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昌耀的近作，我欽服於他對詩的敏感與發現，對一首詩總體的詩性把握。對於詩人而言，有“有句無篇”者，有“有篇無句”者，但如昌耀這樣，毎一句都是詩，且通篇又能創造出沁人心脾的情境和氛圍的詩人，確是少之又少了。當俗常的日子將詩意埋葬，人的頰骨內已生出厚繭，昌耀正用榔頭一樣古老的漢字，敲醒未曾泯滅的詩在詩壇，昌耀是廣受推重的詩人，而推重昌耀的，又多為頗有創造力的詩人和青年詩人屮的翹楚。我常常收到一些年輕的、素質較好的作者寫來的信，他們常常提到昌耀是其極少幾位最敬重的詩人之一。在這個詩意貧乏、詩心已渺的年代，詩受讀者的青睞頗為難得，而詩受詩人的青睞則更為難得。由此，稱昌耀是詩人中的詩人恐並不為過。
堪稱骨子裏便是個詩人的昌耀，似乎有點怪，據稱一些名家到了西寧有意探望，他卻拒而不見，原因不是別的，是“不會說話”。一個與詩同一，詩已深入骨黯的人，確有些與世俗格格不入，因為現實生活中是不能用詩當話說的。記得前兩年我去青海，餐桌上由昌耀致詞，那不連貫的學來的客套用書麵語言表達出來，整個是個反諷，既嚴肅而又有趣。杭州的友人說他某日到了杭州，想不起來打個電話讓人接站，竟一路打聽路徑，自己走了一上午才摸到了作家協會。前年，請他到京領取“人民文學詩歌獎”，在西寧車站購票時，錢包和身份證均被人搶走。遭受搶劫而又失去“身份”的昌耀驚魂不定，打來電話，讓我到某次車某車廂某座號處去領他……
或許，隻有他自己和為數不多的人了解他活潑、生動的天性。他曾寫信告訴我，他要騎自行車周遊全國，到時候從青海騎到北京來看我。若幹年前我請他吃了一頓飯，他曾像孩子一樣真誠地說，到了西寧，他一定好好請我一頓。近幾年，他曾將自己所有的作品工整地抄就寄給《人民文學》，當他聽到公允的評價，得知所有的作品在刊物一次推出時，頗為感慨，並寫來長信、言之要“士為知己者死”……其實，麵對昌耀，我倒真心地感到他對刊物、對我這個編輯的有力支持。對他這樣的詩人而言，即使給他頒了獎，也不僅是刊物給他以榮譽，他的作品，也給了刊物以榮譽。
寫詩需要進入狀態，讀詩也需要進入狀態。心境浮躁，對詩缺乏敏感的人不必讀昌耀的詩。隻有當夜闌人靜、心境空明之時，品讀他長長短短的詩行，才能領略書頁間傳來的“空穀足音”。
灰娃的詩認識灰娃是十年前的事了。在一個光線黯淡，陳設簡單的房間裏品茗、交談，初始的印象有如渾濁、紛亂的塵世間驀然湧出一股清泉清冽、真純，帶著山野的氣息，令人精神為之一爽。記得那是一個冬天，灰蒙蒙的天色，陳舊的樓舍，而屋角一尊偌大的瓷瓶裏卻插著一蓬幹的枝條，呈噴泉狀，細弱、簡潔、意趣天然，在寧謐中呈現流暢的動感。我想那該是一環夢境，在年輪之上生發，而枯黃中包裹的該是一個又一個爆芽的季節。
我得知她的名字叫理召，撫養著兩個未成年的孫女度日；還得知她是位“老延安”，歲就住進了延安的窯洞在青年劇院兒童藝術學園，學習音樂、舞蹈和繪畫；年代末畢業於北京大學外國文學係。或許是被一種高貴、質樸和純粹所吸引，或許是對藝術的認知和崇敬，日後我常去看她，她也領著孫女偶爾到我家裏小坐。我詫異於在她那裏常常碰到從事文學、藝術的年輕人，其中有大學生、畫家、舞蹈家、詩人、學者，一律年輕，且談吐不俗。一個生於年的老人，能和這麼多年輕人有共同語言，說明她心理還是那麼年輕，有著天然的藝術家的氣質和性格，而生活經曆的豐富抑或坎坷與不幸，又使她對人生的體驗有著年輕人未能到達的深度。
當時，更讓我震驚的是她的詩。當我從她手中接過一摞抄寫得工工整整的詩稿，在燈下細讀時，隻感到心靈的撼動，我敢說那是我當時讀到的最好的詩篇。這些詩寫於年代初，看來，說那個年代“沒有詩歌，沒有小說”是不確切的，隻能說沒有發表真正意義上的詩歌、小說。其時些複歸的詩人沉浸在巨大的政治熱情裏，或痛定思痛，或欣喜若狂，剛剛放開的喉嚨還顯得緊迫、嘶啞。而以“朦朧詩”這不準確的界定登上詩壇的青年詩人，雖在求索著新的美學向度，但作品仍舊籠罩在巨大的政治陰影之中而我手中的這一摞以《野土》、《祭典》命名的詩稿，無異是另一種詩，是當時絕無僅有的作品。難怪這些詩的一部分在《人民文學》發表之後，很多人紛紛打聽作者是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