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我一直認為，戰爭題材小說才是軍事文學的正宗，好的戰爭小說很有可能會發出國家和民族的聲音。我曾在《文學報》上發表《文學的聲音》，裏麵講到德國漢學家顧彬先生的一個觀點，他說：“我認為，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應該有一個聲音，這個聲音是一位作家。他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聲音。所以我要問，中國有這樣一個聲音嗎……一九四九年以前好像有過，就是魯迅。而這之後呢？還有嗎？還需要嗎？”我欣賞他的這個觀點。
作為一名軍人寫作者，一輩子寫不出一部真正的戰爭小說，這就枉頂了軍旅作家這個頭銜。並不是說我的這部小說代表了國家和民族的聲音，也不是說我為了這個才寫這部小說，隻是認為社會和讀者需要好的戰爭小說。寫這部小說的真實動因還是生活，要沒有那段經曆，我絕對想不到、要寫也絕對寫不出這部小說，內心追求與現實生活的契合促使這部小說誕生。
那是一段終生難忘的經曆。當時我在一個守備師當政治部副主任，兄弟部隊要參戰，需要從友鄰部隊抽調部分骨幹滿員編製。上級決定從我們師抽調一百零八名骨幹去補充缺編（很有意思，水泊梁山也是一百零八將）。正值老兵複員工作即將開始，有的已聯係好了工作，有的找好了去路，這個時候要他們掉轉方向奔赴戰場，彎子大了一點兒。我們低估了自己的士兵，動員尚未公開，血書、請戰書、決心書雪片似的送往各連的連部。有兩個兵不該他們去而他們堅決要求去了，這事一直銘記在我心頭。一個是火箭炮營一連一班班長李豐山，複員後就去美國繼承爺爺的遺產。我負責直屬隊，跟營裏交代，我們的骨幹有的是，沒有必要讓他去。但李豐山說，他是一連一排一班班長，是全營的排頭兵，火箭炮營去一個人也得他去，他主動在誓師大會上發了言。還有一個是我們師籃球隊的杜大個子，身高一米九左右，他到我宿舍走後門，懇切要求上戰場。我笑他湊熱鬧，個子這麼高，目標這麼大，又不太靈活，一天到晚打籃球，編製在特務連，其實沒練過多少軍事技術，我當然不會同意。杜大個子急了，他真誠地跟我說，首長要留下我在這裏打球，我再苦練也打不進軍區專業隊，再打三年球還得複員回家種地。我參戰，要是犧牲了，是烈士，是英雄；要是不犧牲，立了戰功，火線可以提幹，不提幹回來也可以進軍校，我這輩子命運就改變了。
他說的是真話實話，麵對自己這樣的戰士，我還能說什麼呢？臨別時我隻能囑咐他三句話。第一句話，無論行軍還是作戰，時刻要記住自己比別人高二三十厘米，行走要弓下身子。第二句話，在戰場上，你的眼睛就是缺口對準星，無論進攻還是防守，用眼睛必須先出槍。第三句話，戰場上，眼前的一草一木都是敵人，你不消滅他，他就可能置你於死地。
就這樣，他們帶著自己的夢奔赴了戰場。不久傳來消息，他倆都犧牲了。李豐山的事跡在《解放軍報》上登了一個版。戰爭總會有犧牲，但他們本都不該去。我為他們難過了好久好久，這種心情無法排遣，我以他們為素材寫了一個短篇小說《火焰為誰燃燒》，發表在《解放軍文藝》，對他們的思念之情才算有個了結。
二〇〇六年，我正在寫新長篇《芻狗》，山東老部隊三十三團一連演唱組複員戰士孫洪波和小何跑北京來看我，聊天中我又追憶起他們，孫洪波說杜大個子沒犧牲，他負重傷昏迷被俘虜，交換回來後複員回了老家，過得很不好。這消息在我心中引爆了一顆炸彈，我無法平靜，想了許多許多，想我們的軍隊，想我們的國家，想我們的社會，想我們的過去，想我們的現實，幾十年部隊生活中難忘的人和事全都湧上心來。我沒法再把《芻狗》寫下去，於是我放下《芻狗》寫了這部小說，我要用他來祭奠那些為國流血和犧牲的戰友。 二、我何苦費這般心血寫這部小說
這部小說我整整構思醞釀了一年時間，二〇〇七年九月一日動筆，到二〇一二年一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第一版，構思醞釀到完成用了五年多時間，前後改了七遍，到這次出修訂版，已是八稿。前三稿幾乎都是推翻原稿重來，寫到第三稿人民文學出版社就通過了三審，但我自己跟自己過不去，給責任編輯打電話，問感覺怎麼樣。責編說很不錯，我說你說心裏話是不是特別好，責編說特別好不敢說，要出書後讓評論家和讀者來說。我說你是第一讀者，你要沒有特別好的感覺就先別出，我不是文學青年，小說出十來部了，不是要急於再出一部新書，而是要寫出一部好作品；我要是寫不好這部小說，對不起那些流血犧牲經受磨難的戰友。於是我埋頭再改。
讓我不想輕易出版這部書有兩個原因，一是我有一批為國流血犧牲和當了戰俘的戰友，我要為他們寫好；另一個是有人向我們作家的寫作提出了質疑，說你們作家都標榜自己的小說如何如何真實，現在這個社會還有真嗎？
我相當冷靜地反複拷問了自己三個問題：一是當下社會還有沒有真？我給讀者什麼樣的真？二是當下社會還容不容真？我如何讓讀者尊重真？三是當下社會還需不需要本真？我如何讓讀者崇尚真？寫作中我經常在夜裏突然醒來，腦子裏會連連冒出白天疑問所需要的答案，可能在睡眠中我的大腦仍在想這部小說。我從美學價值的角度而不是反映生活的角度反複斟酌人物的每一個細節是否真實，甚至反複推敲每一句話，生怕有編造的痕跡和廢話。我懷著對為國流血和犧牲的戰友們的一腔痛在寫這部作品，也懷著對讀者的一片真誠在寫這部作品。我跟自己說，與他們流血犧牲相比，我費這點心血又算得了什麼？讀者的質疑不是出難題，而是他們需要真。從第一稿到成書，可能隻剩下人物和大框架，人物、結構、情節和細節經過了幾番變化，每一稿與上一稿相比都有相當的變化，我堅持有一條，我問自己是不是真的喊出了戰友和讀者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