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戰後第二年，新憲法頒布，半年後憲法開始實施的同時又頒布了教育基本法。我們大多數日本人心中所充斥的，就是剛才講過的南原繁講座中提到的對新生日本的決心和希望。我講過，南原是一位依照和平憲法致力於教育改革的學者，其實我也是那個改革的受益者。村裏辦起了新製中學，我高興極了。我母親就是在那時把珍藏在箱子裏的《魯迅選集》給了我。那年我12歲，已經可以讀《孔乙己》、《故鄉》，我還專門把《故鄉》的最後一段抄寫在了學校發給學生的粗糙的寫字紙上。我現在引用竹內好對那一段的翻譯。
“我想：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魯迅的這句話，對於當時12歲的我來說能理解得了嗎？我重複著他的話，好像懂了，又好像沒懂。但12歲的我非常珍愛這句話，我覺得魯迅這個人太了不起了。
我19歲的時候開始了大學生活，開始閱讀更多魯迅的書。魯迅所說的“希望”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為此我不知寫過多少讀書筆記（僅在新製中學讀書時的筆記就有很多冊），也多次把他的話抄錄下來。
我在《華蓋集續編》裏讀到一段，我想在這裏讀給大家。這是那篇悼念被殺害女學生的文章之後，在更加嚴峻的情況下，魯迅前往廈門之前向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會發表的最後公開演講，是記錄下來的。
“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曆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隻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隻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我仍然記得自己在讀了這個談話後的感想。我特別意識到自己進入大學生活就是開始了人生新的階段。12歲時對《故鄉》的閱讀其實並沒有理解透徹，曾經在筆記中寫過“希望”將怎樣才能出現呢？現在，魯迅麵對現實危機，站在猶如一堵高牆的黑暗前，把希望解釋得那麼透徹。再聯想到《故鄉》的結尾，魯迅向我們保證希望是存在的！他，是屬於希望的！19歲的我終於破解了12歲以來未解的這道題。隨著人生歲月的流逝，我越發堅信這個道理。
五、我們必須改變毫無反省的狀態
我從一開始就告訴大家，站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講台上的我，內心是非常憂慮的。這是我真實的並不情願的感受。我已經是個老人，在思考未來的時候，對於也許不久的將來會離開人世的自己本身，我並不做什麼考慮，心裏想的更多的是生活在將來的年輕人、他們的那個時代、他們的那個世界。我因此而深深憂慮。
我想到，自己在戰後那些年曾經被給予希望，一直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與因日本人而遭受戰爭殘害的亞洲、特別是中國人民真正和解，而現實能夠告訴我們未來會是那樣嗎？我懷疑。在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那天晚上，與我有著同樣憂慮的知識界人士向大家講述的南原繁對未來的那個期望，今天正當年的日本人是否都懂得呢？如果現在的日本人沒有那樣的祈盼，將來的日本人又怎能把握好自己的思想和生存呢？
伴隨著自己的這些憂慮、或者說盡管有這些憂慮，現在我想告訴大家的有兩點。當然，這隻是我的強烈的祈盼，並不是說我已經看到了在不久的將來實現的可能。也許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這個可能。也正因為如此，我要把我的祈盼講給你們。
我用漢語的祈盼（日文為“希求”——譯者）這個詞，它出現在帶給戰敗後日本人再生希望的憲法中，也出現在教育基本法中，教育基本法與憲法在思想上、在豐富思想的感情上都是貫通的。我12歲的時候，曾經請教新製中學的老師，被允許把教育基本法的文章抄寫在筆記本上（我總是把認為好的文章抄下來，這是小時候母親教的，這個習慣保持到老，這也是自學者的學習方法），就是因為我深深地被“祈盼”這個詞所牽動。
那麼，剛才說過，我想告訴大家兩點，第一點，三年前我的一個朋友死於白血病，他就是愛德華·薩義德，直到他過早去世之前，他一直主張巴勒斯坦的正義，批判當前充斥世界的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
他死後，日本的年輕電影人拍攝了記錄薩義德生平的紀錄片，其中有對他的同事們的采訪。他們說，薩義德在他的晚年並沒有找到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辦法，但是，隨著死亡的臨近，薩義德逐漸變為“意思性樂觀主義”，他認為，世界的人們不會永遠這樣，也許要經曆很長時間，但巴勒斯坦問題是一定會得到解決的。薩義德的朋友們認為，雖然“不清楚他講的很長時間到底是多久”，但對薩義德的“意思性樂觀主義”有同感，並表示要繼承他的遺誌。
那麼我也是這樣想，雖然我憂慮現在的日本人與亞洲的人民、特別是位於其中心的中國人民之間很難達成真正的和解，也許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我應當抱著最終能夠達成和解的“意思性樂觀主義”度過自己的晚年。因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亞洲的人們、特別是日本人又怎能對未來抱有真正的希望呢……。
我現在講我要告訴大家的第二點，回到剛才南原繁一生主張的思想上，對於把想象思考作為職業核心的我來說，南原思想是一個象征性的存在，我稱之為“倫理性想象力”。我所尊敬的日本的部分知識界人士感到最痛苦的是，現在的大部分日本人已經不再具有對那場戰爭的記憶。
可能更多的人會說，如果老人失去了戰爭的記憶，那年輕人就更記不得，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那個記憶。但是，正因為年輕人是可以通過教育了解過去的，所以我用“意思性樂觀主義”更正自己的憂慮。我想呼籲把教育作為核心渠道，運用“倫理的想象力”喚起日本人對未來的構想。如果說為了推動自我教育需要具體的教材，那我們周圍不是有很多嗎，問題在於需要勇氣麵對現實。更坦率地說，就是我們要改變現在這種毫無反省的狀態。我們要為我們的未來擁抱“倫理性想象力”的祈盼。
我還是要朝著這個目標，把它作為自己晚年的工作，加入到保衛憲法第九條、保衛教育基本法的運動中。已經有老年、壯年、青年和婦女等有覺悟的日本人走在了這條道路上。誠然，我們所麵對的是猛烈的逆風……。
（這是大江健三郎2006年9月9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講演；李薇譯，小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