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是個老人，在思考未來的時候，對於也許不久的將來會離開人世的自己本身，我並不做什麼考慮，心裏想的更多的是生活在將來的年輕人、他們的那個時代、他們的那個世界。我因此而深深憂慮。
我想到，自己在戰後那些年曾經被給予希望，一直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與因日本人而遭受戰爭殘害的亞洲、特別是中國人民真正和解，而現實能夠告訴我們未來會是那樣嗎？我懷疑。在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那天晚上，與我有著同樣憂慮的知識界人士向大家講述的南原繁對未來的那個期望，今天正當年的日本人是否都懂得呢？如果現在的日本人沒有那樣的祈盼，將來的日本人又怎能把握好自己的思想和生存呢？
一、25歲首次訪華的經曆
這次能到北京訪問，是承蒙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邀請，承蒙我所崇敬的、思念的朋友們的邀請。我由衷地珍惜這次訪問，感到格外興奮。他們為我這個上了年紀的作家，準備了我所期待的最豐富的日程。
我是已經71歲的作家，如果我想再一次訪問中國，也許隻有帶家屬私人旅行的機會了吧。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25歲那年，剛剛成為一名作家。其實，在日本文學代表團裏，與其說我是作家，不如說我僅僅是一名成員而已。那是1960年6月的事情了。
那一年，在日本連續爆發了前所未有的群眾大遊行，抗議日本政府把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定位為軍事條約。當時我認為，日本在亞洲的孤立將意味著我們這些年輕日本人的未來空間會越來越狹窄，所以，我參加了遊行抗議活動。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和另一名作家被作為年輕團員吸收到反對修改安保條約的文學家代表團裏。
由於這個代表團的性質，日程裏安排了與中國領導人的會見。當然，對於我來說，其實隻是在稍後的席位上看著團裏的主要成員與領導人對話。對於熱衷閱讀中國現代史的我（現在上了年紀，回過頭看自己，這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除了讀書，就是用於寫書了）來說，在那個位置上細細眺望中國的曆史偉人，覺得他們猶如茂密森林中的參天大樹。在這裏特別想告訴大家，我這個人最愛的，就是書和樹。
下麵我引用自己的日記，裏麵提到一些人的名字，因為他們已經作為偉大的曆史象征深刻地印在我們的心裏，所以請允許省去敬稱。我當時寫到，毛澤東、周恩來、許廣平、陳毅、郭沫若，還有文學家茅盾、老舍、巴金、趙樹理……，那是多麼茂密的森林啊！
在北京逗留期間的一天，這些偉人群像中的一位，曾經非常和藹可親地主動與我交談。我們在北京逗留的6月末，正值日本國會即將審議安保條約修改方案，審議的前夜，東京的遊行隊伍包圍了國會大廈，與機動隊（相當於武裝警察——譯者）發生衝突，女學生樺美智子死亡。這個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周恩來總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鴨店宴請我們代表團。在門口迎接我們一行的周總理特別對走在一行人最後邊的我說：我對於你們學校學生的不幸表示哀悼。總理是用法語講這句話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學法國文學專業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動得麵對著名烤鴨一口都沒咽下。
當時我想起了魯迅的文章，是指1926年發生的3·18事件。由於中國政府沒有采取強硬態度對抗日本幹涉中國內政，北京的學生和市民組織了遊行示威，在國務院門前與軍隊發生衝突，遭到開槍鎮壓，47名死者中包括劉和珍等魯迅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授的兩名學生。後麵我還要講到是什麼契機使我從魯迅文集中摘錄了“希望”這個詞彙。我回憶著抄自《華蓋集續編》（翻譯這本書的是曾經和我一起參加過東京遊行的竹內好）的一段話，看著周總理，我感慨，眼前的這位人物是和魯迅經曆了同一個時代的人啊，就是他在主動向我打招呼……。
魯迅是這樣講的：“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色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紀念劉和珍君！”
那天晚上，我的腦子裏不斷出現魯迅的文章，沒有一點食欲。我當時特別希望把見到周總理的感想盡快地告訴日本的年輕人。我想，即便像我這種魯迅所說的“碌碌無為”的人，也應當做點什麼，無論怎樣，我要繼續學習魯迅的著作。我當時還希望，我不應當再讓周總理這樣的偉大曆史人物為了我花費他寶貴的任何一分鍾。後來我一直堅守著這個原則。
二、魯迅作品伴我讀到老年
這個開場白可能長了些，說這些也是向社科院表示感謝，因為大家為我安排的整個日程遵循了我的原則，體現了我的願望。
首先，日程中包括了和北大附中學生對話的機會。我是個作家，對教育是外行，但我要向孩子們講述的是，在日本的山林地區長大的我是如何從母親那裏得到了翻譯成日文的魯迅的短篇小說，這些作品是如何令我愛不釋手地讀到老年，而我又從中受到了哪些影響。
此外，根據日程安排，將用一整天的時間召開我的作品研討會，中國的學者們將從多個角度和我交換意見，這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的。我這個人的性格不是嫉妒心理型的（我夫人是我年輕時代曾經影響過我的好朋友的妹妹，我們結婚已經五十多年了，按她的話講，結婚前和結婚後我從來沒有嫉妒過什麼），但是，對於村上春樹的小說在中國各地的暢銷和熱烈研討，我倒是有些嫉妒，所以特別高興參加為我準備的研討會。
日程中還包括今天社科院在這裏為我組織的這場演講會，我想你們都能夠理解，我最後提到它並不是我以為這個日程安排的分量輕。
我要說的是，這是繼2000年後，我在這裏的第二次演講。那一次，雖然不是我對中國的第一次訪問，卻是我在中國知識分子麵前的第一次演講。
六年前，我在演講中提到了我的憂慮，即日本在亞洲正在走向孤立，日本國內民粹主義趨勢逐漸顯現。我不僅對北京的聽眾講過我的這個擔憂，也對東京的聽眾做出過提醒：千萬不能讓日本曆史上多次重複的“鎖國”再次發生了！事實是，我所憂慮的事情正在發生。
這次來社科院演講，一方麵感到高興，另一方麵感到緊迫。因為，我已經71歲了，也許沒有第三次機會，作為一名對中國知識界抱著敬意的作家，也為了和我抱有同樣意念的日本的那些朋友，我要盡我的力量。坦率地說，站在這裏講話的我，心情是沉重的。在這六年裏，我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保持著親密的友好交流關係，在我東京的書房裏，一直自豪地、珍貴地擺放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名譽研究員”的證書！
六年來，可以說我的擔憂一直揮之不去。我長期以來所崇敬的巴金先生以高齡去世了。勇敢、誠實、卓越的文學精神貫穿於巴金的一生，他的人格的威嚴永遠閃爍著光芒。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把我的哀思寫在了給社科院朋友的私人信函中，據說被發表在報紙上，也許有些人讀到了。在那篇悼文中，我談到了我的憂慮。
我在巴金的悼文裏對日本政府走向與中國和解相反方向的強硬態度表示了憂慮。最近的8月15日，小泉首相強行參拜靖國神社。當天晚上，早有預感的我和我所信賴的知識界人士組織了大型抗議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