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演講中，我應當向大家介紹8月15日晚上我在東京大學安田講堂麵對一千兩百多與我同樣憂慮的老人、壯年以及青年人（包括很多女性聽眾）所演講的內容。
三、我們共有深刻的危機感
在8月15日的集會上，我們所有發表演講的人都事先統一了基調，大家都從對政治哲學家、教育家南原繁的思想分析展開，聯係當今日本的政治和社會狀況，探討對南原繁理念的理解。
南原繁是日中戰爭、太平洋戰爭期間東京大學法學部的教授，戰後不久曾經擔任東京大學的校長。在擔任校長期間，他頻繁地對學生和一般市民發表演講，其中許多在出版後被廣泛閱讀。演講的內容集中在戰後日本人如何重新做一名國民、重新做真正的人以及如何複興已成為戰爭廢墟的國家等問題上。
南原繁特別提到的是核武器問題。他說：“經受了長崎、廣島爆炸傷害的人類第一個原子彈受害國日本，擔負著重建自己和平新國家以及把戰爭殘害的情況和廢棄戰爭的決心告知全世界的義務。這不僅是對太平洋戰爭應盡的責任和應付的代價，也是日本的出路，是日本民族對世界曆史的使命。”
關於中國問題，他說：“決定日本民族命運和未來的，隻能是重新建立在真正和平基礎上的日中兩國關係正常化。它的實現需要一個根本的條件，那就是日本國民要對七七事變以來的戰爭責任做出深刻的反省、深刻的認識。”
我隻親耳聆聽過一次南原繁的演講，那是1963年12月1日紀念學生出征二十周年時所作的題為“放棄戰爭的再次宣誓”。我以一名老作家的身份，把自己對那次演講的深刻印象講給人們、特別是年輕人聽。
南原在演講中談到，戰敗前的兩年，日軍越來越被動，征兵令下達到大學，凡達到兵役年齡的學生都要上戰場，即所謂“學生出征”。作為送行的教授，心情複雜。學生當中有的已經“對戰爭疑惑和憂慮”。當自己的教授同事對學生繼續唱著“大義名分”、“道德意義”的高調時，不能否認有的學生確實已經認識到那是一場沒有任何正義可言的侵略戰爭。要把這些學生趕上戰場，怎麼對他們說呢？南原在演講中對當時的情況做了如下敘述，我在這裏引用南原著作集中的原話。
“我不能對他們說‘即便違抗國家的命令也要依照自己的良心做事’。我不敢說。（省略）我對學生講的是，‘國家正麵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不論個人的意誌如何，我們必須依照國民整體的意誌行動。我們熱愛這個祖國，必須和祖國共命運。要知道，一個民族和一個個人一樣，終將經曆很多失敗和錯誤。因此，我們的民族將付出巨大的犧牲和代價。不過，這些付出將帶給我們日本民族和國家真正的覺醒和發展。’”
我在8月15日演講的時候引用了南原的話。當晚回到家裏時，已經收到批評的郵件。發件人認為，南原沒有阻止學生出征，而學生中一定有的死在了戰場，而且有許多亞洲人、婦女和兒童被那些出征的學生殺死。怎麼能允許教授的沉默呢？
這話說得對。麵對不得不出征的學生，南原沒有說出真正想說的話，對自己的反省和懊悔成為他戰後行動的動力，他為此而付出了努力。我聆聽南原演講正值戰爭結束第18年，南原不得不擔心的是，處在戰後重建中的日本，本應對自己民族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代價”、以及對近鄰民族帶去的更大犧牲有更深刻的反省，走上“真正自覺的發展之路”，但是這個“民族國家”卻正在淡忘這個自覺……。下麵再引用他演講的一段話。
“……向內外宣布放棄戰爭、廢除一切軍備的我國，今天在戰後同一個憲法下卻擁有不亞於戰前的二十幾萬兵力，由此可見建設新日本精神的變化，這一切正是對自己的抹殺、對自我的否定，這麼說可能更合適。別的暫且不論，與此關聯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戰後的新教育理念已經發生了動搖和混亂。現在的政府、各政黨口口聲聲自由與和平，但其精神內涵和誌向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不僅僅是為政者或政治家中的問題，在我們的一般國民中間也同樣存在，所謂戰前派（包括戰中派），在戰後18年來，已經淡化了對戰爭的反省和戰後初期的決心，甚至已經忘卻，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南原這種沉重的恐懼在他的另一段長話中表達得十分透徹。請允許我再次引用。
“就我國自身而言，儼然稱為‘聖戰’、打著肇國精神、‘八紘一宇’的大旗，稱美英為鬼畜，以把他們趕出亞洲取得東亞新秩序的霸權為我民族神聖使命，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各島施行暴虐，殘害數百萬無辜生命的那場戰爭，如果不是我們民族的暴舉和錯誤、不是對同胞和人類的犯罪，又能是什麼呢！我們所擔心的是，現在，對所謂‘大東亞戰爭’的重新評價以及對其意義的強調，不論意圖和動機是什麼，都將導致所謂東亞新秩序亡靈的再次複活，導致毀滅共產中國的戰爭。實際上，我們的國民中有的人還沒有從大東亞共榮圈的夢中醒來，‘夢，再來一次吧’的希望仍舊殘存。”
關於最後這一段引用，特別是對於倒數第二句南原繁的痛切擔憂，有幾個發來的郵件、特別是五六十歲的聽眾反饋說，南原作為一名謹慎的哲學家，在思考未來時，恐懼的心理常常困擾著他。當時的擔憂就是指“毀滅中國的戰爭”。
其實，當今，在與中國相處中，盡管日本緊緊追隨著美國，一旦挑起戰爭，無論國土還是民族，首先從地球上“覆滅”的是日本和日本人。這一點連我們當中最健忘的人們（包括那些對廣島、長崎的事件根本不了解、對那些受到光輻射而終生痛苦並已經年邁的受害人的情況也根本不想知道的人）都應當想象得到。剛才我講到南原繁的核心思想，他在1963年的演講中透露了兩個最大的擔心。第一是日中關係的惡化；第二是籠罩世界的核武器。
我們不能否認的是，戰後經曆了六十一年，與南原演講的時代相比，為“大東亞戰爭”和“東亞新秩序”正名的叫囂更加露骨，在一些報紙上占據相當的版麵，尤其是出現在麵向大眾的電視等媒體上。小泉首相認為自己的行動與這種複古性的論調無關、是個人“內心的問題”，今年8月15日參拜了供奉著“大東亞戰爭”“東亞新秩序”思想的具體實施者的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之後的輿論調查結果表明，有近50%的日本人對小泉的參拜表示支持。這是戰後最大的曆史轉折點。
我在這裏能向大家說的是，8月15日晚我們以南原繁的思想為主題、麵對一千二百多名認真的聽眾演講，我們大家共有著深刻的危機感——這樣一個事實，以及將來我們不應當無能為力——這樣一個期盼。
四、我越發堅信“希望”的存在
我作為一名步入老境的作家，從少年時代開始，六十多年來一直崇敬著一位中國的文學家，那就是思維最敏銳、民族危機感最強烈的魯迅。我最先接觸到的是魯迅的短篇小說，在不斷接觸和閱讀魯迅作品的全部過程中，我從來沒有間斷做讀書筆記，其中包括對魯迅作品中提到的“希望”這個話語的理解等。實際上，我在很多場合都引用了我的這些讀書筆記。無論是最初對魯迅的話語的解讀，還是半個多世紀過後的今天的理解，隨著年齡的增長，認識在不斷地加深。下麵，我特別想就魯迅所說的“希望”談談我的想法。
如前所述，閱讀魯迅已經伴隨我的一生。日本剛戰敗的時候，我還是個少年，我家在四國的山村，沒有優厚的文化背景，這種條件下的我又是如何閱讀到魯迅短篇小說的呢？這個問題在很長一段時期連我自己也像個謎。因為這次北京之行中我要在北大附中演講，會提到這件事，所以非常認真地要把記憶中母親給我的那本很小的《魯迅選集》找出來。在我的讀書筆記上記錄了那本書是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譯、岩波書店出版，後來又通過書店得知那個版本是1935年出版的。關於這本書的來曆，我也是在母親去世之前才聽她說的。我母親的一位自小要好的朋友，她曾在東京的女子大學學習，接觸過中國的現代文學，後來作了教師。在我出生的那年（1935年），這位朋友在探望產後的母親時，送給了母親那本魯迅的書。兩年後，盧溝橋事變，戰爭爆發。我母親害怕周圍的監視，把那本書珍藏在了一個小箱子裏，把敵對國文學家的《魯迅選集》藏起來了。戰爭臨近結束時，父親去世，我失去了上中學的希望。記得當時生活非常艱苦，為生活奔波的母親那時已經沒有看書的餘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