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不曉，中東沒有。但在中國卻風行1000餘年。而且此風自宋以降，愈演愈烈。女兒不纏足，便難以出嫁；足纏得不夠小，憑你西施也變東施，憑你王嬙也變無鹽。於是舉國上下，齊向女子的三寸金蓮看齊。隻此一“美”，便把一半中華兒女變成殘廢。最令人驚訝的是，此風吹至清代，開始向滿清貴族侵襲。滿清民族最以驃悍著稱，於馬上奪天下，何等英雄氣概。但其後代格格，競要把一雙玉腳弄成殘廢，怎令明智的管理者不驚不怒 於是皇帝親自出麵，詔布天下嚴禁滿清女子纏足。但纏足之風，竟如潮水一般，嚴禁隻管嚴禁，終是禁它不住。移風易俗決非易事，因為它代表的是一種穩固的生存方式。它的背後有特定的社會文化係統作支撐，又有相應的經濟形態作基礎。所以經濟形態不發生變化，則文化係統很難變化；而文化係統不變，作為特定文化係統中的習俗尤其不會發生變化。甚至還會把別人拉扯進來，也和他們自己一樣。從中國漫長的曆史過程考察，作為社會習俗的巨大改變，大約有過三個時期：即春秋戰國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以鴉片戰爭為始點而以五四運動為顯著標誌的近、現代時期。當然最為深刻的變化還是日日夜夜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改革開放，但我們暫不把它作為一個曆史話題來考慮。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特點，借用孔夫子的一句名言，叫作“禮崩樂壞”。什麼叫禮崩樂壞，就是周王朝的固有秩序和風尚已經全然大亂。諸侯國敢與周室抗衡，強大的諸侯還要恃強淩弱，立盟稱霸，士人東走西顧，那裏能發揮才幹便去那裏，全然不想自己本是周室臣民。到了戰國時代，連周王朝都滅亡了，更其肆意奔走，各逐其誌。春秋末期，孔、墨講學是一大創造，但孔夫子的理想在於克己複禮。然而克己盡管自便，複禮不合潮流，變革才是主流。最偉大的變革自然是商鞅變法。但商鞅並不孤獨，變法者大有人在。戰國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是又一種變革，其影響亦未止於風俗而已。整個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諸侯既不畏周室，天下士人也不畏諸侯。蘇秦作宰相，一人獨掛六國相印，勝於現今的聯合國秘書長。戰國初期，魏國強盛，老臣李悝於路上與太子相遇，李悝拒不讓路，太子發問說，請問諸侯當驕傲，還是士人當驕傲。李悝回答當然是士人當驕傲。諸侯驕傲可以亡國，而士人自由，楚國不用，可以去趙，趙國不用，可以去秦，對自己有什麼損失。以此觀之，士人真該驕傲。太子恍然大悟，馬上下車向李悝施禮讓路。這樣的風尚．大約隻能出於戰國，因為戰國的士人已經形成一個跨越國界的可以與諸侯王抗衡的社會階層。春秋戰國習俗大變，一變而使中國出現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帝國。第二次大變始於漢末魏晉時期。魏晉時期出現不少怪人，曹操其實也是一怪。他用人不問節操，唯才是舉——管你文人無行，武人無節，士農工商，土匪強盜，能有才幹，必為我用。孔融本聖人後裔，也是一怪。他說兒女與父母的關係如同插花與花瓶的關係一樣，一旦二者分離，便彼此彼此。後來終於被曹操抓一個罪名殺了，那理由即與他的這個比喻有關。其後竹林的各位賢士更是怪中之尤。他們穿奇異的衣服，吃奇怪的藥石，飲食無度，恣意發言。有時一醉數月不起，有時甚至與豬共飲。好個魏晉，一時儒學沉默，一時法家複興，一時玄學驟起，一時道教漫延，一時雜論叢生，一時佛學東來。天下固然亂得可以，但也為後來的盛唐文化播下種子。對中國曆史產生最大影響的習俗改變還是出於近代。其實洋學入華，遠遠早於鴉片戰爭，但對整個中國社會產生巨大文化衝擊的，應該說還是自鴉片戰爭開始。鴉片戰爭之前，也有過禮儀之爭。本來利瑪竇來華，見到明朝知府都要下拜，此舉正合中國士大夫口味。見到洋人入地三尺，愈覺華夏之風，威加四夷。但後來英國某位使節來華，就決定不再向大清皇帝行跪拜禮了。洋人硬是不拜，皇帝一定要他下拜，弄得在中間辦事的中國大臣好不尷尬。就為這個拜與不拜的禮儀之爭，險些弄成政治問題。但西方文化的這種衝擊，到鴉片戰爭爆發才充分顯示出來。中國政府自以為強大無比，而一戰大敗，是當時的人們不肯接受的事實。可惜事實就是事實，事實勝於雄辯。於是有誌氣有見識的中國人開始謀新圖變；於是派留學生出洋學習，於是派外務官員出洋考察；於是引進西方生產手段，於是開辦洋式工廠，於是購買洋槍洋炮。實在說，慈禧太後自己也在變化，隻是沒有維新人士變化更快；改良維新變化雖快，又沒有革命黨人變化更快。於是很有能力的慈禧一開始就成了保守派頭領，而康、梁的君主立憲又很快成為保皇謬論。如此等等，終於爆發辛亥革命，經曆2000年曆史的中華大帝國到底壽終正寢。反映在習俗方麵的最快人心的表現，則是一刀剪斷了拖在男人身後幾百年的長辮子，放開了束縛女人一千年的纏腳帶。西風東漸，風氣大變，至五四運動達到空前高潮。五四運動爭民主，要科學，反映在民風民俗上，首先是呼喊戀愛自由婚姻自主。五四運動留給後人的文化遺產，既有思想方麵的，又有文學方麵的。思想方麵，打倒孔家店，反對封建禮教是它的主題性特色之一；文學方麵，幾乎所有經典性作品都和控訴禮教對人性的攻擊與要求婚姻自由相關。當時最著名的文學思想人物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等，都是反封建的鬥士。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尤有影響。書中的一段名言：“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堅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中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更是震撼人心，廣為流傳。這吃人的曆史，就是封建禮教史。而封建禮教並未隨大清王朝的滅亡而亡。唯其如此，魯迅先生在小說的末尾，還要禁不住大聲疾呼：“救救孩子!”魯迅先生最著名的小說集《呐喊》與《彷徨》中，共收短篇小說25篇，可以說這25篇作品，篇篇都是揭露封建禮教對所有中國人——包括體力勞動者也包括知識分子，包括窮人也包括富人，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的迫害的。他用自己犀利無比的筆鋒，寫得具體、深刻、形象、辛辣，用以反映中國人的國民性，特別是其中的劣根性。其對眾多的中國舊有習俗風尚的揭露，都是入木三分的。婚姻自由，這是對封建文化的最大蔑視。所以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最早的啟蒙文學首先就選擇婚姻與性作為突破口。從西方中世紀的情況看，人們隻要敢於公開言“性”，那麼中世紀的宗教權威就有點危險了。在中國，人們隻要敢於爭取婚姻自由，就等於在心髒部位給了封建禮教致命的一刀。因為既要婚姻自由，就不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於是打擊了父權——族權；因為既要婚姻自由，就該男女平等，於是解放了婦女，打擊了夫權。中國傳統文化特色，族權(包括夫、父兩權)與王權屬同位結構模式，於是動搖了族權，也就打擊了王權；因為王權與神權互為表裏，結果又打擊了神權。婚姻自由，一舉而破四權，怎能不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大主題。 然而，深層次的曆史轉變也許需要一個更長的曆史過程，但變化既已開始，無論什麼力量，也將阻他不住。轉變的基本方式，一是改革，二是開放。東西方文化有各自的曆史特點，無論哪種傳統，都不可能徹底滅亡。但中國的許多固有傳統和風尚，在新的曆史條件，例如市場經濟條件下，已經很難再有存在的餘地，於是還要繼續移風易俗。想當初林語堂先生去美國，得力於美國作家賽珍珠女士。林語堂在美國出版界獲得巨大成功，也有賽女士的諸多幫助在內。但美國人助人從來都不是無償的。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大利的還是賽珍珠那一麵。後來林語堂要遷居香港，經濟上碰到困難，他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便開口向賽女士借錢，賽氏馬上予以回絕。因為照美國人的規矩，借錢就該找銀行，向私人借錢無異於剝削。而在中國人——即使像林語堂這樣學貫東西的中國人——看來，借錢不找朋友，簡直就是看不起朋友。於是發生衝突——文化衝突。林語堂傷心之極又痛心之極，對賽珍珠再也不能原諒。但站在今天中國人的立場上看，兩個人似乎都沒有錯，錯就錯在他們所遵循的價值尺度與民族時尚不同——今天的中國人確實開放了。現在，中國正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奮進，可以想見，中國的習俗必將發生更為深刻的曆史性變化。中國的移風易俗，曾經受到極左思潮的多年幹擾，使人民和社會都因此受到很大傷害，其結果也並不美妙。但今天中國人所作的現代化努力，對中國舊有習俗產生的作用，不是外加的，而是內在的；所采用的方式，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所選擇的目標，不是全盤西化或固守國粹，而是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文化養份，目的全在現代化。現在，我們幾乎天天遇到的出門“打的”，旅遊結婚，時裝表演，西餐快餐，都代表了一種新的曆史風尚。既然天天遇到，已經習以為常，而正是這些反映市場經濟的習俗文明，將伴隨中華民族以新的風貌進入21世紀。當然，這不是說一切都要西化。中華民族的習俗文化中有許多好的傳統，將來不但不會消亡，還會傳播到世界四方去。其成敗與否，全在於中國是否能盡快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習俗的傳播和繼承，說到底還要靠經濟實力作後盾。比如日本的柔道能在全世界範圍內發揚光大，而中國的武術或中國式摔跤卻很難走出國門，並非它們抵不過柔道的魅力，而是日本已富，中國猶窮。未來中華民族的習俗，必將既能吸收和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又能吸收和同化別的民族習俗的文明成份。21世紀的中國習俗，將會成為中國習俗史上的一個黃金階段。對此，理當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