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糧行為，不可小視
還有一個插曲。通貨膨脹期間，糧價為什麼上漲得更猛？回答這個問題的假說無數，但是對我來說，宋國青的解釋最有說服力。宋國青發現，農民一旦形成高通貨膨脹預期，會增加糧食存貨來應付。是的，任何實物存貨都可以用來對付通脹。但是，糧食畢竟比較容易保存，而全國有一億多農戶！每個農家多存兩麻袋糧食不是什麼大事，加到一起，數百億斤糧食從“可售”轉為“存儲”，市場糧價還不瘋漲？
懂得在高通脹條件下儲糧惜售、避害圖利的，當然還有國有糧食部門。比較起來，這是“機構大戶”，可以合法大手收購糧食，並且擁有雄厚的收購資金、儲存場地和設施。既然預期糧食價格還會上漲，理性的選擇當然是多儲“良幣（糧食）”、多拋“劣幣（鈔票）”。政府要國有糧食部門開倉賣糧，平抑市價，難道不是與虎謀皮？
所以，政府越管製糧價，農民和機構越惜售。你想一想，連市價都不能刺激農民售糧，政府要以低於市價的管製價格來收，還不是動員大家能躲則躲！存糧惜售行為的普遍化，推動糧價暴漲。至於關閉糧市、驅逐私人糧商，都是火上加油的劣招。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糧食增產的條件下糧價依然可以大漲。這樣“反常”的事情，1985年有過一回，1993年是第二回。問題的關鍵不是土地承包製潛力已盡，不是農業生產規模太小，不是糧食消費需求缺乏彈性，更不是農產品價格上漲帶動物價全麵上漲。要害隻有一個，就是政府過度發鈔，通脹預期“命令”農民和機構一起存糧待沽。但眾多行家裏手，沒有幾個真正弄懂了個中事理。比如，世界銀行花了大價錢雇來的專家，好像到今天也沒有完全看懂宋國青的報告。
價格管製等於動搖承包權
是的，政府管製糧價但沒有宣布取消土地承包製，比“再版集體化、國有化”高明了一萬倍。土地承包製是中國產權改革的第一塊基石。土地承包製廢了，不但農戶會恐慌，而且城鄉全部個體戶、私人企業主和公有製企業的承包經理都會恐慌，那還不是天下大亂？
但是，我也要向讀者指出，糧價管製連同管製擴大化，同樣會產生削弱和動搖土地承包製的效果。這是因為，農民承包土地並不是為了詩情畫意般的“對土地的依戀”，而是要解決民生問題。承包權界定了農民運用土地和勞力等“本錢”來掙收入的權利。但是，要是種什麼、種多少、賣什麼價、賣給誰，統統都要被管製，那麼土地承包權中就隻剩下“耕作（使用）”權，而收益權和合約權都遭到限製。關於這一要點，我們下回仔細分解。
(農民收入是一連串事件之二)
2001年7月16日
交易權是產權的重點
糧價管製與土地承包，看來風馬牛不相及。政府迫於市場形勢，對糧食實行價格管製，同時又宣布繼續穩定土地的家庭承包製。這樣兩項政策，彼此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要說，管製糧價同樣產生動搖土地承包權之效？
產權一束，互相關聯
感謝許多產權經濟學家的工作，它們使我們可以知道，產權是關於經濟資源多種用途的選擇權。其中，最基本的權利是張五常講過的三項：使用權、收益權和交易權。我們也可以知道，一束產權當中的各項權利，可以分別行使。一處房屋，可以由房主自己居住或出租，同時又可以抵押貸款，獲得一點本錢。一魚兩吃，對經濟的意義非同小可。
漸進主義的改革實踐，還使我們相信，產權束中的各項權利，是可以分步界定清楚的。是的，早期的土地承包，隻涉及清楚的農戶耕作權。其他關係土地的權利，包括種什麼和種多少的決定權、農產品的市場交易權，以及承包土地的流轉權利等，都是後來“改革深化”的結果。
但是我們也許忽略了產權經濟學的一個重要道理。那就是，產權束中的各項權利，互相關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還以房屋為例，同一所房子，允許居住，但不準出租和買賣，比之於可住、可租、可賣，“產權”有什麼不同？在那些可賣的房屋當中，對於房屋使用設置了種種苛刻的限製條件的，賣價是不是通常要低？思考這類問題，要注意產權無非就是選擇的權利。取消或限製選擇，與取消和限製產權同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