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這位吉田茂總領事夫妻離任回國時，我和我妻子都親自到碼頭去送別。當臨行握手時，還戀戀不舍地對他們流下了惜別的熱淚呢！
以上所舉的隻是吉田茂的一個例子。至於在吉田茂走後，繼承他的曆任總領事之類，所謂日本的外交官，他們對於我的拉攏手段，也都並不比吉田茂差多少。因為他們都是給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忠實服務的“一蓮托生體”，所以對於我的方法手段，並沒有什麼高下優劣之分。
不但日帝外交方麵是這樣，就是曆任的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以下的軍官等等，也都是和他們的外交官一個樣，也是時常地約我和婉容以及我的那幫羽翼，吃飯喝酒地進行“聯歡”。當然當時的我，也有時要趨之唯恐不及地回請他們的了。
每當新年或是我的生日時，日本的駐津司令官還約我過去參觀他們的營房。
我記得有一個日本的過去華族（水野子爵）有一年到中國天津來見我，把日本在“南北朝”時代的一個所謂“忠臣”所寫的兩句暗示忠誠的詩：“天莫空勾踐，時非無範蠡”寫在一把日本扇子上送來給我。這豈不就是暗示給我：“你既然是能生在今天的世界裏，就不是平平白白地生長出來的，況且在你的身旁和周圍，也並不是沒有能夠對你拚出生命來‘盡忠’的‘忠臣’啊”的意思麼？這隻是在我記憶之中的一個顯著例子罷了。此外，還有很多的這樣的例子，總而言之，不論是日本帝國主義當時的所謂外交官，抑或是當時的所謂軍人和所謂政客，甚至是偶爾“慕名”來訪的日本人，既然是到我這裏來的，可以說是差不多都抱有一種什麼所謂目的，所以總免不了或多或少要以抬捧、挑撥、煽動等等不穩的言辭，來對我作一些火上澆油的、精神不得安定的逗引行動。像是這樣地隨時的煽動和誘惑、暗中腐蝕和浸潤的外來力量，對於當時的我，確實起有很大壞作用的。
對日本“天皇製”的豔羨
我在當時，也不知道怎麼，不但沒有絲毫什麼奇奇怪怪的事——對於“額外同情”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反倒在我的心眼裏，生出了一種感激的心情。同時還使我對於日本的所謂“天皇製”的反動製度，生出一種豔羨的心理，認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所謂“君臣道義”的行動非常徹底，所以它才會在所謂明治維新的偉大事業以後，以一個區區東洋三島的地方，作出了轟轟烈烈的事業來，一躍而變成為世界上“列強”之一，歸根到底，都是由於它把所謂“盡忠報國”和“忠君親上”的“道德精神”，一直始終一貫地保持到現在的緣故，所以才一躍進而成為“列強”，睥睨了世界……可是中國卻是怎樣呢？由於失去了“天皇製”這一個中心，所以才群雄割據，各自爭取地盤，才一天不如一天地成了群龍無首軍閥混戰的局麵。
這是一方麵。還有另一方麵則是我左右的那些飽讀孔孟之書的老古董們，如鄭孝胥就曾對我說過：“你要知道，要想複辟，必須先有實力，可是我們現在沒有一絲一毫的實力可言！該怎樣辦呢？那麼，先就必須依靠外援，借它們的實力才行。而列強中的日本，既是我們的近鄰，況且又是一個強大的君主製國家，它的武裝力量，又是強大異常，特別是它平素又對我們抱有相當的好感，這是絕好的外援，我們不依靠它還有誰能依靠呢？……”像是這種和日本帝國主義首相田中義一那篇臭氣衝天的所謂“上奏”有同樣格調的議論，在當時聽入我的耳中，卻是覺得言之有理而點頭稱讚的。於是在我那充滿反動統治思想的頭腦中，既從日本帝國主義方麵，不時地送來別有用心煽動言辭，更從我那些“左股右肱”之中，經常不斷地在我耳旁，吹出這樣的反動謬論，我於是一天一天地愈發墮入到不可救藥的病勢當中了。
我還記得在1928年日本帝國主義因為北伐革命戰爭的節節勝利，為要挽救北洋軍閥麵臨的崩潰命運，遂渾水摸魚地派出了侵略軍白占了我國的山東濟南。不久駐天津的日本軍司令官借著這個機會，特意使司令部的參謀，到我這裏來，對我作了一陣胡吹濫侃，如日本武裝力量的如何強大，中國軍隊的如何不值得一擊等等。我在當時，並沒有對日寇侵占了我國的領土，屠殺奴役了我國的人民而感到一個中國人所應有的憤怒，反倒使我對於日寇愈發生出一種崇敬和畏懼的心情：認為日本軍國主義確實了不起，而我中國軍隊確實脆弱無能。這正是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想要借機進一步向我作誇大宣傳，想要使我從思想上拜倒在“唯武器論”的壓力下的用意所在。
再拿當時的我來說，正是由於我所中的封建專製毒素過深，更由於在我身邊的那幫老反動家夥經常在我耳邊的嘀嘀咕咕地煽風點火，再加上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見縫下蛆，所以就使我完全當上了“唯武器論”的俘虜。起初是由於百年以來的祖傳民族自卑感，讓我對於帝國主義列強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恐怖心理，於是就由盲目的恐怖變成了漠然的豔羨，更由於羨慕變成了崇拜，由崇拜又變成了想要勾結利用它的政治野心。這種野心和我那朝思暮想的複辟清朝（的“理想”）結合起來，於是養成了我那賣身投靠在所不惜的罪惡思想。從此便給我想要勾結日本和它想利用我的“同惡相濟”方麵打開了道路。
總而言之，封建統治者確是和帝國主義有著“親戚”的關係，即使在封建末期和資本主義初期，曾有過尖銳的矛盾衝突，但是在封建勢力垮台，人民力量起來後，它們在反對社會曆史向前發展這一點上是會聯合起來向人民進攻的。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是在所謂“天皇製”的龍骨上，架起來的罪惡溫床，所以對我這個封建餘孽頭子，更是有著易於互相吸引的地方，尤其是我在天津的這段時期，更使我加速往罪惡的泥沼裏爬的一段捷徑。
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眉來眼去
在天津的那段時期內，我固然完全失身在日本帝國的魔掌之中，但也並未斷絕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眉目傳情的關係。同時它們對我也還是繼續著不即不離的挑逗行為。例如美、英、法、意等各帝國主義國家的駐軍司令官以及各該國總領事、領事等，也都經常和我保持著頻繁交際往來。特別是英國司令官，由於莊士敦的關係，和我的交往更比較多些。像是英國的曆任司令官和一般軍官等，都時常和我進行酒宴酬酢。每年在“第一次歐戰勝利紀念日”那天，舉行公祭“無名戰士紀念碑”和閱兵時，也曾約我前往參觀。還有，當時英國國王喬治五世的第三子訪問我國，路過天津時，也曾特意訪問過我，我也曾舉行茶會招待了他，並一同攝影留念。他回國後，我還托他們把我的照片帶給他父親——英國國王。不久他父親也來信向我致謝，並經過英國駐天津領事館把他的相片送給我。每年我過壽時，英、美、法、日等各國司令官等，也都要到“張園”向我致賀。當英國國王生日時，英國司令官也曾邀我參加過他們的一次慶祝宴會。
不但英國如此，美國司令官也曾約我參加過他們的酒會、參觀過他們的飛機。
還有一年，當意大利駐天津司令官離任回國時，鄭孝胥又見有機可乘，便勸我可鑽這個空子給法西斯匪首墨索裏尼寫一塊“舉世無雙”的匾額，交其帶回表示一下同氣相求的拉攏之忱。我遂欣然如法照辦，並把我的兩張照片也托其攜回分送與意大利皇帝和那個墨索裏尼。
為什麼鄭要這樣勸我呢？
這也是不足為奇的一件事：因為鄭在平日是異常欽仰墨索裏尼的為人，並常常向我誇獎“墨首相”的“非凡”反動才能，認為像他那樣的人，才的確夠得上一個“世界上英雄”人物，但同時他也沒有忘掉自誇。他常說“他就是我的墨索裏尼”。可是我在當時也並沒有對他的這種“自誇”，表示過什麼異議，因為我在當時，也曾把這個血腥的法西斯盜魁，看成是一個世間的“傑物”哩。
後來在繼任的意大利司令官走馬上任後，他把意大利國王和墨索裏尼給我的相片帶來，作為對我的回敬。這個新司令官還錦上添花地特意招待我在他們的司令部內檢閱了軍隊的分列式，並設宴招待了我。
（四）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侵略野心
自從日本的所謂“明治維新”以來，其國內即由封建社會時代開始過渡到資產階級的革命時代。不過，日本限於當時國內的種種實際條件，才使用那逐漸抬起頭來的資產階級勢力，在這一社會革命中，僅僅采取了和封建統治勢力同流合汙的妥協辦法，而未能起掃除封建殘餘的積極作用。於是就把那封建大地主天皇以次的封建餘孽，也都一古腦地包容在資產階級新興勢力下，所以就“換湯不換藥”地在封建割據的遺址上換上了“天皇製”的老招牌，而大踏步地走上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道路。
在1868年所以要把一個十五六歲的睦仁（即明治）抬出來，利用“明治維新”為招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舊有的、由封建藩閥——諸侯所操縱的地方分權割據的社會，它的經濟製度已經成了限製並阻礙當時日本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物；同時，在當時國內資本主義前期的商業資本已經在當時國內漸次抬了頭。而當時商業資本所要求的則是自由貿易、發展生產和謀取高額的利潤。所以對於阻礙這一前途的地方實力割據、重重疊疊的關稅和封建鎖國政策下的限禁對外貿易，則形成為當時新興勢力的死對頭。更由於1853年美國艦隊的侵入日本，打破了日本的封建鎖國政策，因此，日本的政治、經濟就不得不向現代的中央集權的資本主義國家製度方麵，作大踏步地前進了。
所以說，“明治維新”的這一新製度，是建立在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聯盟基礎之上的一種東西。因此貴族仍舊保留下巨大的土地權，仍舊維持著舊日特權階級統治的所謂秩序。至於農民的革命力量，反倒被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的聯合勢力所壓抑。對於廣大農民的封建剝削，不但未因“革新”而消除，而且更把這種剝削方式和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互相結合在一起，致使這種雙重的壓榨力量，一齊落在日本勞動者的身上。而且是更把當時所標榜的所謂“尊王攘夷”政治口號，也變成為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專製統治——天皇製和向外進行帝國主義侵略的代名詞了。
例如當“明治維新”的氣勢剛一籠罩在日本全國的時候，代表封建殘餘勢力的西鄉隆盛，便第一個露出帝國主義者的本質，放出了“征韓論”的侵略第一炮，但終於在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巨大壓力下，不得不暫時收起它的凶惡鋒芒。於是資本主義第一階段的初步資本積累和國內自由競爭便搞起來了。
但是，日本的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這段過程，是比較短促的。因為它是在英、美兩大帝國主義國家的操縱和大力援助下，既擊敗了腐朽透頂的清王朝，又戰勝了處在人民革命邊緣的沙俄，並且又吞並了我國的台灣和朝鮮全土，更借著清政府的龐大賠款以及對我國殖民地的物資掠奪等等，它就愈發有了對我國大陸進行擴大侵略的可能性。像是那臭名千載的“二十一條”和那“狗爭食”式地鑽進我國青島，以及那受盡世人唾罵的“田中上奏文”等等，都曾是給日本帝國主義的所謂“滿蒙政策”與後來更進一步的所謂“大陸侵略計劃”預先打下罪惡基礎的清晰藍圖。
（五）溥儀眼中的“九·一八”事變
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在1927年春季，爆發了嚴重的經濟恐慌，從台灣銀行起，一連串倒閉了十幾家大銀行。在這一危機剛剛過去之後，1929年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經濟危機又襲擊了日本全國，致使工商業相繼倒閉破產；工人的大批失業、農民的大量挨餓受凍，成為席卷東瀛三島的強烈風暴。因此勞動人民反抗日本統治階級的鬥爭日趨激烈，而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法西斯統治者，便愈發加緊了對我國的瘋狂侵略。到了1931年9月18日，便硬給製造出一個“柳條溝爆破事件”，出動了伺機已久的侵略的軍隊，襲擊我國沈陽。這時，蔣介石反動政權，因為對內采取了集中力量來實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政策，對外就采取了“不抵抗主義”的賣國政策，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才如入無人之境一般，一方麵使用武力，一方麵大力扶植、利用漢奸賣國賊把長春、吉林等各重要地點都相繼踏在它血腥的侵略泥靴之下，並開始侵占我東北的整個神聖領土。這時，美英等帝國主義國家都暗中和日本帝國主義作討價還價的互相妥協，以便縱容這條專門咬人的瘋狗，去咬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不可告人的國際陰謀政策。所以就一方麵派出以李頓為首的“國際聯盟代表調查團”，到東北來作“實地調查”，企圖把這塊土地由日本獨占變為國際共管；一方麵又在默認暗許之下，容許了日寇對我國的肆無忌憚的瘋狂侵略行為。於是當時的東三省以及熱河省的全部，便都相繼淪陷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正式殖民地了。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在天津也發生了由日本帝國主義“如法炮製”出來的所謂“天津中日衝突”事件。據我在天津時所使用的人——祁繼忠的目睹：
在所謂“事件”發生的那天早晨，他在日本租界內，曾看見一個身穿中國便衣的日本人——仿佛像是土肥原賢二的模樣——正在大街上集合了一大批甘心給日寇去當禍害自己祖國的漢奸，發給他們以“買取民族良心”鈔票和屠殺自己兄弟姊妹用的槍械子彈呢！
固然那次的陰謀顛覆活動，曾在當地軍警的大力壓製下，使日寇未能得逞，但是處心積慮由來已久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並沒有甘心於那次的失敗，仍在不斷計劃和鼓動著層出不窮的惡毒陰謀。
當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占據了我沈陽等地之後不久，當時在天津的“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將便派人約我到他的住處去談話。當我進門之後，看到屋中坐有一個素不相識的日本人和羅振玉在一起。經過香椎的介紹，才知道那個日本人叫上角利一，是阪垣征四郎的私人親信。這時羅振玉便把原為吉林省省長、在那時已經投降了日寇的大漢奸熙洽的一封信拿出來遞給我看，內容大意是勸我“速赴東北主持大計”之類的無恥濫調。我正在持信沉吟之時，羅振玉便從旁極力慫恿我速下決心，答應熙洽的這一“為人民設想”的要求。並說，我可以不必多作顧慮，如果我願意赴東北的話，日本可以用軍艦來接我，確保萬無一失等等。香椎也趁勢從旁勸我，應該赴東北去主持。
我遂向他們表示，容我回去好好考慮之後再作決定。
說實在話，在當時我聽了這樣的消息，並看到了這樣的信，這本是我曾經“寤寐以求”尚且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又怎能不願意去幹呢？隻是因為這樣的事，乃是有關自己前途命運的緊要關頭，所以才想在回去之後，好好思量一下，再和我的那些“智囊”細細斟酌一番，然後再定行止。所以我就匆匆回到“靜園”（也是在日本租界內。我在此時已由“張園”遷到安福係親日家——漢奸陸宗輿的租房內去住），趕緊請陳寶琛和胡嗣瑗來商議此事。結果是陳、胡二人都對此表示反對，認為這樣的事，來得未免過於突兀；並且輕易應允，也未免過於輕率冒險。特別是他們二人都不相信羅所說的“日本將派軍艦來接”我的話。陳寶琛的主要論點是，首先應該注重到我人身的安全，並且還沉痛地說：“去時容易，要回來時可就難了！”我遂聽從了陳、胡二人的意見，拒絕了香椎等的要求。雖然這個香椎浩平曾又一次對我作了“重申前議”的勸告，我仍然沒有答應，再度加以拒絕。
（六）“恐怖事件”背後的陰謀詭計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終究是有“辦法”的。於是便在我的身旁，接二連三地發生了一連串所謂“恐怖事件”。
有一天，一個人手裏拿著漢奸趙欣伯——在當時我和趙尚不認識——的名片，給我送來了兩筐水果。那位“送禮”的人把那兩筐“禮物”交給我家傭人的手中之後，便匆匆地走了。後來打開筐子一看，竟發現在其中藏有兩顆炸彈。我當時恐慌已極，便連忙把此事告訴住在我家中的日本人警官知道。他便立即用電話把這件“非常之事”報告日本警察署，於是就跑來幾名日本警察和日本陸軍軍官，把這兩個炸彈拿去，說是要進行試驗和調查。後來日本方麵正式通知我說：“據調查研究的結果，那兩顆炸彈都是由‘東三省製造’出來的東西。”
“趙欣伯的名片”和“東三省製造的炸彈”，真是引起了我滿腹的疑團：“這是和張學良方麵的陰謀有關？這是和國民黨方麵要對我進行暗害有關？”疑懼交並的結果，除了愈發依靠日本人以外，我認為“實無其他出路可走”。
過了幾天之後，在英國租界內，我常去吃西餐的“維多利亞飯店”裏的一個服務員，忽然給我家來了電話，“忠告”我今後再不要到這家飯店來吃飯。原來，最近曾有人到該飯店內四處詢問：“溥儀到這裏來了沒有？”
這位對我頗為“好心腸”的飯店服務員，並且還“親切”地附有“注解”道：“曾看到在這個人的衣服內，帶有手槍和短刀等等的凶器。”在這篇“觀察盡致”並“形容得怕人”的注釋之後，還不惜使用“畫龍點睛”的“藝術”方法，斬釘截鐵地把結論告訴我說：“這個人是從張學良那裏來的！”
我接到了這一“好意的警告”——也許應該說是“熱情的忠告”之後，當然要嚇得發抖了，當然又得“求救”於日本警察了。因為我在當時，既沒有冷靜考查這一消息真偽的精神餘裕，更不會有對此等事的起碼常識，隻是認定了這無疑是張學良派人來暗殺我。再把這件事和上次的“炸彈事件”結合起來看，愈發覺得張學良是不會容我再活下去的了。
現在回想起來，世界上哪裏會有這樣進行暗殺的笨蛋？首先，那樣氣勢洶洶，滿臉威風殺氣地逢人便大聲喝問某某人到這裏來過沒有？這豈不等於安心要“打草驚蛇”？其次是把殺人的暗藏凶器，放在使旁人“一望而知”的地方，豈不等於把一個大木牌掛在自己胸前，並且還在上麵用大字標明“我就是奉命前來暗殺某某人的，敬請提防”一個樣？恐怕在古今中外的“暗殺史”上，絕對不會找出這樣笨的凶手來的。還有，這件事的最後“傑作”之處，則是“那個人是從張學良那裏派來的”那句結語，那更是笨得出奇和蠢得有趣的一個斷語。我常想，恐怕這種超藝術的“畫龍點睛”法，不但不會使被點上眼睛的紙上畫龍“破壁飛去”，一定還會把那條畫得“栩栩如生”的龍，給點成一條瞎了眼睛的死龍不可。
後來的所謂“恐怖事件”，就是那幾封耍無賴的恐嚇信了，內容也用不著我來介紹，反正是一些嚇唬人的流氓語罷了。
總之一句話，這些所謂“恐怖”的來源，決不是由張學良那方而來，的的確確都是由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給一手造成的恐嚇、威脅我的奸計，目的更是不問可知，隻是為了要使我自動地感到在天津的所謂危險性，而能俯首貼耳地早日離開天津前往東北去跳火坑而已。
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所施展出來的種種陰謀詭計，固然夠得上“陰險得可怕”和“狡猾得可恨”的程度，但是在事後的今日回想起來他們的那幾套奸謀毒計，同時也笨拙到了相當的高度。
不過，對此再往下分析一下的話，請想一想看：固然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蠢笨愚劣，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可是這個曾經被它們玩弄於股掌之間的我呢？居然會被它們的那幾張“笨拙的狡計”給嚇得骨軟筋酥、屁滾尿流，終於無條件地整個上了它們的陰謀圈套，認為張學良真個要對我下毒手，我真是“其愚不可及”的了！
歸根到底，還是由於我自己的階級立場的問題。
人隻要立場一歪，而後的一切行動，便都會隨之坍倒下去。
當時的我，最主要的就是壞在這一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