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再說回來，詩人尋找自己，題材的選擇也是很重要的。比如愛情詩和寫故鄉的詩，這兩類詩寫得好的比較多，也許是作者熟悉和體驗深的緣故。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寫自己體驗最深的生活，自然成功的機會就多。這就是揚其所長，避其所短。然而，也有另一種情況，對於詩壇涉獵不多的領域，敢於去率先探索，明知沒有多少先例的經驗可以借鑒，卻敢於啃這個硬骨頭，這也需要一些勇氣。但在這樣的領域經營（如城市詩、石油詩、煤炭詩甚至航天詩〕，也可能成為某一方麵的代表性詩人。當然，所有這些，都離不開詩本身的特征，都應當是詩的素質所要求下的有創造性的勞動，而不是其他的什麼。
詩之采用何種創作方法，和很多因素有關，有時候，是詩的內容所決定的。要披露和譴責事實或事件，隻有現實主義的方法最合適；而表達那種捉摸不定的潛意識的情緒，象征詩最合適。如此等等，就不一一列舉了。我看一位詩人可以在一個時期有側重地寫一類詩，但也不妨同時也兼營其他，多幾幅筆墨，也許能更好地表現自己對生活的不同感受。甚至有些難得的生活，不適於用詩來表現，也可以寫一寫小說和散文、雜文、報告文學之類。
詩是要有個性的。有個性，才能形成風格和獨有的藝術特色。但一位詩作者如何追尋自己的個性，使之在詩中大放異彩呢？這，似乎也很難說清楚。這，恐怕也和上述的種種相近。詩如其人，一個人的性格和氣質決定了他自己的詩之特點，性格內向的人恐怕粗豪不起來，而那不拘小節的漢子，很難讓其婉約起來。詩人，隻有找到和自己的氣質、性格更相近的詩，才能發揮其最大的才智往往寫來得心應手，容易獲得成功。但這隻是事物的一麵，自然還有其他的因素，甚至是更重要的因素。比如政治、經濟的變革，思想文化的變革等等。郭沫若初時效法泰戈爾，是內在而近婉約的，後來受惠特曼的影響，詩風為之一變，才寫出了《女神》那樣罕見的傑作。所以，是雄渾、豪放、典雅、纖秣，還是疏野、清奇、淡泊、綺麗，如此種種，還需作者自己去尋覓，讓詩人合一。
寫到這裏，我忽然想到謝榛在《四溟詩話》中所說的一段話，似可為本文作結：
“作詩諸如江南諸郡造酒，皆以麯曲為料，釀成則醇味如一。善飲者曆曆嚐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蘇州酒也；此鎮江酒也；此金華酒也。其美雖同，嚐之各有頸別，何哉？做乎不同故爾。”的家園《人民文學》五十年詩歌縱覽抹去合訂本上的塵埃，一冊一冊翻閱那些橫平豎直的詩行，心情是不平靜的。人性的智慧，真的聲音血液的喧嘩，於心靈的震顫中，將我們導入素樸、博大、精美、深邃，抑或雄渾、純淨、莊嚴、妙奧的境界。
半個世紀，對《人民文學》而言，隻是數百冊期刊；可對愛詩的人，則是以名篇佳什作為時間的標誌。打開紙頁，有如開啟鮮殼，讓人驚異珍珠柔潤的色澤和渾圓；也如帆桅，於煙波浩渺中航行，不時會有觸目的礁石兀立，豎起詩的裏程碑。
是啊，這是一群多麼傑出的人。當世界與人的靈魂契合，那些處於殘酷、險峻境遇的歌者，曾滿懷癡情與熱望，用血光刷亮了暗夜；扭斷枷鎖的力量、虔誠、信念、狂亂與覺醒、疑問、肉然的神秘啟示、愛與關懷等等，這一切，都聯結著民族的精神血脈，在不同的年代，為中國文學留下廣光彩奪目的詩篇。
今天，當我再次注目這些穿透心靈的文字，眼前便浮現出那些真純的麵孔，理智的額頭，和流溢著童心與聰慧的眼睛。可一些令人尊崇的詩人已經逝去，隻有作品留下來，不朽的魂魄仍在義字間隱現讓我想起濟慈評論希臘詩人的話：他們安詳地長眠在茵茵的綠草底下，給一個民族留下了偉大的篇章。
勾勒年來中國新詩運行的軌跡，為每顆詩的星座命名、定位，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是懷著對詩的虔誠、敬畏來編選這部詩集的，把閱讀作為重新溫習的過程，在澄明與寧靜中，讓每個毛孔張開，進入一種吸納狀態，讓那些最好文字的最佳排列逃不出眼睛。
那些具有史詩意味的敘事長詩，例如《嘎達梅林》、《阿詩瑪》等，是刊物最早刊載的作品，僅篇名便已家喻戶曉，享譽至今。這讓我想起遠古的史詩，曾主宰了整個民族的靈魂，甚至成為宗教與哲學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