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按戶攤派的儲蓄，是用偽幣購買債券和儲蓄票的形式來強製購買的。債券是偽興業銀行從1941年每年發行的“興業銀行有獎債券”。儲蓄票是由偽中央銀行從1942年到1944年發行的所謂“愛國儲蓄票”。這些都不能當做流通手段使用，特別是儲蓄票，除每月分攤的以外，還在購買物品時，夠偽幣一元以上的東西，就攤一角錢的儲蓄票，這就等於物價普遍上漲十分之一。同時，這個儲蓄票價值很小，一般人都把它當做廢紙一樣隨手扔掉，因而使廣大人民在無形中遭受到不可估量的損失。
在各會社和各商號所攤派的儲蓄，與一般住戶不同，它們不是按月定數，而是隨時隨意存儲。由於它們都和銀行有交往，也可以像活期存款一樣，隨時儲蓄，隨時取出，僅是在賬麵上改換一下名目就算了事。因此，從整個城市的儲蓄來看，雖然每年都達到了偽中央銀行所要求的額數，這不過是數字上的達到，實際上，並沒有緩和通貨膨脹。
在農村裏的儲蓄辦法，那就更殘酷了。對於農村的儲蓄，是從1942年開始的。當年由偽中央銀行規定農村的儲蓄數為偽幣二億元，1943年為偽幣四億元，以後年年增加。這種儲蓄都是按照地畝數攤派的，也有由偽興農合作社在糧穀交易市場上，從農民所謂糧穀“出荷”的糧價裏扣除，這種扣除的錢，多被“興農合作社”從中利用，不交給偽中央銀行，也沒有解決通貨膨脹，而廣大人民則遭受了無限的損害。
日本帝國主義在太平洋進行的戰爭，到了1944年的時候，因為敗象日益顯露，需要更多的戰略物資。為此，偽滿政府就廣泛地搜刮資金，供應各大會社，來擴大軍事生產，不僅增加捐稅，強製儲蓄，而且還發行了大批公債，向東北人民榨取更多的財富。同時，並加緊對各地方私人經營的銀行的統製。
早在偽政府成立的同時，由偽財政部製定了所謂“銀行法”，待我裁可公布後，在長春市成立了偽中央銀行總行。這個銀行是把舊東北政權時期在各省的官銀號集中在一起，作為偽政府的一個最高統製金融的機關。它的職權範圍很廣，掌握著全偽滿的現金儲蓄，管轄著各金融機關，並代理偽國庫發行偽國幣。偽中央銀行還在各偽省和各大城市設有分行，經理偽政府地方各機關的出納事項，和經營一般人民的存放款、彙兌、借貸等銀行的業務。
在偽中央銀行以外，根據“銀行法”，還成立了一個偽興業銀行。這個銀行是由日偽雙方出資，主要是辦理向各大會社投資的業務和經營各會社的資金存放，並作為各會社的借貸中心、結算中心。它和日本帝國主義國內的“日本東興銀行”密切地聯係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壟斷資本，在偽滿各會社的投資，都是通過這個銀行辦理投資手續。
在偽滿政府公布“銀行法”的當時，對於各地方私營銀行和私人經營的錢莊等金融企業，是許可它們照舊營業的，到1939年，修改“銀行法”後，便將所有各地的錢莊，一律取消。1940年5月，在各城市設立了所謂“商工金融合作社”。這個金融合作社，是把各地方被取消的一部分錢莊和較大的商號網羅在一起，作為該合作社的社員。這個合作社，經營各城市商工業方麵的存放款和抵押借款等業務。其目的是為了統製各城市工商業的資本。對於散在各地方的私人銀行，根據“銀行法”，雖然準許作存放款、彙兌、借貸等一般的銀行業務，但是，由於1937年偽財政部製定公布了所謂“彙兌管理法”，根據這個法令的規定，向偽滿“境”外彙款時，偽幣一千元以上的，需經偽政府許可；至於貸款在偽幣五萬元以上的，則必須取得偽中央銀行的同意。所謂“彙兌管理法”實施的目的，是為了控製現金外溢，主要也就是限製勞動人民向關裏家鄉彙款。
到了1944年，偽滿政府為了加強金融統製，對於各地方的私營銀行，實行了強製合並和限製營業的政策。就是對於每一個私營銀行的資本最小限度必須在偽幣五百萬元以上，其不足五百萬元資本的銀行，需實行合並湊足五百萬元的資本。偽滿政府對於這些合並之後的銀行，限製資本的百分之八十，用來向各會社投資，不許另作別用。至於作一般的銀行營業，隻允許在資本的百分之二十以內，而在這百分之二十以內的資金，還是大部分須承購日本帝國主義國內和偽滿政府所發行的一定數目的公債，並且還必須承擔偽政府的一定數目的所謂“國民儲蓄”，對於這種公債和儲蓄，隻準領取四厘利息，並不許向外出賣。
在1944年春，偽政府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各農村的金融統製，由偽經濟部和偽興農部製定公布了所謂“興農金庫設立法”。根據這個法，在同年1月成立了偽興農金庫。這個偽興農金庫的資金，是由偽中央銀行撥給的，主要是供給“農產公社”作為收購農產品的價款，它還辦理農村貸款和儲蓄的業務，來榨取農民，使農民因此遭到破產和失業的災難。
除此以外，在我和日寇所簽訂的《日滿議定書》裏，還承認日寇在東北經營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也有權對東北地方經濟的統製。同時，日本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如朝鮮銀行、正金銀行、日本興業銀行等等，也都有權參與對東北金融財政的統製。
這樣，東北整個的經濟命脈都掌握在日本帝國主義手中，也就是說，東北人民的生命財產都落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魔爪中了！
（乙）北邊振興計劃
1938年12月25日，偽滿政府根據《日滿議定書》所規定的“共同防衛”，由日寇關東軍滿鐵會社和偽滿政府，舉行了第一次所謂“國境建設”會議。在1939年1月14日，又舉行了第二次會議。這兩次會議決定由偽滿政府、特殊會社和滿鐵會社，共同出資十億元，其中偽滿政府為兩億元，特殊會社為兩億元，滿鐵會社為六億元，用作所謂“國境建設”的經費。就在同年，偽滿政府以開發北邊產業的名義，製定了所謂“北邊國境建設三年計劃”，主要是在偽滿間島、三江、牡丹江、東安、龍江、黑河、北安、興安北省八個省境內，充實和加強了所謂“國防”設施，其目的是為了給日本帝國主義執行開拓移民的侵略政策，和給日本帝國主義準備侵蘇的條件。
在同年9月15日以後，把所謂“北邊國境建設計劃”改稱為“北邊振興計劃”。這個“北邊振興計劃”的內容，著重在偽滿北部所謂“國境地帶”，建設交通、通信和航空等軍事設施，替日本帝國主義鞏固軍事基地和準備開拓移民用地。在這個計劃實施期間，即從1937—1941年三年的期間內，首先修建了鐵路和道路。由滿鐵會社、鐵路總局修築了圖們到佳木斯之間的鐵路，從佳木斯到綏化之間的鐵路和從牡丹江經過林口到虎林縣境內虎頭之間的鐵路；同時，由偽滿政府交通部修築了所謂“國防”道路和交通道路，以及改修原有的道路，共延長約一萬二千餘公裏，並由偽郵政總局在這一計劃區域內分設了三百餘個偽郵政局、處。其次，是由偽電信電話會社新建了通信設施，共延長達四萬餘公裏，並新設了電台（即廣播站）兩千多處；由偽航空會社修築了一百四十餘處軍用飛機場，僅在勃利和依蘭兩縣境內，就修建了飛機場三十餘處。
同時以這些鐵路、道路為骨幹，由偽電業會社新修了火力發電所三十餘個；由偽水力建設局修建了鏡泊湖水力發電所一處，用以供應這一地區的用電；並由偽土地開發會社實施了所謂“農地造成”（即開墾荒地）約二十三萬公頃，作為開拓移民用地。
此外在烏蘇裏江和黑龍江沿岸一帶，饒河、羅北等地區的森林裏濫伐了大量的林木，用作建設的材料，掠奪雙鴨山等地的煤礦，用作動力的燃料，並在所謂振興地方產業的偽裝下，新設了農產品加工工業、水泥工業、機械修理工業等企業。這些企業在實際上並不是為了振興地方產業，而是這個計劃中的一個輔助組成部分，也就是為了給日寇開拓移民、建設部落時準備條件。
與此同時，偽滿政府也為了適應這一地區的“產業開發”，在1939年6月1日實行了地方行政機關的改革。在吉林、龍江、濱江、三江、北安各偽省公署內廢止了偽實業廳，改設了偽開拓廳；將牡丹江、東安等偽省公署的偽實業廳和民政廳也代之為偽開拓廳；並在偽通化省公署裏新設了偽開拓、土木兩廳，目的都是為了準備日寇開拓移民並完成其“北邊振興計劃”。
與此同時，偽滿政府在中央也把偽國務院所屬的偽內務局改為偽地方處，歸偽總務廳管轄，目的是為了擴大偽總務廳的權限，便於由偽總務長官直接主持“北邊振興計劃”的執行和各地方開拓移民的行政。
更重要的是關於“北邊振興計劃”所實施的各種建設工程，都需要大批的勞動力。這個勞動力的來源，是和偽滿政府對於生產方麵的勞動力，仰仗華北方麵供給的情形有所不同，絕大部分是由偽滿政府采取所謂國內勞動力自給自足的惡毒政策，驅使東北廣大勞動人民來承擔，其中僅一小部分的勞動力是由華北方麵募集來的。
在這裏，我要把偽滿政府對於“產業開發”和“北邊振興”所需要的勞動力統製的概況說明一下：
在偽滿政府成立後，就開始實行對於勞動力的統製，首先對於生產方麵的勞動力，特別是對於各會社經營的工礦企業方麵的勞動力，是指定由“大東公司”到華北召募的。1937年“大東公司”從華北召募來的人數不到十萬人，可是自行流入的很多，根據同年的統計總數為三十二萬人，到1938年召募的人數和自行流入的人數達到四十九萬人。因此，於同年12月，偽滿政府為了加強對勞動力的統製，製定了“勞動統製法”，由我裁可公布後，成立了偽勞工協會，用以限製華北勞工入境，但是，在1939年入境勞動工人的人數，仍然是有增無減。到1940年，增加到一百三十萬人以上。偽滿政府鑒於這種情況，為了進一步實行勞動力的統製，一方麵為了防止現金外溢，改正了“彙兌管理法”，用以限製境外的勞動人民向家鄉彙款；另一方麵，在1941年1月，由偽民生部製定公布了所謂“勞務興國法”，解散了“勞工協會”，成立了“勞務興國會”，這個勞務興國會向華北方麵召募了一部分有技術的工人，絕大部分則使用偽滿境內的勞動力，采取勞動力自給自足的辦法，來實行奴役東北人民的惡毒政策。
這個政策，對於勞動力的供需加以統製，采用協商分配勞動力的辦法；並為了防止勞動力的自由移動，實行勞動力登記，成立了“指紋管理局”，專對勞動人民實行指紋登記。這個政策，對於生產方麵工人的工資也加以統製。在當時，各會社對於中國工人給與的工資很少，平均低於日本工人的四分之一。這個情形曾使日本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得意忘形、無恥地說：“在中國使用人工比使用牲畜更有利。”這就把中國人看成比牛馬還不如，也足以證實在當時中國工人的工資低廉到如何可憐的程度了。
至於統製勞動力的機構是時時改變，步步加緊。當偽滿政府在1937年7月，實行所謂機構大改革的同時，就在偽國務院總務廳裏成立了一個所謂“勞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以偽總務長官為委員長，就是由他來主持策劃，運用全東北的人力資源；同時，在偽民生部內設置勞務司，在各偽省公署內也增設了勞務科，專門執行對勞工的分配和管理。
到1940年，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汪偽政權和偽滿之間的協定，成立了一個所謂“自給自足的經濟圈”，於是，在偽滿政府就以民生部為中心，又製定公布了“勞動行政方案要綱”，加強對於勞動力的統製。根據這個要綱的規定，境外的工人必須攜帶家屬移住在工礦地區，並嚴厲管製無籍勞動力的入境。另一方麵，在1941年9月，由偽滿政府製定公布了一個血腥的“勞務新體製確立要綱”，這個要綱就是奴役全東北人民無所不包的統製網，根據這個要綱擴大了“勤勞奉公”的範圍，樹立了“國民皆勞”和“國民總勤勞奉公”的惡毒製度。
這樣一來，對於北邊振興所需要的勞動力，除了一小部分由華北供給外，絕大部分就是援用所謂“國民總勤勞奉公”的製度，由各偽省、市、縣強行攤派、征募和用抓“浮浪者”的辦法，來驅使全東北人民為帝國主義建設軍用基地服勞役。特別是，把偽國兵檢查不合格的大多數青壯年稱為“國兵漏”，迫使他們去服勞役，受盡那刺刀、警棍、皮鞭的侮辱和摧殘，以致饑寒交迫，傷病叢生，不亞於地獄之苦。
所有這些勞動工人和所謂“勤勞奉公隊”，到各工地以後，勞動工人歸把頭控製，勤勞奉公隊由各該省、市、縣派人去監督。不管勞動工人或勤勞奉公隊，所住的都是破席棚，不僅不能遮風擋雨，而且是極端陰暗潮濕，所吃的都是腐壞摻橡子麵的窩頭，終日不得一飽，所穿的都是一些破麻袋片，沒有鞋，冬夏都赤著腳去工作。由於這樣吃不飽，穿不暖，睡不好，每日還得從事過度的勞動，每個人的身體健康都遭受了嚴重的損害，並且各工地都沒有醫療設施，患了病無處醫治，還時常發生傳染病，因而，勞動工人死亡率不斷增高。
從這裏可以看到這個“北邊振興計劃”的實施，給我東北人民帶來的災害，是極其悲慘的。由於這種種悲慘事實，到今日為止，尚遺留在受害的廣大人民群眾深刻的記憶之中，所以我在這裏，隻把我所聞知的一件，使我最痛心最慚愧的實例暴露出來，以概其餘。
有一次，偽宮內府警衛處長佟濟勳悄悄地告訴我說：他親戚金賢認識的一個人，曾被日寇捉去押赴北部“國境”，替日寇修築軍事要塞，在完工以後，日寇為了保持這個工事的秘密，對於勞動工人實行了集體大屠殺，在這個大屠殺中殘存的一個人，就是金賢認識的這一個人。
從這裏可以看到，由於“北邊振興”所實行的對勞動工人慘無人道的待遇，說明了帝國主義對殖民地人民的殘暴奴役和屠殺。
不僅如此，更可以看到，由於“北邊振興”所霸占的鐵路用地、道路用地、飛機場用地，搶奪了農民的土地，破壞了不少的村道，趕走了許多的農戶，使廣大農民遭受了破產、失業、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或者被捉去充當勞工，而陷入饑餓死亡的絕境，這更是極為悲慘的。
（丙）開拓政策
日本帝國主義的蠶食鯨吞殖民侵略政策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的。首先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向它的國內農村進攻，把大多數的農民造成赤貧，無法生活下去，使他們墮落成為無業遊民，然後再將這些無業遊民，按期分批移送到我東北的領土上來。日本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用意是：一方麵使這些被迫出國的遊民，在日寇侵略軍的勢力範圍內，也逞一逞所謂大和民族的威風，來欺負中國人，用以助長他們的民族優越感，準備供應侵略軍的使用；另一方麵是為了緩和日本國內農民對於大地主和壟斷農業的大資本家的不平與不滿。
最初日本帝國主義的移民，是采用所謂自由移民政策，這個侵略政策是在俄日戰爭後，由日本帝國主義壟斷組織“滿鐵會社”社長小村壽太郎所主持策劃進行的。他在當時竟公然把我東北地方，看做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他的計劃是預定在二十年內，日本向滿洲移民百萬人。但是，由於大多數日本的善良人民都不願向國外作侵略活動，所以這個計劃直到偽滿政權成立為止，其間經過了三十多年，僅僅不到二十萬日本人侵入在我東北領土上盤踞，主要還是駐在所謂“滿鐵”附屬地裏，這群日本人中許多是日本的無賴，時時由附屬地分散到各地方去，依靠日本帝國主義領事館的保護，不是開日本樓（妓館），就是賣嗎啡，而且經常移動，到處亂竄，所以未能達到日本帝國主義預期的移民侵略政策的目的。
到1933年，即偽滿政權成立的第二年，由日寇關東軍、朝鮮總督府、關東廳和滿鐵會社共同合議成立了一個“日本移民部”，作為日本帝國主義向我東北移民的一個中心組織。
在1934年，由日寇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全權大使武藤信義和偽滿政府外交部大臣謝介石簽訂了一個日本人土地商租權的協定，根據這個協定，日本帝國主義才第一次正式開始向佳木斯地區七虎力移民。
原來在舊東北時代，除了南滿鐵道沿線各車站的附屬地裏，日本人得以自由居住以外，在其他地方，日本人在中國是沒有商租權的。雖然有些日本人私自租用土地，私下結有契約，或者是在“東洋拓殖會社”以土地作抵押借款時，土地執照落在該會社手裏，土地歸它經營，但是不能取得中國政府的登記。
自從偽滿政府成立，由我公布了《日滿議定書》，承認了日本人的公私契約有效；更由於這次的協定，才使日本帝國主義通過所謂外交手續取得了商租權。
到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移民部的組織擴大起來，由偽滿政府和“東亞勸業會社”、“東洋拓殖會社”，共同出資一千五百萬元，成立了一個所謂“移民會社”，來辦理日寇移民的事務，在這時，日本帝國主義向我東北的移民計劃，改為在二十年內移民一百萬戶五百萬人。
就這樣還不能滿足日本帝國主義的移民侵略野心，在1936年又由日寇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全權大使植田謙吉和偽滿政府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簽訂了一個“拓殖議定書”，根據這個議定書，於同年成立了滿洲拓殖會社，由日偽雙方出資五千萬元，其中各半數，在偽滿政府方麵，是以土地作為實物出資。在這時，改變了自由移民的方法，實行了“集合開拓”和“集體開拓”的辦法。所謂集合開拓，是由日本國成批地移來，到偽滿指定的開拓地區，分散居住。所謂集體開拓，是由日本國內集體移到偽滿指定的開拓地區，集體地居住。
1937年，根據日寇政府拓務省的要求，在偽滿政府實行所謂機構大改革的同時，在偽產業增設了開拓總局。
偽開拓總局專為給日寇開拓移民收買土地，在龍江、三江、牡丹江等六七個省裏強製收買人民的土地，從1937年到1939年約有三年的時間，共強收人民土地約三千餘萬坰，其中農民辛勤開墾的熟地，約有一百餘萬坰。收地的方法是由偽開拓總局派人到現地，召集村屯長，把預定收地的地方，照該縣地圖，用紅筆畫上，凡是在紅筆畫的區域內的土地，告訴村屯長，從某村到某村，從某屯到某屯，都是開拓用地，限期三月以內繳照，每畝地給一分錢，如過期不繳照，即沒收土地，一分錢也不給。農民都不願繳照，因為繳照後就得離開，故土難離，農民都觀望，因此，土地被沒收，還是得搬家。同時偽警對於不繳照的農民，即加以“反滿抗日”的罪名，輕者監視，重者逮捕。
在這三千餘萬坰開拓用地上，約有二十餘萬戶、一百餘萬人，由於土地被搶走，遭到了流離失所、走死逃亡的悲慘災害。
到1939年，在日本東京由日寇拓務省大臣小磯國昭和偽滿產業部大臣呂榮寰以及偽開拓總局長結成清太郎，舉行了一個“日滿開拓懇談會”，由這個委員會發表了掛羊頭賣狗肉的開拓三大要素，就是硬說什麼“基於國防要請”、“日滿一體共同增產糧食”、“平衡日本過剩人口”等三要素。日本帝國主義和偽滿政府根據這三要素，又規定出開拓的基本方針，即所謂“鞏固日滿不可分的關係，達成民族協和，增強國防力量，振興產業”等千篇一律自欺欺人的老一套鬼話，其實是要在東北地方實行喧賓奪主的侵略政策。
在日本東京舉行的所謂“日滿開拓懇談會”結束以後，就在長春成立了一個所謂日滿開拓委員會，作為推行日寇開拓移民的總樞紐。這個委員會是仿效日滿經濟共同委員會的組織形式，由委員八名和幹事若幹名組成的。委員人選，在日寇方麵是指定由日寇關東軍參謀長、關東局總長、日本駐滿大使館參事館和滿鐵會社總裁擔任，在偽滿方麵是指定由偽總務長官、偽興農部大臣、偽外交部大臣和偽新京特別市長（臨時委員）擔任；幹事是由日寇關東軍第四課長、拓殖會社總裁和偽興農部次長、偽開拓總局長等組成。委員會在每年歲末，由日寇關東軍參謀長以宴會的名義召開報告會一次。開會時，由日寇關東軍參謀長做主席，由幹事報告一年中的移民情況和下一年的移民人數，以及移民地點等，不到三十分鍾即行了事。這個委員會的職能是監督各有關移民的特殊會社，因為特殊會社是不受偽滿政府的“會社法”所約束的。
與此同時，在日本帝國主義國內，由拓務省、外務省以及對滿事務局等侵略機關的大力支持下，在群馬縣境內的內原地方設立了一個移民訓練所。日寇政府用欺騙宣傳的手段，把農村裏的多數青壯年，糾集到這個訓練所裏，進行法西斯軍隊式的訓練，並灌輸所謂“八紘一宇”的思想。經過一段時期以後，把他們都武裝起來，背上屠殺中國人民的刀槍，用所謂集體開拓的辦法，成批地送到我東北北部來，作為霸占土地的強盜。當時所謂的武裝移民團，就是這幫東西。
對於日本帝國主義開拓移民用地，除了由偽滿開拓總局在北部強製收買了荒地和熟地以外，在南部的各省、市、縣裏，由“開拓公社”（開拓會社的改名）用極廉的價格大宗地強製收買了農民的耕地，特別是在沈陽、鞍山、撫順等市郊區以及鐵路沿線，各大城市附郭，如鐵嶺、遼陽等地，被收買去的耕地很多。
1939年12月21日，日本帝國主義政府和偽滿政府共同發表了一個所謂“日滿開拓政策基本要綱”，根據這個要綱計劃規定，把開拓移民地區劃分為三個地帶，就是所謂國境地帶、山嶽地帶和以大工業區為中心的地帶。
其中所謂國境地帶，是指興安北省的盧濱（即滿洲裏），黑河省的璦琿，三江省的佳木斯、羅北，東安省的密山、虎林一帶地區而言。所謂山嶽地帶，是指龍江省的嫩江、慶城、綏化，黑河省的龍門、孫吳，牡丹江省的東寧，東安省的密山、虎林和間島省的琿春一帶地區而言。所謂工業區地帶，是指沈陽、鞍山、撫順、西安以及臨江的大栗子溝、湯原的鶴崗、密山的雞西、牡丹江的穆陵等各工業城市和煤礦所在地而言。
日本帝國主義的開拓移民計劃，為什麼要實行這樣的區域劃分呢？主要是為了達成鞏固它的殖民地政權和向外侵略的目的。它所謂的國境地帶移民，就是為了要對蘇聯進行侵略作準備；它所謂的山嶽地帶移民，就是為了封鎖抗日聯軍的活動；它所謂的工業地帶移民，就是為了“保衛”工礦企業的軍事生產。所以說，日本帝國主義這種移民，就是在平時作為鎮壓我東北人民並供應日寇軍隊糧食、蔬菜之用，一旦有戰事發生，就作為侵略軍的後備力量。
日本帝國主義的開拓移民，並不是日本人民自願的，而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政府的強製，也就是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國家到東北來的。所以這些開拓民到開拓地以後，都懷著享受的心理，不願勞動。因此，他們就雇用中國農民給他們耕種。這些中國農民，正是因日寇開拓移民而喪失了自己土地的農民，現在由自耕農一變而為日寇移民的佃戶，給日寇移民團當牛馬，受盡了日寇開拓民的虐待，所得的報酬非常之少，還不敢不幹。因為日寇時常以反滿抗日、思想不良的罪名，加在農民的身上，而遭到不白之冤，農民是敢怒而不敢言，隻有忍氣吞聲地從事奴隸勞動，生活在吃不飽穿不暖的勞困境地中。
日本帝國主義在祖國東北的土地上，實行了一係列奴役和掠奪政策。作為它進行擴大侵略戰爭的基地，它就必然是從經濟上政治上加以殘酷的剝削和統治。因此使東北人民日益貧困破產，由於貧困破產，就給它造成了更多的廉價勞動力，達到它的奴役計劃，使它能像奴隸主一樣殘酷地奴役東北人民，以適應它掠奪戰略物資的政策。所以偽滿所謂的“三大國策”，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實行的，又由於“三大國策”的實行，給東北人民戴上了無形的枷鎖，在不自由的生活中殘喘著，悲慘極矣。
（四）溥儀眼中的偽滿鐵路、郵電和通訊
自從1904年俄日戰爭後，由於我的祖先清朝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一個喪權辱國的租讓條約，日本帝國主義就在我國東北地區強占了旅順口和大連港以及由大連到長春的鐵路，即所謂南滿鐵路。1907年由日寇皇室政府和財閥投資，以占據的南滿鐵路為基礎，成立了一個很大的壟斷組織，就是所謂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會社”）。這個壟斷組織，自從在我東北取得了經營鐵路交通事業的權力以來，就把南滿鐵路沿線作為它的特殊勢力範圍。在這一帶的地區裏，駐有日寇軍隊（即關東軍），設有行政機構，即所謂滿鐵的“地方事務所”，並設有關東廳管轄的警察署等，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一個政治的和經濟的中心地域。
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滿鐵會社”僅以一條南滿鐵路就控製了全東北地區的交通運輸事業。到事變後，由偽滿政府把掠奪舊東北時期所修築的鐵路和以後掠奪的中東鐵路全部委托“滿鐵會社”經營以後，它的勢力範圍就更加擴大起來了。
當“九·一八”事變後，日寇關東軍占領了舊東北時代所修築的鐵路，就移交給“滿鐵會社”接管經營。到1932年9月由我公布了所謂《日滿議定書》。根據這個議定書的細則規定，於1933年2月9日，由偽滿政府交通部總長丁鑒修和滿鐵總裁林博十郎簽訂了一個“鐵路委托經營協定”，這才算完成了日本帝國主義強搶東北鐵路的“掩耳盜鈴”的手續，將東北的各鐵路全部正式交給“滿鐵會社”經營管理；並由這個協定的規定，以後在偽滿境內新建鐵路的築路權、經營管理權，也交給該會社辦理。於是“滿鐵會社”就在沈陽成立了一個“鐵路總局”，專管理這種委托經營和進行新建鐵路的事情。在1934又掠奪了中東鐵路，也移交給“滿鐵會社”的鐵路總局接管，作為委托經營的鐵路了。
從此以後，“滿鐵會社”就在每年年終向偽滿政府國務院提出一個“經營管理情況和結算新築路工程的墊款”的書麵報告。根據1941年的報告：由1933年到1940年八年期間，除了扣除委托經營的各鐵路每年營業收入以外，偽滿政府共欠“滿鐵會社”新修築的鐵路墊款達到二十億元以上。這種墊款是在每年度結算後，即以所修的鐵路作為擔保，改為偽滿政府向“滿鐵會社”的借款。這種借款是年年累計增加的。並規定每年由偽滿政府給“滿鐵會社”一定數目的借款利息，這個利息，是從偽滿政府每年歲出預算中的借款項下開支的。結果這個負擔落在了全東北人民的身上。這個委托經營實際就是由“滿鐵會社”霸占了東北的既有鐵路，還得由偽滿政府出資給該會社延長鐵路線，也就是由偽滿政府搜刮東北人民的資財作為出資，給日本帝國主義修築鐵路。
“滿鐵會社”把既有的鐵路如“京奉”、“打通”、“四洮”、“洮昂”、“沈海”、“吉海”、“吉長”、“吉敦”等和新修的鐵路如“圖佳”、“京白”、“綏佳”等和南滿鐵路銜接起來，就大大地延長了鐵路線。以沈陽為一個交通中心點，把“奉佳”（由沈陽到山海關）線、“安奉”線、“沈吉”線作為三個支線，結合在南滿鐵路的幹線上。於是，由這個中心點起，南可以通往大連，北到長春；經過“奉山線”可以通往北京和熱河；經過“安奉線”可以通往朝鮮；由“沈吉線”可以到達吉林。
以四平為一個交通中心點，分有“四梅”線、“四洮”線兩個支線，也把這兩個支線接連在南滿鐵道幹線上。由這個中心，向南可以到沈陽，往北可以到長春；通過“四梅”線可以通往通化到達臨江；經過“四洮”線可以通往齊齊哈爾。
以長春為一個交通中心點，南接四平，北達哈爾濱，分“吉長”線、“京白”線兩個支線，由“吉長”線可以經過“吉敦”線到圖們；由“京白”線可以通往白城子。
以哈爾濱為一個交通中心點，由此分出“哈長”線、“哈滿”線、“哈綏”線、“哈拉”線四個支線，經過這些支線，可以通往長春、滿洲裏、綏芬河、拉法等地。
此外，還有以牡丹江為中心的“圖佳”線，可以通往佳木斯、圖們以及虎頭等地。
“滿鐵會社”把以上這五個交通中心，互相連接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很大的鐵路交通網，這就完全掌握了全東北的交通運輸命脈和經濟命脈。
這樣一來，不僅控製了城市居民和鄉村農民的糧食運輸，而且也限製了東北人民群眾的行動自由。因為在各鐵路的大小車站上和在每個列車裏，都分布有日偽警憲的特務，監視旅客的行動。凡是這群特務認為“形跡可疑”的人，就被扣留起來，嚴加盤查，受到百般的刁難、侮辱和勒索以後，才能夠得到放行，倘言語有些支吾或者應對不當，就被誣為“反滿抗日”嫌疑犯而受到長期拘留。所以在當時一般人民除了有不得已的情況以外，誰都不願意乘坐這種擔驚受怕的火車。不僅如此，在每次的列車上，對於日本乘客，都另設有專車，這個專車，一概不準中國人乘坐，硬說是中國人乘客的氣味難聞；像這種同樣花錢，受到兩樣待遇的事情，雖然是到處都有的現象，但在坐火車時，是特別明顯的。從這裏，也就暴露出日本帝國主義一向對於我中華民族是怎樣歧視的。
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把東北的鐵路交通事業整個壟斷了去，就是關於郵電通訊方麵的電報電話事業，也用所謂組織特殊會社的惡毒手段而完全掠奪去。在1932年偽滿政府成立當時，日寇關東軍將它占領下的東北各大都市的電報、電話事業，移交給偽滿政府交通部掌管，就是由偽交通部將所有舊東北時代在各地方設立的電報局、電話局以及電政機關如東三省電政監督署等，作為它的下屬機關來統轄。
就是這樣，日本帝國主義還認為不滿足，因為這種事業是和軍事上有密切關係的。所以在1933年春，又由“滿鐵會社”、日寇國內財閥與偽滿政府以共同出資的名義，組成了一個所謂“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以下簡稱“電電會社”），把偽交通部所管轄的電報局、電話局等全部財產作為偽滿政府方麵的現物出資，劃歸該會社去統轄。由於這個“電電會社”是屬於所謂特殊會社之一，不受偽滿政府的“會社法”約束，所以這種電報、電話事業，實際上就是由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來控製了。
在這個特殊會社成立以前，由日本帝國主義國內派遣海軍退役中將山內靜夫到偽滿，在長春成立了一個“滿洲電信電話設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以山內靜夫為委員長和偽滿漢奸官吏為委員組成的。由這個委員會發行了大量的股票，強迫各城市裏的工商界和地方私營銀行分攤股份，於是這個會社就以這筆股款，在長春市修建了樓房作為該會社的社址，利用原來各地的電報局、電話局作為資本開始了營業。可以說，這個“電電會社”的資金，並沒有從日本國內拿來多少現金，而是以出賣股票和掠奪東北原有的郵電事業建立起來的。
尤其是這個會社不僅經營全偽滿境內的電報、電話事業，而且還經營管理著全偽滿境內的廣播電台和廣播宣傳事業。其目的是為了控製整個東北的郵電通信事業，使東北人民和祖國大陸人民隔絕一切消息的傳達和聯絡，並使東北各地方的人民相互間也失去聯絡，不能互通消息，除了能夠聽到日寇關東軍和偽滿政府的欺騙宣傳外，完全像是聾子一樣，聽不到國際上和祖國大陸上的正確聲音。例如日本帝國主義在太平洋進行侵略戰爭的時期，每天發表的所謂戰果，都是虛報勝利，謊話連篇，就是在它戰敗無法掩飾的時候，也說成是什麼戰略上的“轉進”等等來欺騙和混淆人民的視聽。
自從這個會社統治了全東北的郵電事業以後，也更控製了人民相互間以電話交談的自由，因為在各個電話局裏，都有日偽警憲的特務，竊聽人民談話的內容，時常有人因打電話而招致“反滿抗日”的嫌疑而致“犯罪”坐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