽滿的教科書，內容是推行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奴化教育政策。
同年，偽滿機構進行大改革，取消了偽文教部，在偽民生部裏設偽教育司，專管文教事宜。根據這個要綱製定了學製，執行殖民奴化教育政策。
到1940年，更強化了奴化教育的方針。這個方針就是要實現我第二次訪日後所頒布的“國本奠定詔書”的意旨，灌輸東北青年學生以“唯神之道”。就是把日寇的祖先強加在東北人民的頭上，由偽滿立廟供奉，按期致祭，由偽滿政府命令全東北人民，特別是學生，每天早晨必須向我所住的“帝宮”“遙拜”，並向裕仁所住的“皇居”“遙拜”，尤其是對神廟的“遙拜”，更是不可缺少的主要事項。此外，在祭祀的日子，各地在午前十時，汽笛一響，全東北人民都必須“遙拜”，在路上行走的人也必須站住“遙拜”。在長春市因為有的行人不“遙拜”，偽警就命令他長跪在街上，表示懲罰他的“大不敬罪”。
1941年日寇發動了太平洋侵略戰爭，為了鞏固它的後方侵略基地，就進一步對東北人民，特別是學校的學生，加強思想統治，又成立了偽文教部，實行支援所謂“聖戰”的“勤勞奉仕”。通過“勤勞奉仕”，進一步使青年學生加深對“日滿不可分”的認識，這就是為了實現我的詔書中“舉國人而盡奉公之誠，舉國力而援盟邦之戰”的意旨。
所謂學生“勤勞奉仕”，就是迫使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到工廠礦山去勞作，小學學生去灑掃日寇的忠靈塔和偽建國忠靈廟等，企圖汙染他們的靈魂。由於工廠礦山的設備簡陋，影響學生身體健康，“勤勞奉仕”又給東北的青年學生帶來了嚴重的災難。
在偽滿中等以上的學校裏專設一個科目，講所謂“唯神之道”，所有講“唯神之道”的教員，雖然通過了偽文教部的講習、訓練，但是，本人就不懂什麼叫“唯神之道”，所以在教給學生的時候，學生更不明白什麼叫“唯神之道”，隻有口裏說“唯神”，心裏卻咒罵“神道”，可是要被日寇和它的忠實走狗們聽去，這就是“大不敬”，就要被送到司法部矯正局設置的保護監察所裏受“矯正”。這個保護監察所是專對青年學生和留日學生的反滿抗日思想實行“矯正”的特設機關，在當時，就有許多留日學生和偽滿建國大學生的學生，以保護監察的名義，被偽警憲逮捕，送往該所實行關押矯正。這個保護監察所和上述的“輔導院”的罪惡性質是相同的。
偽文教部既然以“唯神之道”為教育方針，於是就本著“唯神之道”製定出各種宣傳印刷品來講解“唯神之道”，尤其是在學校教科書上更大談其“唯神之道”。所謂“唯神之道”就是說：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偽滿供奉天照大神，偽滿皇帝也就成為天照大神的後裔了，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所宣傳的“八紘一宇”，它的簡單的意思，就是說日本帝國主義是世界上唯我獨尊、萬國來朝的國家。我既然成了天照大神的後裔，那麼偽滿的國土就成了“神”的國土，在這個國土上居住的人，也就被看成是“神”的子孫，這就意味著東北人民已經改變了自己的祖國，東北人民的祖先就是天照大神，這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一種既極端陰險而又萬分拙劣的殖民奴化手段。
日本帝國主義用這種奴化思想的方法迫使東北人民走向“亡國”的道路，正如我頒布的詔書上所說的，“國本奠定在唯神之道上”，以“唯神之道”作為統治東北人民思想的基礎。所以在偽滿無論機關、工廠、礦山、學校……都設有小型的“建國神廟”或神龕。這種思想奴化教育方針，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殖民地人民的攻心魔術，也正是我的以“神道說教”的媚敵愚民政策，以此作為統治東北人民的思想的基礎，企圖來鞏固我那傀儡政權。
總的說來，偽滿的“實務教育”，就是為了使學生去服勞役。“唯神之道”的教育，就是為了要統治學生的思想。這樣，就使東北殖民地的文化普遍落後，這樣就可以壓低人民的思想水平，以便容易供敵偽驅使。日寇在東北殖民地政權的鞏固，也正是我的傀儡地位的堅牢。我所頒布的“詔書”，都是號召東北人民去作日寇奴隸的坑人“詔書”，我對祖國、對人民所犯的罪，真是到了“罄竹難書”的地步！
日本帝國主義蓄意麻痹東北人民的思想，除了使用學校教育的方法以外，還施行了所謂“弘報宣傳”的毒辣手段。
關於弘報宣傳方麵，在偽國務院總務廳裏有偽弘報外的組織，這個組織的職權是擔負著偽滿境內和境外宣傳和搜集情報的任務，它領導著偽滿各省市縣的弘報組織，來執行它的罪惡任務。
在1932年偽滿政府成立後，偽國務院總務廳內即設有“情報處”的組織。到1937年偽滿實行所謂行政機構大改革時，偽外交部改為偽外務局，把偽外交部的宣化司歸並入偽總務廳的情報處，改名為弘報處，加強了對內外的宣傳和情報和搜集，實行對東北人民的思想統治。
偽弘報處直屬的“滿洲國通信社”，每天出版發行“國通簡報”，登載所謂國內外的新聞，來統製偽滿的言論。
偽弘報處和偽滿協和會有直接的關係。偽弘報處供給偽協和會關於偽滿施政方麵的宣傳和人心動向的材料。偽協和會中央本部的弘報科把這些材料向各省市縣旗地方本部傳達，進行各種活動，以達到欺騙宣傳的目的。再由偽協和會各省市縣旗地方本部搜集地方人心動向的情報，報給偽協和會中央本部的弘報科，轉達給偽弘報處，作為偽滿政府對東北人民進行思想統治的根據。
1939年偽滿為了加強對電影事業的統製，成立了偽弘報處直屬的“滿洲映畫協會”，進行對影片進口的統製；並成立一個“滿洲映畫會社”，製造奴化東北人民思想的影片。
1942年偽滿為了加強對於戲劇事業的統製，成立了偽弘報處直屬的“滿洲文藝協會”，進行對戲劇事業的統製。
1943年偽滿又為了加強對新聞事業的統製成立了偽弘報處直屬的“康德新聞社”，出版“康德新聞”，對報紙新聞進行統一管製，以迷惑東北人民的視聽。
1944年偽滿為了加強對於書刊、畫報、雜誌等的統製，成立了偽弘報處直屬的“出版統治委員會”，對一切出版物進行統一的檢查和限製。
還有“日滿文化協會”所出版的各種宣傳印刷品，都是一些宣傳小冊子和宣傳畫等，宣傳“日滿一德一心”、“王道樂土”、“唯神之道”等等。
偽弘報處通過它的直屬機關，並在其他偽機關的配合下，對東北人民實行思想控製，盡力作了各式各樣的虛偽宣傳，來麻痹和影響東北人民的思想。
這樣，偽滿的奴化教育和弘報的偽宣傳，就形成了對內的殖民奴化，對外的欺騙宣傳。日本帝國主義就在這種騙人的招牌下，一步緊一步地進行了長期的侵略戰爭，終至演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不僅使全中國人民遭到了它的蹂躪，就是世界人民也由於它的侵略戰爭，而遭到不可估計的損失，這一切一切，我都應該負有重大的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