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腐朽沒落的清王朝
自從義和團人民偉大運動在我國北方展開以後，首先是“洋務派官僚”如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輩便在帝國主義的操縱下，把“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的反動賣國政策公然地實行起來，形成了“東南互保”的奇怪局麵。跟著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也因為遭到了帝國主義的痛打，便也隨風轉舵地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和“洋務派”合作起來。於是這些反動統治勢力就更進一步地配合著外國侵略軍，內外夾攻來鎮壓起義的人民了。
當帝國主義各國在1900年共同派遣侵略軍到我國來的初期，曾經大喊大叫要用武力來瓜分我國，但由於中國人民在這一反帝偉大鬥爭中，表現出民族團結的巨大力量來，因之使他們不能不把各自的如意算盤重新另打一遍。更由於帝國主義“列強”之間因為分贓不均的問題，已由“同床異夢”的矛盾逐漸擴展到“爭食相咬”的地步。這時美帝國主義害怕各國乘機把它們的勢力圈變成它們的殖民地，使自己的侵略利益受到排擠，就把“保持中國領土完整及行政完整”的“掛羊頭賣狗肉”的騙人幌子挑起來，達到“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分贓”目的。於是把維持清朝反動政權來作為“以華治華”的新侵略方針了。
《辛醜條約》以後，不獨各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本質愈發暴露無遺，就是清朝反動政府的賣國殃民本質，也同時被暴露得清清楚楚。再加上九億八千多萬兩的庚子賠款以及一連串隨之而來的喪權辱國條約等等，就愈發激起廣大人民的無比義憤。
除了《辛醜條約》後的大賠款之外，尚有各個地方對於教堂教民不計其數的“地方賠款”也都接踵而來。難道說這些賠款都由清朝反動統治者的身上拿出來嗎？難道地方的官吏能夠自己拿出來嗎？不是的，仍然是由廣大人民身上去想辦法。這些都是通過榨油式的苛捐，敲骨吸髓式的苛稅，從人民群眾中硬擠出來的！
跟著日本和帝俄兩個帝國主義強盜又在我國東北打了一年零七個月（1904年2月—1905年9月）的“分贓不均”的仗。可是當時的清朝反動政府，卻眼看著外國的軍隊在自己的領土上進行著不可容忍的戰爭，眼看著自己的同胞在敵軍炮火之下紛紛喪失生命，在兩個外國侵略軍的蹂躪之下，使我國無數人家的田園廬墓化為灰燼，使一家老幼妻離子散、顛沛流離，而不知羞恥地宣布了中立。這種曆史上絕無僅有的奇事，竟會在清朝政府的“唾麵自幹”政策下，“堂而皇之”地作了出來。並且還在這種無理取鬧的戰禍結束後，更恬不知恥地承認了打贏了的強盜——日本來接管帝俄在我國東北的種種非法利益所得。不但如此，還變本加厲地給與這個殖民地的新“主人”以竊據我東北種種新權利。
再加上這個腐敗透頂、反動到家的清朝統治政權，在這樣的“壞事作盡，臉麵丟盡”的情況下，反而要“一箭雙雕”地既想借著“圖謀自強”的機會來斂財；更想借著這個機會來增強自己鎮壓國內人民的武裝力量；同時還可以借以緩和一下國內尖銳的階級矛盾，於是便耍出來一連串假維新的卑鄙花招，想來緩和一下國內人民的仇恨心理。例如什麼編新軍、廢科舉、辦學堂、派遣留學生、頒布商律，以及後來的準備君主立憲等等，便都成為“籌餉理財”的好借口，而愈發加緊了對廣大人民的無情壓榨和多方欺騙。
（二）關門皇帝的“紫禁城”生活
元旦和生日
在那幾年的“小朝廷”生活中，曾使我認為最突出的事例是：每當元旦和我生日時，各王公大臣等，仍和當日清朝統治勢力尚未被推倒前一樣，從他們的各自府第、邸宅中，把清朝的蟒袍補褂、紅頂花翎打扮停當，並帶著各自的仆從家丁，仍是由官衣官帽騎在馬上的“頂馬”（開路前驅）和率由舊章的從騎簇擁著他們從大街小巷官氣十足地齊集到神武門前下車。然後更在神武門，有的坐上宮中特許的二人肩輿，有的則跨上特許的乘馬（按照清朝的舊製，對於王公大臣，有賜乘二人肩輿和特許紫禁城騎馬的優遇），有的則三五成群結隊地步行到乾清門外，等待著簫鼓齊鳴鍾磬迭奏的朝賀。雖然在那時保和殿、太和殿已被劃出小朝廷的勢力範圍，但是乾清宮卻仍然被用作點綴“小朝廷”最後“尊嚴”的唯一處所，而這些專擺虛架子的滿蒙王公，有名無實的大臣和戀棧不去的遺老們，便都在這種三跪九叩的禮節中，重溫一下過去的舊夢，也可以說是聊勝於無地過一過開倒車之癮吧。
這在當時，已經可以算得是夠稀奇古怪的了。可是稀奇古怪的事還不隻此。就連當時的北洋軍閥曆任大總統也是無例外的在這樣的“節日”裏，按例要派遣總統府內的大禮官或是侍從武官長，作為總統的特使來到乾清宮向我致賀。
現在就以我的生日為例。
這種祝壽儀式，也是按照清朝當時接見外國使節的儀式來做，我照例得衣冠楚楚地高高坐在乾清宮有木質台階的中央寶座上，一聲不響地如廟中的泥像一樣，台下兩旁分站有兩行“禦前侍衛”，一個個都是正顏肅目地腰間掛著綠鯊魚皮鞘的腰刀，就好像是廟中泥塑的牛頭馬麵一般，拱衛著我。桌上照例還放有一個黃匣子，裏麵放有我的答辭。等到總統的專使讀完代表總統的祝辭之後，就由當時的“內務府大臣”走上那木質台階上，在我的桌子前跪下，然後由我從那個匣子裏取出我的答辭來，交給紹英，紹英跪著接過後，便站在台子上照紙宣讀一遍。然後，這位專使便向我行三鞠躬禮，禮畢退出。於是這幕千古罕聞的奇劇便在禮成的宣告下，照例結束。
這在當時已經可以算得是夠稀奇古怪的了，可是稀奇古怪的事，還不隻此。那就是在我結婚那一年（1922年）的過生日時，“中華民國”大總統派來的專使是總統府侍從武官長蔭昌。因為他本人是個滿族，又曾在清末當過陸軍部尚書，所以在他正式演完了他代表大總統身為專使的一套照例儀式以後，他忽然靈機一動，別出心裁地恢複了他過去當清朝爪牙時代的原形，恭敬嚴肅而義形於色地對我說：“現在我還要代表我自己給皇上行禮！”於是就身穿著“中華民國”的陸軍上將大禮裝，跪倒在塵埃中向我三跪三起共磕了九個頭。因為這是在預定禮節之外的追加儀式——也可以說是義務出演，所以不但是我覺得有點局促不安，就是紹英以及在我左右兩旁雁行排列著的侍衛等，也都覺得對於這突然發生的意外奇遇有些手足無措起來。
在當時不但是對我如此，就是在四位太妃辦正壽時，也曾有過當時的警察總監薛之珩以及步軍統領聶憲藩和左翼總兵袁得亮、右翼總兵申振林等，身著“中華民國”的正式禮服和軍裝，以私人資格向辦壽的太妃鞠躬致敬以後，摻雜到身穿清代服裝的王公大臣中，一同喝著喜酒哩！
現在姑且退後一步說，像什麼薛之珩、什麼聶憲藩等，因為他們在當時都是些北京當地的地方軍警機關的負責人，連大總統尚且如此，他們就是偶爾來湊湊熱鬧，表示一下敬意，也還算是說得過去的事情。至於像是在“端康太妃”辦正壽時，身為奉係高級將領的張景惠也居然身穿高級軍官大禮服，跪在地上給太妃大磕其頭，我覺得無論怎樣說，也是有些說不過去的吧。當然“端康太妃”在當時，把此事是當作引以為榮的自誇事項之一，可是從國體這一方麵說來，則是一份使人氣憤的糊塗賬。這真可以說是已經到了太不像話的地步了。
陳寶琛和馮玉祥不是一路人
還有當馮玉祥任陸軍檢閱使帶兵駐在南苑時，我那漢文老師陳寶琛也曾對我說：“聽說馮玉祥治軍有方，和一般軍閥不同。”並說打算赴南苑去作訪問。言外之意，就是想去看一看這位不同於一般軍閥的馮玉祥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物，甚至還可以意味著借此想要打開一條向他去作拉攏的道路。於是我的這位老師便不辭辛苦地跑了一趟南苑，以個人名義前去慰勞的，見了馮玉祥，並和他談了一些話，回來以後，還向我盛讚馮玉祥的軍紀嚴明和經常從事修橋補路的勤儉耐勞精神呢。不過是他在這以後並沒有再去訪問過，我覺得大概是認識了馮玉祥的為人，同時也許是自己感覺到馮檢閱使對於這個宣統帝的資格是不怎樣感到興趣的吧？也許是認識到這個馮玉祥是和馮麟閣、肖耀南之類的“吃著劉秀的飯想給王莽做事”的軍閥確有不同之處，而不會向封建殘餘的空頭牌位有什麼憧憬的吧？反正是他沒有再去第二次則是事實。我的父親載灃也曾在同一時期，在南苑兵營業員作過專程拜訪。其概略的經過是這樣的：我父親被讓進客廳以後，看到有一個身穿灰布軍衣的大漢站在那裏，他認為這個人一定是馮檢閱使的隨從兵。於是便問他道：“馮檢閱使在營裏嗎？”隻聽那人答道：“我就是馮玉祥。”我父親聽了大吃一驚。回來之後，他還時常地對人講這段隻重衣冠不重人的失敗史呢。
建福宮大火
此外還有一件可恥不堪回首的回憶，那就是在1923年夏天紫禁城西北隅——建福宮區域內十幢宮殿失火時所發生的事情。
當火災發生之後，除了北京市的所有消防隊都趕來撲救之後，各外國使館的救火組織也都趕來應援，同時也有些個外國的紳士、太太之類混在使館的消防隊中，進了平日不易進來的紫禁城，而麇聚在火場。這些“好心腸”的外國人，雖然不能說他們是趁火打劫，但是趁火湊熱鬧的心情，則確乎是有的。有一位四旬開外的英國婦女，就曾在“救火”的百忙之中，仍然也未能忘掉西洋人的優越感和他們對於殖民地的特權，竟自對於和她毫無一些關係的中國消防隊員，拿出指揮者的架子，口中連連喊著“快去！”“快去！”一麵用她手中的確良扇子當作武器，在中國消防隊員的麵頰上、脖子上拚命地亂打。事後莊士敦曾把那因為打中國人而沾有斑斑血跡的“凶器”——那把扇子拿到我這裏來，並居功似的向我說道：這是英國某太太，在“督勵”救火時，所使用的扇子，請我在扇子上簽個字，俾作永久的紀念。在莊的思想中，似乎還認為這是一件“國際美談”哩。我聽了之後，也就欣然地答應了他的這一要求，遂在那沾有祖國同胞血跡的扇子上簽上了我的英國名字“HENRY“幾個字。
現在回想起來，深覺得當時的我，真是連起碼一點點中國人應有的良心也沒有。
二老爭寵
我記得在陳寶琛七十壽辰之前，在毓慶宮給我授課時，他忽然無意中看到了“老鶴無衰貌，寒鬆有本心”兩句詩，他便本能地想起了自己的辦壽大事，同時也想起了滿足自己虛榮的妙法，於是就向我說：“臣生日時，就請把這兩句寫成對聯賜臣作壽吧！”他得到我的點頭之後，便向他的老同事朱益藩說：“皇上在念書時，看到了‘老鶴無衰貌，寒鬆有本心’兩句詩，就說這兩句詩恰像老師，老師過生日時，我就把這兩句寫成對聯給老師吧！既是皇上這樣說，就請你把這兩句寫成對聯請皇上照著寫吧！”固然在他辦壽之日，他對於他家中的廣大賀客曾作出這樣的吹噓來，我在紫禁城內是無從聽見，不過是他對於他的老同事尚且如此不老實，那麼，對於其他賀客也就更可想而知了。
鄭孝胥的虛榮心比陳寶琛更大得多，大得到了形成政治野心的程度。他是不以有名無實的“太保”、“太傅”之類作為滿足，而是以積極圖謀恢複清朝封建統治，而使自己能成為“中興功臣”為一貫夢想目標。例如在他的出廬第一炮中，就是以慫恿我勾結吳佩孚開始的。他不但經常吹噓他的拉攏吳佩孚之功，——雖然沒有什麼效果——還經常說，段祺瑞曾要把某部總長的位子給他，他都沒有接，隻是願意在我身邊幫助我來作“恢複祖業”的“不朽事業”。
他還經常好以夏朝的“臣靡”自居。常說“臣靡”年已八十餘，尚能到鬲氏那裏，終於憑借著鬲氏的力量，恢複了夏朝，而使少康得到中興。好個“臣靡”，好個有鬲氏，更好個夏少康！像他這種惑亂人心地胡說八道：我在當時還認為他確有“誌氣”，確有“見解”，確和一般行將就木的老頭子不同，確實不辜負陳寶琛的推薦，於是也就把他認為是我的“股肱心膂”人才了！
他的胡說本領還不隻此。他還經常癡人說夢般地發表他那個自畫自讚式的“治國平天下”的杜撰理想；甚至在自吹自擂時，自己把自己感動得聲淚俱下。例如說：“要想中國能夠富強統一，首先就必先實行‘門戶開放’和‘利益均等’，這樣才能使各外國列強在我國西北投資開發，這樣才能使中國西北無限資源，供世界多少多少年之用。開發了大西北之後，將來便可以把‘中華帝國’的首都分設在北京、南京和帕米爾高原之上，這樣中國的前途，真是洋洋無窮盡的了。”
所以就在他當上了偽滿第一任漢奸總理之後，雖然在日寇的種種拘束壓力下，不能不把他多少年來深藏於心的所謂“計劃”加以改頭換麵和縮小，但是什麼“門戶開放”和“利益均等”的字樣，仍然一度曾出現在偽滿當時的宣言內，或是送入到他的記錄唱片內而成為永久不可磨滅的鐵案罪證了。
羅振玉的政見
再說那個其自名僅次於鄭的羅振玉，在從見到我時起，便經常不斷地向我出賣他的既頑固又荒唐的一貫謬論。例如說：“中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連年內戰，還不是因為群龍無首的緣故？沒有君主，便不可能希望中國的統一。”並且還不惜旁征博引地說：“日本之所以強大，就是因為在它國內有了‘天皇’這個中心，有了‘明治維新’的緣故。”甚至還大言不慚地拿著夢囈當真話來說，而對著我講：“列祖列宗（指我的曆代祖先而言）二百餘年的‘深恩厚澤’已經深入人心，所以就是到了現在，人心之中仍然思舊。”最後他的結論，也總不外乎是：“皇上春秋鼎盛，又為人心所向，將來一定能夠‘中興’無疑。”
固然是我把陳、鄭、羅三人都列在同一類型內，但在同一類型之中，他們三個人仍是有各自不同的地方。
例如陳寶琛卻並沒有讚成我去東北作日寇的漢奸走狗，可是鄭和羅呢，則是不但讚成我往這泥坑裏跳，並且還千方百計地替我勾結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閥。平心而論，頑固的程度、罪惡的程度，鄭、羅是比陳更嚴重得不知有多少倍。至於他們二人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程度，可以說是不相上下的。
我現在再算一算這些遺老們曾經怎樣包圍我的一筆總賬。
在我那位陳寶琛師傅推薦了鄭孝胥和羅振玉後，在當時，我確曾覺得鄭羅二人是和那些氣息奄奄的遺老不同。尤其是鄭孝胥在談天論地時的唾沫亂飛和他那擅長表演的聲淚俱下激昂態度，更是吸引了我，這就是使我對於他所以另眼相待的一個最直接的基本原因。所以我在1922年前後就破格地特派他為“小朝廷”的“總管內務大臣”，位在舊有的紹英、耆齡和寶熙以及我的嶽父榮源之上。後來又添了一個金梁。於是就在那“小朝廷”的小小範圍內，還曾欣起了一場狗爭食的小風波。後來在老髦圓周融的所謂“陳寶琛老太傅”的居中調停下，我才把這個最不安分的鄭孝胥改派為“懋勤殿行走”，同時也把羅振玉派在“南書房行走。”於是又在陳、羅的呼朋引類下，在“南書房”除了原有袁勵準和羅之外，更添了朱汝珍、景方昶、楊鍾羲和王國維等人。這樣，把我層層包圍在中心的遺老網就形成了完全合圍的新形勢。一直當我到了天津，還是在這換湯不換藥的包圍中，使我過著棄之可惜、食之無味的雞肋式生活。不但在天津如此，就連我後來從天津到旅順，由旅順到長春的漢奸生活中，也是和鄭孝胥、羅振玉的積極“幫忙”分不開的。
我既是痛恨我自己的過去，就得痛恨我過去的自己，同時我也痛恨這幫由始至終拖我下水的萬惡“遺老”們。
冒牌遺老
另外還有一種不同類型的所謂遺老，那就是有一些頗有冒牌或是掛名之嫌的人了。當然這些位老先生，也差不多都是飽受孔孟之毒的老前輩，要不然就是些曾在清末時代，做過一些不甚大也不太小職位的官僚。他們為了要提高在當時所謂社會上的地位，或是為了要借以抬高自己在當時社會上的所謂名聲，甚至有的則是為了借著過去的“探花”、“狀元”之類的久已過了時的空頭銜，來弄些不勞而獲的收入。於是有的人便“不熟假充熟悉”來和那些所謂“老牌”、“名牌”貨的遺老靠近乎、套交情，以便能在那專門練習開倒車的遺老園地中，分取一席地位。固然那些畫餅充饑的“太保”、“少傅”和那些“文忠”、“文肅”之類的身後虛文，說穿了都是些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但在他們看來，這些都可以作為“生榮死哀”的廉價莊貨，還有的人則是純粹為了吃飯問題，不得不鑽一下當時社會新舊交替、思想混亂的空子。靠著自己混來的舊社會地位，可以拿“不費之惠”的文章筆墨給人家寫個許褒不許貶的墓誌銘，或是在人家的神主牌上點個“主”或是作一部隻談過去的書籍等等，作為一種糊口的方法。例如過去在北京曾以“梁瘋子”聞名的梁巨川，就是為了要博得一個“清代遺士”的名兒，便寫好了所謂遞給當時“小朝廷”的“遺折”（給皇帝的遺書，在過去叫作“遺折”），而投入到積水潭內自殺身死。究竟為了什麼自殺，總不得知，但在“遺折”內自稱“殉清”則是事實。結果便以一條命換來了一個“文忠”的說法。清末最後的一個狀元劉春霖就曾以他那過時已久的科舉資格，博取了上海幫會頭子杜月笙的重禮厚聘，從北京到上海都在杜的隆重接待下嚐到了比過去當狀元還要威風的滋味。到了上海之後，他便穿上了從京劇班戲箱中找出來的清代衣冠，坐上了特製的八人官轎，在牌傘騎從等前後簇擁之下，進了杜氏宗祠，然後就用朱筆在神主牌上點了一點，於是這場“莊嚴隆重”的“點主”儀式便算是“禮畢如儀”。這位末代狀元也就飽載而歸。這豈不是由於這些“掛名”的過去頭銜而得到了“廢物利用”的好處了麼！曾在“小朝廷”末期當過幾天“內務府大臣”的金梁，不是也曾靠他的所謂遺老的資格，寫出一些清代的零星掌故來作為不無小補的收入的麼？此外，他還曾大吹大擂地宣稱，說要著作一部清代的“循吏傳”（也許是附在他所著的《光宣小紀》之內的一篇？現在已記不清了）。於是就把預定將要收入列傳中的人物姓名發表出來，而向那些預定入選的“光榮人物”去索取因人而異的“潤筆費”。即使預定入選人中有誰死去，也不成問題，因為仍可以向他的孝子賢孫去信索取。隻要該子或孫希望其祖父能夠“名列金史”（僅僅不是清史）的話，便不愁他們不把這筆“入傳費”拿出來。所謂“金史”的價值和作用就在於此。
皇帝的“大婚”
皇帝的結婚在當時叫作“大婚”，定親叫作“納采”。在拜天地之後，尚有所謂“冊立”之亂。“皇後”所坐的花轎叫作“鳳輿”。娶親的叫作“迎親大使”——有正副二人，正大使為“慶親王”，副大使為“鄭親王”。他們都穿著清代舊日禮裝，手中執節（如畫中蘇武所執的一樣），騎在馬上，由宮中捧著所謂“聖旨”，在中華民國政府所派來的步軍統領衙門馬隊、警察馬隊、保安隊馬隊的簇擁下，向婉容的住宅進發。更有兩班軍樂隊走在前麵，後麵是黃緞銀頂轎一頂，其後還有無人乘坐的三頂黃緞銀頂車。此外還有包括龍鳳旗傘和鸞駕儀仗共七十二副。後麵還有四架黃亭，其中裝有印璽和“皇後”禮服之類，還有宮燈三十對。其中最鮮明而又滑稽的對照則是既有完全清代服飾的所謂“清室官員”，又有“中華民國”政府派去的穿戴軍警製服的人員，既“嚴肅”又“和協”地在首都北京大馬路上並肩走著，如果是在現在的人看來，除了作秀之外，是再也看不到這種離奇現象的了。
此外像是我的嶽父榮源和婉容的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在所謂“迎親正、副大使”尚距其家門很遠的時候，他們父子便都早已跪在胡同裏的家門外，在人山人海看熱鬧的市民環睹之下，跪候著“聖旨”和“聖節”的到來。這種奴才心情，也是現代人所絕對不能了解的。隻是因為社會製度的不同，人們對於光榮和恥辱的看法，也完全相反了。從這裏還可以認識到，舊社會製度麻痹人的力量，實在是到了怎樣可怕的程度，竟至把是非邪正好壞黑白都能給顛倒過來。尤其是像我這從舊社會中漂流過來的人，撫今追昔，真使我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