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禮在其中矣，變在其中矣
——中國古代習俗品性說中國習俗，內容浩如煙海，直到今天，它仍是一座遠遠沒有得到充分開發的文化寶庫。這是因為，第一，中華民族的曆史非常悠久，而習俗，在某種意義上講，隻是民族文化的一種積澱方式。這與個人的經曆有些相似，年長日久，所聞必多。作為一個民族，當然更是如此。第二，中國習俗不但曆史悠久，而且未曾發生重大的文化斷層。所謂文化斷層，是對原有文化的一種割裂，甚至是一種毀滅。前麵說過，人類曆史上原本隻有4個文明古國，而沒有發生文化斷層的隻有中國。斷層並非全是壞事，但於習俗而言，斷層國家就沒有中國曆史文化保留得那麼完整。第三，中國地域廣闊，民族眾多，民族不同，其習俗必有不同。民族眾多，則民族習俗異彩紛呈。第四，中國人對各種文化類型，能夠兼容並蓄。人類曆史上常常因為宗教信仰不同而發生大戰，大戰的結果，或者一方被徹底打敗，從而其民族習俗也遭到歧視和破壞，以至年深日久，湮沒無聞。或者兩敗俱傷，又為以後新的衝突埋下了仇恨的種子。而無論勝負，雙方對對方的習俗總是態度嚴厲，不屑一顧。中國人喜歡中庸，既不輕易為他人所動，也不喜歡過激的行為。所以外來文化進入中國，會有衝突，但能生存。既能生存，就會形成新的文化因素，而這些新的文化因素一經積澱，又成為新的習俗。總體上看，中國古代曆史上，雖然也有戰亂頻仍的時候，但其習俗的演變還是以不斷豐富為特色，以漸變形態為主流，逐步展開曆史性大演變的社會行為過程。中國習俗內容豐繁，它好像一麵巨大的寶鏡，折射出中華民族曆史文化的方方麵麵。習俗之中有政治。中國古代習俗的形成，政治因素影響極大。尤其自春秋戰國之後，特別是秦始皇建成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之後，其影響幾乎無所不在。習俗反映的常常是人生瑣事，而正是這些人生瑣事往往與政治生活發生莫大關係。民主時代，吃穿自便，美醜由人。但在封建時代，幾乎一呼一吸一紅一綠都是政治，老百姓稱為“布衣”；皇帝不但獨享人間最高權力，而且獨享他所喜歡的服飾和顏色。皇帝所享用的衣服和款式和顏色，別人隻能表示仰慕，絕對不能濫用，否則，便會給自己甚至宗族帶來殺身滅門之禍。不僅一切吃、穿、住、用。連頭發都是一種政治標誌，儒學觀念中，膚發受之於父母，是萬萬不能亂動的。唯其不能亂動，懲罰罪惡的時候，就有一種獨特的稱為髡的刑罰——即把犯人的頭發裁去。剪去頭發，成了囚犯，剃光頭發，便入沙門。這是何等要緊的事情。這且不言，當滿人入關之際，頭發和腦袋已經劃上等號，所謂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據說舊時流行的剃頭擔子，其實是一種特殊的政治工具。而且擔子上的各種工具如銅盆、火罐、木杆、小凳之類，各有一番說詞。清俗專家對此曾有專門介紹：“先說大銅盆，行話叫‘海’，是三方兵役(剃頭匠)的銅盔。取水用的木瓢，行話叫‘鎮河’，是旗兵用來飲水的水葫蘆。煮水用的火罐，是軍用的火藥罐。放火罐的紅色圓籠是專門裝違抗剃頭人的頭顱的。圓籠旁邊立著一根刁鬥旗杆，是懸供皇帝聖旨用的。刁鬥上掛著的磨刀布，便代表剃發令的敕軸。扁擔另一頭紅色的小凳，是梟人腦袋的木墩。圍在剃頭者胸前的大藍布圍巾(行活“大竹藍”)是圍裙。長木扁擔上捆著的白色長繩，是綁人用的‘法繩’。紅色小凳下麵抽屜裏的大小剃頭刀，叫做‘小家夥’，是用來淩遲(剁)犯人的工具。刁鬥左右盤繞的銅絲，叫‘耳扡子’，用來穿扡犯人耳朵的。接剃下短頭發用的笸籮，是軍用的‘藤牌’。剃頭者手持的‘喚頭’，是用來喚人出來剃頭的。”真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原來一副剃頭擔子，竟是這等厲害。剃頭尚且如此，餘事可想而知。習俗之中有文化。這裏講的文化，主要是指古代中國人的社會心理模式，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是相信三教同源，儒道佛能夠共存共榮。其實所謂三教合一，也是一種形象的說法，中國古代文化，豈止三教。中國地大人多，南北不同，民族各異。但總的態度趨於寬容，對於諸如儒、道、佛等不同文化類型，能夠平等對待，而且相信他們彼此之間道旨相近，一氣相通。一般老百姓，對佛陀也信，對老子也信，對孔夫子更信。而且中國人對待鬼神的態度，常能將其既看作異類，又看作常人。這裏麵，道教的觀念似乎影響更大。許多民俗，與道教本身可能關係不大，但其精神卻很值得研究。中國人遇到疑難問題，常向鬼神求助，但他們並非隻會對著鬼神禮拜，而且更樂意利用自己的理解請神求將，驅邪退鬼。麵對惡神怨鬼，不惜以惡對惡，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比如中國北方的四合院，西南一角，認為不吉。於是便把廁所放在西南，讓它每日臭氣不絕，把邪神惡鬼熏得聞風而竄，中國風水術中，又有鎮宅之法，據說是用來對付太歲神的。太歲乃著名凶神，如不予以鎮之，怕他傷害良民。於是便取五樣“鎮物”，用來鎮壓此煞。這五樣鎮物是：馬蹄兩個，虎骨一兩，豬羊血各一斤，桃木板一尺二寸，硃砂六甲符一道。這幾樣東西頗有講究。馬蹄代表快馬，快馬如飛，象征凶神迅速離去。虎骨代表猛獸，其意若曰，你狠我更狠，不怕爾等逞凶惡。豬羊血代表供品，權作犧牲。桃木古人以為可以除邪，硃符一道則代表神明。將這五樣鎮物放在一起：先給馬騎，再用虎威。勸之不去，便要嚇之。嚇之不去，又給供品。猶如兵之不行，代之以禮。禮又不行，再用桃板，桃“逃”諧音，令其迷糊；如不迷糊，還有硃砂神符一道，神符代表神明，看你去是不去 中國所用鎮物，可謂用心良苦，不僅軟硬兼施，而且軟磨硬泡。我們先人的這種心態，對於中國曆史文化的生成演變產生了莫大影響。習俗之中有哲學。這裏說的哲學，主要是人生哲學。習俗也可以說是一種處事方式，不過不是隨意性方式，而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方式。這種方式即使不是法律所規定的，至少是人們所認可的。通過這種方式，使人們在許多社會行為方麵可以有所遵循。比如市場中普遍存在的小費現象，或許就是一種習慣。有的國家小費高，也有的低，有的偷偷摸摸，有的則為人所不齒。習俗看起來似乎並非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但不了解它，有時就很難生活——特別是當你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之後。比如中國人一般是“搖頭不算點頭算”的。但某些南亞國家，他們用以表示肯定或否定的動作方式恰恰與我們相反。如果你不知其俗而入其地，豈不誤事？所以中國人就有兩句成語，叫作入鄉問俗，入鄉隨俗。習俗往往能反映出一個民族的人生智慧。我們中國人是最愛麵子的民族之一，有時為著保全麵子，寧可餓著肚子。但中華民族又是特有智慧的民族，可以通過某些習俗方式，找到既能解決問題又能保全麵子的方式。在北方鄉間，有時親鄰之間鬧了意見，彼此便不說話，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但這畢竟很不方便。於是我們聰明的祖先便想出辦法，把這個矛盾找個“由頭”來解決。什麼由頭呢 春節拜年就是一個由頭。春節正是普天同樂的時候，這個時候是最好的解決矛盾的時候，彼此一揖而過，既解開疙瘩，也沒有丟失麵子。還有紅白喜事，也是一個由頭。彼時孝子便利用這個機會向一切長輩和親鄰行禮，算是表達自己的孝心和喪訊，也算代表死去的親人謝過。這作法同樣既合禮法又解決問題。中國人的人生哲學，最喜歡和睦與團圓，而中國人的習俗，偏能在這兩方麵既有奇效又有奇趣。習俗之中有學問。中國習俗中有許多學問，既有社會學問，禮儀學問，也有科學方麵的學問。例如中國人的許多飲食習俗，就與現代科學相吻合。中國人對酒和茶有很深的愛好。而且飲茶飲酒的曆史之長，在人類史上也不多見。中國釀酒、飲酒、用酒的學問極大，植茶、采茶、製茶、飲茶的學問也不小。單以飲茶為例，用什麼水沏茶，用什麼茶具裝茶，用什麼方式飲茶，用什麼禮儀獻荼以及什麼季節飲什麼茶為宜，都是學問，其對茶性、水性、火性、器性、時性的研究，也有很高的科學價值。習俗之中有經濟。許多習俗看似與經濟生活無關，但在實際生活中，二者往往是難分難解的。本質上，正是特定的曆史經濟形態決定習俗方式。習俗看似出於人們的生活習慣，但生活習慣終究要受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特定經濟形態的製約。比如原始部落的公有觀念，一個部落得到一條毛毯，他們馬上決定把它割成均等的碎塊，分給每人一塊。這不是法律行為，而是習俗行為，但這行為隻有在原始部落才被人們所認同。如果這類事發生在西方中世紀，就會認為是對贈物者人格的冒犯，冒犯者會被要求向被冒犯者公開道歉，否則，就決鬥。如果發生在中國古代社會，就會被認為是嚴重失禮，並可能因此而斷絕一切往來。中國的許多古老的習俗，其實本質上也正是中國古代經濟生活的特有產物。舉例說，中國舊有習慣，當親朋好友辦理各種紅白喜事時，須積極參加，而且要交一點錢出來。北方一些地區管這叫出份子，而且出份子也有一定之規。雖然這標準也是約定俗成的，但如果你硬不按著“規矩”來，也會惹火燒身。出份子在許多現代城市人看來純屬多此一舉，而且有時份子成災，還會影響彼此的家庭和睦。但在農業自然經濟條件下，這其實是一種必須的經濟活動方式和社會生活方式。因為小農經濟基礎薄弱，收益低微，在彼此無力單獨承受某些特殊事情的時候，通過這種方式，由大家伸手援助一下。雖然援助卻又不以援助的形式出現，而且使之成為一種禮儀情感交流方式，這辦法多好。但骨子裏還是經濟上有這種必須。“出份子”在中國有極其漫長的曆史。或許可以說，中國農業自然經濟的曆史有多麼悠久，出份子一類習俗的曆史就有多麼悠久。而且至今仍有許多地方的人們，依舊樂此不疲。此無他，因為中國人——相當多的中國人還很窮。習俗之中有藝術。習俗不但具有實用品格而且具有審美品格。“中看又中吃”，才是習俗上品。漢族地區，最有影響的節日是春節。春節的習俗，許多內容都與美有關。年畫是一種美，窗花是一種美，對聯又是一種美。中國的年畫，曆史既久，水平也高，雖是民間藝術，但有巨大影響。北方如天津楊柳青年畫，可說遐邇聞名，一些傳世之品，足以進入藝術殿堂。窗花也是民間藝術，它多姿多彩，栩栩如生。高明的窗花藝人，具備大藝術家的氣質，他們可能文化水平不高，但那審美感覺和捕捉形象的能力，無疑是第一流的。對聯是中國特有的文字形式，也是一種特別的風俗。對聯的本意或在裝點年節氣氛，及爾廣之，舉凡殿堂樓閣，名勝古跡，沒有對聯，就不算完整。好對聯不但詞好、意境好、字好，還要言之對景。舊時許多行業專用對聯，都很有藝術價值。一些名家雅作如昆明大觀樓長聯，四川青城山長聯，完全可以和古典名詩媲美，在海內外知情者中傳為佳話。綜上所述，習俗其實是民族曆史的一種文化積澱。通過對習俗的深入了解和體味，往往就能把握住該民族的文化品位與曆史精神。這也就是說，凡習俗都有特定的文化內涵。大而言之，東方文化圈與西方文化圈自有很大區別；近而言之，中國習俗與日本習俗也有種種不同。西方習俗，特別是古羅馬之後的習俗，總是和基督教有千絲萬縷的聯係。離開對基督教的深入了解，對西方習俗的特色和文化內涵很難真弄明白。中國傳統習俗，則儒家色彩強烈。二者比較起來，則西方人更講究宗教精神，中國人更重視禮教規範。或許可以這樣比喻，禮教正是中國古代習俗的支架與基石。中國古代習俗包羅萬象，但主旨清晰，就是建立以三綱五常為規範的倫理體係。中國古代禮教具有無尚的權威性。它是集王法、宗法、家法於一身的禮教係統。中國古代法律，俗稱王法，明明是國法，因何稱王法 因為國家法律皆為欽定，非經皇帝批準不能成立，更不能實施。王法再大，大不過皇帝，而皇帝再大，也有父母。這樣反複論證起來，中國的禮教便成為一張無形巨網，一切社會中人均落入網中，不能自撥。即使是力挽狂瀾的大英雄，在這網裏，也難免有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覺和衝動。漢高祖一身痞氣，什麼也不怕，但在立太子這件事上就不能稱心如意。隋文帝又是一個有大作為的皇帝，但表現在性愛方麵，就沒有多大自由，有一次甚至氣得他幾乎離家出走。唐太宗雄才大略，打敗過多少強敵悍將，但對於不肖之子也隻能哭得天昏地黑。曹操所謂一代英雄，到底不敢自己登基做皇上。凡此種種，都說明中國禮教的厲害。而以禮教為框架的禮俗也就具有了不同凡響的文化含義。重禮教必定重家法和家訓，皇家祖訓有時比國法還有威嚴。一般家訓肯定不能等同於國法，但同樣具有家法家規的效力。傳播極廣的包公家訓，由他的後人刻石以存，立在堂屋東牆之上，使後人世代遵循，不得違拗。那家訓上說：“後世子孫作官，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誌，非吾子孫也。”包公幾句家訓，就有可能開除不肖子孫的家籍，且不讓進入祖墳。如果有誰對此不明白，為什麼一個男性家長能有這樣的權威 回答說，請問你的家長去。但發問者如果是一位西方人，即使他可以和一千年前的老祖宗對話，他的祖先對此也隻能表示同樣不解其意。中國的禮教不但集王法、宗法、家法於一身，而且還有類似於西方社會的神學含義。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認為無極而太極，太極而陰陽，陰陽而萬物，把這些觀點用到人倫方麵，則先有陰陽——夫妻，後有兒女，而後子孫萬代。所以於家孝親，於朝忠君，就成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即使貴為天子，也有人倫父母。中國傳統禮教地位如此重要，中國傳統禮俗自然不可輕視。不言而喻，中國禮教並禮俗的根是深深地紮在中國傳統家庭中的：中華民族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重視家族，最重視親情的民族之一。而中國的家庭關係又最強調父子關係，而不像西方那樣對夫妻之間的關係常常更加重視。古代中國之所以形成特別重視父子關係的家庭模式，既和它所依據的中國特有經濟形態、文化形態有根本性聯係，也和中國禮教禮俗的嚴密性與強製性有直接聯係。生於中國傳統家庭，大約自受孕開始，便落入這種禮俗的氛圍之中。嬰兒一出生，迎頭便是重男輕女習俗，生兒則為大喜，生女僅是小喜。而且男兒有名有號，女兒有姓無名，姓張則稱張氏，姓李又稱李氏，縱然有個名字，出嫁便隨夫姓。幼兒未曾開蒙，所受限製已多。所謂“男女三歲不同席”。三歲可有多大，已經男女有別。而且男女授受不親，誰都不能碰誰。男人可以四處活動，少女隻能藏於深閨。不過三歲五歲，還要纏成小腳，七纏八纏成了殘廢，從此愈加不能自由矣，於是一生幸福都寄托在未來夫婿身上。但婚姻絕無自由，當事人無權無力，全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隻能從一而終，就算一時受寵，憑這個寵字，就表明了女人的低下身份。試想一個女人從一出生起，一直到去世，總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生活，她還能有什麼人格。封建時代，女人沒有人格，甚至連“人”都不是，她隻是女人，女人如此，男人何曾好些 父為子綱，兒子也沒有人格，同樣連“人”也不是，他隻是兒子。不過最不濟的男人還有夫權作支撐，這就使得中國傳統婦女又多受一重壓迫，而使中國傳統男人更易形成雙重人格。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深深紮在家庭之中，所以中國古代曆史上就出現一種非常奇異的現象，即外部勢力可以滅亡中國的某個王朝，卻絕對不能滅亡中國的文化。因為它有能力推翻前代王朝的統治。卻沒有能力改變傳統的中國式家庭。而中國式的傳統家庭隻要不發生質的變化，就算保住了中國文化的根。於是少則十幾年，多則數十年，這些入侵者便被中原傳統的家族文化所淹沒。並在無風無浪幾近平和自然不知不覺的狀態下，被同化了，此無它，因為中國封建王朝其實也是一個大家庭。它和中國傳統家庭屬於同位結構體係，既是同位結構體係，其主體性基礎結構不變，不怕你刀光劍影，傷的隻是肌膚，而不是靈魂。研究中國習俗史，應該特別重視對於家庭禮俗的研究。習俗如此重要，但習俗不能一成不變。世上的習俗，原本有好也有壞。好的習俗，可以養成一代文明，而不好的習俗，卻很容易成為使社會腐敗的腐蝕劑。不良習慣中，比如隨地吐痰這一項，在中國幾千年曆史中都沒有得到根本糾正。不但沒有得到糾正，看那意思，還頗受世人喜歡。越是大人物還越要以此表示自己的身份。正如中國民族戲劇中，但凡有些身份的人物出場之前。必要痰漱一聲。其意者曰，本大人來也，爾等小心伺候了。為了表示身份，竟至膿痰飛舞，可謂大謬不然。實際上越是那些人們看不上眼，甚至習以為常或者沒有引起幾個人重視的最普通的生活習慣，對於一個民族的文明發展還偏能產生某種特殊影響。自然，幾十萬人衝鋒陷陣拚死廝殺是最為驚心動魄的，但那日日夜夜就發生在我們身邊，雖然一點也不算作大事情卻又須臾不得離開的民風民俗對於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影響或許更大些。西方一些專家認為，西方現代文明是建立在抽水馬桶上的。也有美國人士認定美國的現代文明是建立在私人汽車上的。試問，西方現代文明中有多少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發明與創造，一個小小的抽水馬桶怎麼能有這麼大的社會意義 美國的科學發明尤其不少，私人汽車其實是最最平凡的交通工具，難道美國的汽車比他們的航天飛機更有價值 這不是他們神誌不清，胡言亂語，實在這項發明雖然在現代人眼裏是平凡而又平凡，卻對改變西方固有的生活習慣行為習慣以及思維方式起了巨大作用。我們可以用逆向思維的方式，回答這兩個問題。如果一個民族的廁所是世界上最肮髒的，它的民眾又是習慣於隨地大小便且毫不覺得有什麼不正常的，那麼這個民族的文明水平一定高不到哪兒去。說句粗話，一個連廁所衛生都搞不好的民族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的。同理，汽車是現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它不但改變了人們的交通時速，也擴大了人們的信息傳播半徑，而且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一個終生推小車的人和一個天天使用汽車的人——即使他們都是富人和窮人，都是學者或文人，他們想問題的方式一定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層次不同。所以，人們在醉心於尋根，醉心於研究民族曆史，醉心於從曆史文化中尋找幾塊‘活化石’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移風易俗，尤其不要忘記人類曆史上移風易俗的曆史功勞。然而，移風易俗，談何容易!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始，經學勢力膨脹，籠罩一切學人，讀經習經崇經注經成為一代風尚。這種風尚的好處在於統一了思想，它的壞處則是又禁錮了思想。思想禁錮固然並非形成於一時，打破這禁錮更是極其困難。可以這樣說，打破經學統治，大約用了200年時間。王充的“論衡”就有反叛味道，但在彼時，不曾為人們重視，很快歸於寂靜。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才真正破除經學迷信，有了玄學、佛學、道學的地位。為此，社會付出巨大代價，其間黃巾軍起義，軍閥混戰，三國分立，以至五胡入華，可以說打破經學壟斷的不僅是新的學說和思想，還有血與火的洗滌與搏殺。中國古代習俗中，最不可取的一項，便是女人纏足。纏足陋習，西方未聞，日本不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