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中的皇帝生活
辛亥革命以後，雖說是清朝封建統治者在政治上的反動勢力已被徹底推翻，但是在當時“紫禁城”的小圈子內，我仍舊算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封建專製大家長。因為在那“小朝廷”內，依然是我說了算。我一直就是在那種“唯唯諾諾”的聲浪中，在那“人莫予違”的日常生活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像是北京人所愛說的“紈絝習氣”或是東北人所常說的什麼“秧子脾氣”之類，都還不足以拿來形容我過去的一切一切。如果想要形容得更確切一些，說我是個“紈絝之中的大紈絝”和“秧子之中的大秧子”，那倒還有些“貼題”。我現在想把我那過去的驕縱放蕩的幼時生活，分期擇優地記述如下。因為從這裏不但可以找出我在那以後的病根所在，同時也可以看出封建製度的腐朽實質。這就是我不怕繁碎雜亂，特意要寫出這項生活瑣記的緣故。
戲侮人的例子
在前麵已經說過，在那專門給我看病的“太醫院”中就有一百幾十名的大夫。我對於其中的大夫們，差不多都沒有見過麵。因為每當我有病時，我總愛找“永和宮”端康太妃處的大夫給我看。因為那裏的大夫都是過去曾在太後那裏做過工作的人，比我這裏的大夫要高明得多的緣故。
不過我雖不讓我這裏的大夫給我治病，但卻時常地把他們兩個兩個地叫來給我診脈。既不是要考驗一下他們的醫道如何，也不是叫他們來給我檢查一下身體的健康情況，我的目的隻是要看一看他們長得都是什麼樣而已。
按照宮中的慣例，醫生當給太後或皇帝等診脈時，在病人麵前要放一個小茶幾，幾上放置兩個小枕頭。病人就坐在炕上，把自己的左右兩手分放在兩個枕頭上。這時兩個大夫便須分左右跪著各診一脈。診完一脈之後，這兩個大夫便一同站起來，彼此交換一下左右的位置，再跪在地上一同診另一手上的脈。等到把左右兩脈交替診完之後，更須跪著不動，一同說明診查出來的病狀，然後才一同走出共同開方。
我雖然根本沒有病，但是這些大夫一來是看不出我究竟是否有病；二來他們都是“誌在當差”，所以就不能不謅出一些不關痛癢的病情來，而且還得裝模作樣地共同開出服之無害的藥方，這樣才能算是差事完畢一同退去。當然他們所開的方子，我是不會用的。這隻是我在平日閑居無事，偶爾拿他們開開心罷了。我曾這樣地叫過他們約有十幾次，每次都是兩個大夫一起來，可是竟沒有一次碰到過同樣的大夫，足見在當時“太醫院”內的醫生是怎樣多的了。
還有一次我叫了兩個大夫給我看完脈以後，便命太監把這兩位“禦醫”帶到“養心殿”的“西暖閣”內，並從外麵關上了門，因為在西暖閣內有許多拐彎抹角的小房間，都是富有變化猶如“迷宮”一般的地方，於是這兩位大夫，便在東拐西轉、左衝右突的屢次碰壁中，完全成了迷途的羔羊，終於在呼救無門的情況下，忘卻了自己的“太醫”身份，其中一個竟致急得哭了起來。我聽到哭聲才覺得滿意了。於是就讓太監給他們開了門，把他們領了出去完事。
還有一天，我曾半開玩笑地對一個“毓慶宮”的太監綽號叫“和尚”的人說：“你不把這塊幹狗屎吃下，我就打你！”沒有想到他真從地上撿了起來放在嘴上咬了一口。我不但沒有領他的情，反倒認為他太“埋汰”，就從此不屑理睬他了。
在我小時，曾買有許多的傀儡劇用的木偶，還有一個演傀儡戲的小舞台。這時有一個“殿上的太監”會耍木偶，在他演完之後我便“賞賜”他一盒子油糕，不過在給他以前，我曾提出從我練習力氣用的鐵沙子口袋中，取出一些鐵沙子來偷偷放入油糕裏給他吃，為的是要看他硌牙的狼狽情況。但由於我那好心腸的乳母提出了“折中案”，才改在油糕裏放些生綠豆進去。這樣，才既達到了我取笑的目的，又免了鐵沙子硌壞牙齒的危險。
我還做過這樣的惡作劇，因為我聽說當時在宮中曾任總領事的張德安，平生非常吝嗇，我便有時帶著一群太監到他住的地方去，故意嗾使大家狂喝他的茶，為的是叫他看著心痛，有苦說不出。這還不算，有一次我在茶壺中放入自己的小便，倒出來讓他喝，他認為是茶，便不辨滋味地一飲而盡。
無拘無束的童年
在我小的時候，吃飯睡覺還能定時，到我稍稍長大以後，便完全任意而行，想怎樣便怎樣。於是寢餐行止便沒有一定的規律了。
那時服侍我的“禦前十太監”，照例分為東西兩班隔日輪流倒班。西班裏的太監一般都比較老實些，我便不願意和他們玩耍。因此每當他們上班時，那天我睡覺的時候必早。至於東班的太監們，因為他們比西班活潑有趣些，所以每當他們值班的那一天，我便盡興地玩鬧。例如我帶著他們在“養心殿”外中央“抱廈”上，用繩子把許多氈毯之類紮成很多的小房間，並在其中擺上種種陳設和器具，然後讓太監在“養心殿”內用火爐做菜和調製點心。有時還向端康太妃的廚房要菜來吃。直到深夜還帶著他們狂嚼大餅和各種炒菜。飽餐之後，有時還同他們化裝遊戲。如穿上買來的軍裝，手提棍棒和舞台上的刀槍之類，亂殺濫砍一氣；有時則拿著玩具鳥槍，到各處亂跑亂鬧；有時化裝成婦女，有時帶著他們“捉迷藏”……一直鬧到淩晨三四點鍾才肯睡去。第二天早晨還須早起赴“毓慶宮”讀書。試想這樣的生活，還能安心讀書嗎？
在夏天大雨之後，還有時帶領著太監，把院中各個溝眼全部堵死，並和他們輪流地用水龍帶抽出井水，使院中積水達到半尺深，我則穿上皮靴在院中蹚水為樂。
我在十二三歲時的日常生活，差不多就是這樣的。
在當時的宮中，固然是有四位太妃做我的母親，可是真正的家庭溫暖滋味，我卻一點兒也沒有嚐到。盡管每天我都要到四位太妃處去問安，但是在我們母子見麵以後，身邊的空氣卻總是冷冰冰的、空虛的和寂寞的。我耳中所能聽到的，也隻限於半固定性的什麼“皇帝歇得好”（即睡得好）和“皇帝進得香”（即吃得好）以及“今天冷應當多穿點衣服”之類的寒暄語。至於我呢？則除了“嗻嗻，是是”之外，也隻有問一問“皇額娘歇得好”和“皇額娘進得香”而已。除去這樣的談話材料之外，也實在找不出什麼可談的話題來。過了這樣枯窘無味的幾分鍾之後，照例便會聽到“皇帝玩去吧”的吩咐，於是便告辭了“慈母”而又回到自己說了算的小天地裏來……
宮中祭祖
現在再談一下宮中祭祀祖先時的概略情形。
按照清宮中的傳統習慣，不但逢年遇節要祭祀奉先殿和壽皇殿，就是每月的初一、十五，甚至是每天都得舉行繁簡不同的祭祀儀式。
在乾清宮後麵的坤寧宮，就是宮中專門祭祀神佛和遠代祖先的地方。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當中，除了曆代皇帝、皇後的忌辰（死的日子）之外，每天都得殺一口豬來致祭。在那裏有“薩摩”（女巫）數十名，其中最高級的叫作“薩摩太太”。當皇帝親往致祭之前，首先由她們在神前用滿語作祈禱。當我的轎子走上了坤寧宮前方交泰殿的台階時，在坤寧宮專門擔任祭神的太監，便用手在坤寧宮的紙窗上連打三下，這裏坐在屋中地上的二十餘名太監，便一麵彈著弦子，一麵從口中連續不斷地喊出嗅、嗅的聲音來。當我走進屋中時，另有兩名太監把一口活豬抬到屋內中央，便由兩名薩摩把白酒灌入豬耳內。當豬頭擺動的時候，據說這就是“神佛”已接受到祭品的一種表示。這還有名堂呢，叫做“領牲”。“領牲”之後，才把豬抬走下鍋。這時弦子的聲音戛然止住，我便跪在神前，等“薩摩太太”再念一遍滿族語言的祈禱文之後，我就向上行三跪九叩禮，禮畢退出。
我還聽說，過去祭神以後，還有“吃神肉”（祭肉，也叫“福肉”）的儀式。這時太後和皇帝分坐在屋內的南北兩炕上，各在麵前放一小桌，上置割肉小刀和筷箸並食鹽、大米飯等。王公等跪在地上，在他們麵前，也放有刀、箸、鹽和米飯。吃肉時，把麵前的大塊豬肉，自己用小刀割下蘸鹽吃。這時皇帝須和一名宗室王公，在太後前頭跳一種滿族古老的舞——“喜起舞”。音樂是用一支箭在簸箕上劃出一種音節來伴舞。皇帝跳完後，各王公便依次兩人兩人地起來跳舞，這是古代滿族在祭祀時或是在戰爭勝利時表示歡欣鼓舞的一種民族傳統舞法，很有原始時代的淳樸風味。不過到了後來這種大家同歡的跳民族舞卻在君臣上下的封建禮教的束縛下，完全變成了封建宮廷專用的東西。參加這種儀式的人，隻能是在品級禮製的束縛下，一個個規規矩矩、不言不笑地跳著，高踞上位的太後和皇帝也隻是正襟危坐、心不在焉地觀賞。真正的民族氣氛、真正的同歡共苦的團結精神，在這時，早已變成為徒具形式的無聊禮節。吃肉是一種形式上的吃，跳舞和觀舞也成為貌合神離的點綴品了。
渴望外麵的世界
當然隨著我年齡的增長，我的心情會有些改變。例如我這時已對於搭小房間和舞槍弄棒不感興趣了，那時認為有興趣的則是購買樂器組織樂隊和率領著這些仆從們練習腳踏車和上房爬牆之類的“新消遣方法”。特別是對於腳踏車最為愛好。曾把當時在北京騎車有名的李學勤（小李三）邀入宮中，並求他加以指導，甚至為了使自行車可以在宮中暢行無阻，竟把很多門檻都用鋸鋸掉。後來還在宮中的“東長街”附近，練習過開汽車哩！
有時通過我那英文教師莊士敦，把英國、美國公使館的軍樂隊招到宮裏去約有三四次，每次都是讓他們在院中吹奏。每次演完之後，便在院中拿酒肉點心之類慰勞他們。我雖不親自出席招待，但也頗以此為樂。
莊士敦也曾把英國司令官帶到宮裏來參觀並訪問我，也曾把印度的詩人泰戈爾和當時被稱為“詩聖”的徐誌摩等帶來見我。此外如上海的猶太人大資本家哈同夫婦等，也曾在端康太妃的招待（因為哈同和端康太妃母家有來往）下和我見過麵。曾給西太後畫過像的美國老姑娘柯爾也到我這裏來過好幾次。
從上麵的零星片斷中，也可以看出在我當時的生活中，已漸漸有了一些變化。那就是在我那滿腦袋的封建專製思想意識裏，已經漸漸添入了一些崇拜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成分了。
這時我已對於那種宮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厭倦，總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鮮景色。但由於陳規舊矩處處拘束著我，不能如願。有一次我的老師陳寶琛病了，我便以正正堂堂的探問師病為理由，嚐到坐汽車走大街的快樂滋味。於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試探著擴大訪問的範圍，如探望我的父親以及我的叔父等等，最後則是把範圍擴大到遊頤和園和玉泉山了。當然我的每次出門，都得編成一列幾十輛的小汽車隊，並且每一次的開支也是大得驚人。但是我不去管它，目的不是開開眼界麼！達到了這種願望，便心滿意足了。最滑稽的是有一次我赴頤和園時，曾命司機把汽車加速開駛，在我屢次催促之下，竟達到每小時六七十公裏的速度。這時可把隨我出遊的“內務府大臣”紹英老先生給嚇壞了，據說嚇得他在車中緊閉雙目，雙手合十，高聲大念“南無阿彌陀佛”不止。
“疑病”和“治病”
還有一次，我因為覺得有時候喉中有痰，便又害怕自己要得“緊痰絕”，遂趕緊找來“太醫院”的大夫給我醫治。這位大夫在“望聞問切”的診斷以後，也就毫不客氣地給我使用了祛痰劑的王牌猛藥“礞石滾痰丸”作為藥引，還配合著使用了不少的漢藥藥材，另外還讓我喝竹瀝水。就是在這位醫生的猛攻猛打的治療方法下，連續醫治了約一個半月。
後來聽人說，幸虧我身體平素算還不錯，所以才經得起這種猛治，否則非把身體弄壞不可。
像是這樣的事情，尚不止我幼時在“清宮”中如此，就是到了天津以後，以及後來在偽滿時代的十四年間，我一貫總是在疑心著自己有病和不斷地在中西藥雜進下，過著“鬥病”的生活，至於注射等等，還未把它包括在內哩！
總之，在我前半生，凡是所到之處，隨時都在貯存著不少的中西丸散膏丹之類，差不多用不著去街上去買，都能自給自足。尤其荒唐的是有時當我找來大夫看病之後，經常把大夫的處方，任憑自己的主觀願望隨意予以增減，甚至有時不問大夫就一麵翻著藥書一麵自行醫治，直到偽滿垮台為止，我一向都是如此。
（三）躁動的靜園
移居天津
我在北京日本公使館住了幾個月之後，羅振玉又來“建議”說，這裏不是久居之處，主張我應該挪到天津去住，以便將來能赴日本留學。我遂同意了他的這一建議。他並說，最好是在天津“日本租界”裏找一個佳處，於是就使朱汝珍到天津去物色，結果他看中了“張園”。
“張園”是清末官僚張彪的房子。張在清末任湖北省提督——第八鎮統製，當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時被趕下台，把搜刮來的民脂民膏蓋了一個遊園出租，過他富翁寓公的生活。
我得到了朱的“報告”後，就把想要到天津去住的意思，告知了芳澤。他也表示同意，更把我想要移住天津的事情，告知了當時的執政段祺瑞。段表示：在我移住天津時，他可以酌派兵力途中進行保護。我聽了這一回答之後，便又和羅商議，結論是：段執政哪裏來的兵，還不是得用馮玉祥的軍隊？於是便又害怕起來。後來我和羅與芳澤商洽後，芳澤就決定派幾名日本警察和日本駐津領事館的警察署長等人，秘密把我護送到天津“日本租界”去住。
當我臨出發赴天津之前，曾到芳澤夫妻處去告辭，並對他們表示了感謝之意，最後還同他們夫婦一同幹了杯。
我回到我所住的小樓後，便聲言要往英國公使館去看跳舞會，於是便在日本公使館參讚池部和上述日本警察的“護衛”下，從公使館的後門溜出去，步行到了北京東車站，上了—輛三等兵車，我怕被別人識破，便把平素決不輕易摘下來的眼鏡也摘了下來，並把我那頂常戴的“獵帽”也深深地往下戴了又戴。這都是我害怕自己的同胞，猜疑自己的同胞，並且還要遠遠離開自己的同胞。所以才這樣鬼鬼祟祟地作出了許許多多騙人的花招的。
當我們這一幫人上了這節車廂之後，池部便用中國話向車中的人說：“這些都是日本人。”這就是他預先設好的“防禦線”。
寓公生涯
我從1925年到1931年在天津的這段生活中，真可以說是充滿了腐朽、墮落、陰謀詭計和反動透頂的罪惡氣息。我生活的主要來源是靠著存在外國銀行裏的民脂民膏、靠著和當時的地方軍閥對於“清室莊園”土地的“坐地分肥”、靠著收房租的資本主義剝削方式、靠著把我從宮中盜竊出來的祖國人民寶貴文化遺產中的部分賣給外國人來維持；另外一部分則是自從我到了日本公使館之後，散居在國內各處的封建餘孽——遺老們的錢。
此外，在天津這一段的寓公生活中，也可以肯定地說，始終都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所謂“保護”和卵翼之下，數年如一日地一貫受著他們的衡量、考查、拉攏和培育。例如我在天津的整個時期內，簡直是沒有一天不在受著由日本總領事館派來的日本警察及其走狗——“日本租界”的“華捕”的周密“保護”。他們都住在我的院內，不論我每次見什麼人，出門到哪裏去，所有的一切行動，無一不被記錄在他們的日記本子上，無一不是他們向日本總領事館作彙報的材料。所以每當我外出的時候，必定有一個便衣日本警察形影不離地跟著。因此，我平日的一舉一動，日本帝國主義分子都知道得巨細無遺。
“張園”裏的排場
那時我在“張園”裏的排場，還是相當不小。供我使喚的仆人仍有幾十名之多，還有一個專門給我辦事的“遺老薈萃”之處，叫做“清室辦事處”的存在；另有北京的宗族人等輪流交替地赴天津我這裏來“值班”。不論是日本官吏和軍官等在見我時，差不多還都是稱我為“皇帝陛下”，在我身旁的那一些所謂“遜清遺老”以及他們的“克紹箕裘”的所謂“遺少”，和那些所謂的“王公大臣”之類，更都是逢年按節地麇集到“張園”來給我接班叩拜的了。不但如此，這一大批大的、小的、老的、少的封建餘孽，還經常把我的移居天津，叫做“天子蒙塵”，把張園呼做“行在”哩；就連到了1931年的時候，還是關起門來，在我的那個小小範圍內，公然使用著“宣統二十三年”的私年號呢。而我呢，也就是在這塊“別有天地”的迷茫幻境中，仍然自命為清朝的“第十代皇帝”。不過是，連我在內的這樣封建殘餘分子，並不甘心於這種解嘲式的有名無實的生活，為了要虛為實，便和那些時代落伍者的其他封建餘孽，以及那些已經喪失了政治生命的失意政客、下台軍閥、包藏禍心唯恐中國好起來的帝國主義分子，勾勾搭搭地結下了不解的冤緣。我就是在這種內外反動影響的複雜錯綜關係中，把我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想和恢複祖業的迷夢以及仇視一切進步新事物的反動情緒，都緊密地結合到一起。結果是，使我在那“隻見餌來不見鉤”的盲從與盲動的實際行動中，終於愈陷愈深地當上了甘心出賣自己祖國人民的“天字第一號”大漢奸。若不是幸運遇到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新中國，我不但早就成了帝國主義的“殉葬芻狗”，還得把那張漢奸皮一直披到棺材裏去呢！
吃喝玩樂
現在我想記述一下，我在天津時代的一些驕奢腐朽生活的零星實例。
因為我從小就住在宮中，固然是服飾器具一切等類，都是奢華之極，但對於商店內的種種新奇貨色，則是平生素未開過眼界，所以到了天津之後，看到外國商店中的五光十色舶來商品，真是使我目眩神迷，看什麼都新奇可愛。又加上在當時的手中，金錢仍相當豐裕，於是我就見什麼愛什麼，愛什麼買什麼，而大買特買起來，如汽車、鋼琴、留聲機、廣播無線電匣、寶石、鑽石等等，前後不知亂買了多少次。我的妻子婉容也是和我不肯相讓地大買一氣，如購買高級裝飾品和大批地做衣服等等，所花的錢也到了驚人的程度。
一方麵也時常同我父親、嶽父和弟弟妹妹等到外國飯店大吃大喝。不過是對於自己本國同胞所開的中國飯店，則是連一次也沒有主動去過。在天津的那幾年中，隻有一次，還是由於我父親的招待，才在“福祿林飯店”內，破例地吃了一頓中國人做的西洋菜。
若問這是什麼緣故？一言以蔽之，就是怕人認出了我是誰，所以隻能在外國人經營的飯店內活動，而從來不敢在自己祖國同胞所開的店鋪內露一露頭。
還有一次，我在德國人經營的“起士林”點心鋪內吃東西，看到店內坐滿了中國人，便悄悄向店內的工作人員打聽那些人都是誰。當聽到那些人都是北京故宮博物院內的工作人員時，便連忙從椅中站起，倉皇出門登上汽車趕緊離去。
我為什麼會這樣？不用問，因為我特別害怕的，就是被我認為是與革命甚至與革命沾邊的本國人民。這不是我在我自己和人民之間挖了一條深深的鴻溝嗎？總之，這就是由於我在當時的立場上來看待一切的緣故。
吉田茂玩弄政治手腕
那個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果然是一個“了不起”的帝國主義分子，他不但能以“美酒佳肴”時常籠絡我們夫婦二人以及在當時堪稱為“主宰我靈魂”的陳寶琛、鄭孝胥和羅振玉等，還擅長從精神方麵，來作陰謀的侵蝕。例如有一次他曾特意招待我赴天津日僑小學校參觀，對我所作的執勤接待和懇切說明等等，一切都不用說，因為那些在當時的我看來，都是自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而在這裏所要特別提出的，就是下麵這件事。
當我在參觀一往一返的沿途之上，都有日僑小學生，夾路手搖日本國旗，歡聲雷動地對我作了熱烈迎送。我這個傻瓜，在當時竟被這種別具肺腸的行動所感動，不由得在心中暗想：“自己本國的人，竟然那樣對待我，不但硬把我從宮中攆出來，甚至還要對我作更進一步的迫害。可是人家日本人，卻對我這樣好，不但是日本政府救了我的性命，就連一般的日僑小學生也都這樣誠心誠意地尊重我和這樣熱情地歡迎我。……”愈想就愈發覺得自己本國人對自己的“冷酷無情”和日本人的“親切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