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選本中不難看出，年代、年代，《人民文學》留下了一批詩歌精品，一些卓越的詩人仍顯示不竭的創造力，一些新人則聲名鵲起，名噪一時。正是這些詩章哺育了詩的後來者，讓他們直至今天仍能隨口背誦那些富於生命力的詩行。曆年編選的詩歌選本也證實，這一時期的詩歌佳作大多選自《人民文學》。與此同時，由於政治鬥爭的酷烈與思想的動蕩，曾使文學凋萎，在禁錮最甚的時日，一些熟悉的詩人幾乎銷聲匿跡。藝術的倒錯，不忍卒讀的篇什和對同類刀光劍影的文字，也讓我麵對素來敬仰的名字感到痛楚與悲哀。政治鬥爭與意識形態話語直接替代文學，已顯露出“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可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中，刊物仍編發了一些真正可以稱之為詩的作品，這些佳作由於強烈的反差更為耀眼，難能可貴，讓我對前輩詩人和編者肅然起敬；這些詩作，也足以說明“和謊言短兵相接時，藝術總能得勝。”新時期以來，《人民文學》的詩從初始的補白，隨即進入推介詩人以及新人的力作，贏得了詩壇和讀者廣泛的認同，其品位之高，頗令人矚目，曾被認為可以和小說並駕齊驅。打開刊物，幾乎每一期都有好詩。誠然，藝術探求的尺度把握也有蹣跚不穩處，但就總體而言，刊物繼承了其一以貫之的優良傳統，刊載的佳作既不失其重量和詩質，又蘊含著較為豐富的創造力與內在價值。
在這裏，我們應當把“傳統”看成動詞，傳即傳接、延續，統則意味著同化與新的生成。傳統如同流淌的大河，縱然有固定的秩序，但今天的水已不是昨天的水。
詩，和語言一樣古老，也一樣新鮮。選集的容納是寬闊的，沒有任何題材的作品被排除在外。或許，在真正的大詩人眼裏，諸如戰爭、政治、宗教這些重大題材和主題，作為作品的語境，更易於揭示本真的人性、命運與情感和理性的深度；關鍵是如何以詩的特質把握題材，是心態而非簡單羅列的世態，是深入、透徹的理解而非外在的描摹。從藝術本身的規律而言，沒有題材大小的區別，隻有詩與非詩的區別，造一塊表也確實不比造一台大機器更為容易。
斯坦貝克看到廢墟上矗起的建築物曾慨歎我很奇怪為什麼人類的進步看起來常常像是破壞。”而誇齊莫多則說：“當代人之破壞形式，隻是為了尋求新的形式，來作為他生命的準則一即透視自然的真正工作。”選集中形形色色、藝術上多元並存的狀態呈現了類的豐富，寫真與浪漫，篤實和清雋，抑或荒渺古逸，深奧玄博，以及象征、意象、超現實的碰撞，真理的發現與碎片的拚鑲，都以姿態各異的形式感體現了藝術的新質。對於詩，形式是重要的，如同兩腿直立還是四腿爬行便是人與獸的區分。形式不是外在的空殼，它是酒的“水的外形”與“火的性格”的統一，是內容之間的有機關聯，是詩的節奏、音樂感以及蘊含於詩中又能抽象出來的主題。
任何時代的詩歌珍品，都是經過時間的汰洗和篩選流傳下來的，並多以選本的形式留存。詩的能量是奇異的，能使人得知“他人在生活經驗中所遭受的一切”。和物質需求相同，精神無疑也是人生存的迫切需要。那些卓越的詩章，將“人類經驗濃縮了的精華傳諸後世，使之成為民族話的記憶。它真實地保存了民族過去的曆史。”麵對詩歌，我是不敢有絲毫褒瀆的。在這物欲橫流的年代，“無腦的臉”或“空心人”對詩不屑一顧也是必然。如果說詩歌有病，則首先是社會病，“運思的人越少，詩人越寂寞”；聶魯達稱“寫詩是刹那間的嚴肅行動”，那些高雅的詩行，怎麼能和令人趨之若鶩、不時變換花樣的消遣娛樂方式等同？那種預言詩與文學即將滅亡的人忘記了自己，正如一位詩人所言：我們都會死去，而藝術將永存。
在這裏需要提及的，這本詩集的編選，由本刊副編審陳永春先生擔任初選，他耗費大量心血，做了許多繁複細致的工作；備選稿的複印由甄玉榮完成。沒有他們的辛勞，便沒有這本詩選的及時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