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寬和博大，善念獨具
——中國古代宗教品性說從本質上看，中國從來不是一個宗教性國家，而是一個世俗性國家。但中國又接受、容納和讚同各種宗教組織、宗教思想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展，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典型特色。說古代中國不是宗教性國家，因為曆代中國政權從來沒有一個由宗教人士所掌握。充其量，是最高統治者接受某些宗教組織或宗教領袖人物的影響，但最終決定國家政令的依然是皇帝。即使皇帝大權旁落，也隻能落在權臣手中。中國曆代皇帝中，對宗教特別是對佛教道教感興趣的不少，例如後趙石勒、梁武帝蕭衍、唐女皇武則天、宋徽宗趙佶、元成吉思汗、明神宗朱翊鈞等。他們可以相信宗教人士的話，甚至自己也身體力行，作無比虔誠狀，但國家政權依然是世俗的。皇帝的地位依然高高在上。武則天風流倜儻，本人的經曆既非常曲折，權力欲望又特別強烈，而且有能力、有手段、有見解、也有氣魄。因為佛教中有人說她是彌勒轉世，滿足了她作皇帝的需要。她對佛教徒另眼看待，但她不因此而頭腦不清醒。她曾經問當時的名僧神秀、慧安等有欲沒有，他們皆答無欲。她就不相信。又問智詵，有欲否 智詵答有欲。她還追問人家為什麼有欲，這位高僧說：生則有欲，不生則無欲。她才滿意。或許武則天真的相信自己是彌勒轉世。但轉世盡管轉世，她的個性依然無拘無束。她提出那樣的問題考詢高僧，可以知道她內心的宗教感情是和佛教徒不一樣的。元初道教領袖丘處機很有遠見，曾萬裏迢迢去西方行宮尋見成吉思汗。二人說話投機。成吉思汗問丘處機天下有沒有不老之方，丘處機回答說“山野有延生保命之道沒有長生不老之藥”；並伺機勸成吉思汗“去奢屏欲固精守神。”對丘的講道，成吉思汗非常滿意。當一年後丘處機東歸的時候，他特地頒給丘處機金虎符，讓他主管天下道務，並且頒詔說：“丘神仙至漢地，凡朕所有之城池，其欲居者居之。”成吉思汗對丘處機的信任是空前的，但同時也說明，中國的皇權總在宗教之上。皇權至高無尚，但允許各種宗教組織和宗教思想的發展。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全球性宗教在中國都曾發生過影響。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對中國文明曆史作出過卓越貢獻。除去三大宗教之外，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的影響同樣非常深遠，完全可以和佛教相提並論。佛教道教和儒學，成為中國古代最有影響的三家。此外，藏傳佛教、猶太教以及各種民間宗教，在中國曆史上都有相當的作用和地位。中國古代文化傳統中這種世俗政權下的宗教寬容特色，是中華文明的一大特點，也是中華文明的一大優勢。正因為有這個優勢，中華文明才沒有發生曆史斷層現象，也沒有發生因為宗教信仰不同而釀成的戰禍與災難。當然，宗教活動不是自然生成的，外來宗教更不是毫無困難的就進入中國本土的。它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存，發展，紮根，都經過一個很長的過程。以儒、道、佛為例，三家之間的鬥爭也曾經非常激烈。相互間的衝突有時似乎已無法調和，彼此間的論戰也確有驚心動魄之態。儒家也曾與佛教衝突，佛教又曾與道教衝突，道家還曾與儒家衝突。幸運的是，一麵相互衝突，一麵又相互借鑒，終於達到相互促進、共存共榮的境界。中國曆史上曾經有過“三武一宗滅佛”等迫害宗教的行為，但“三武一宗”雖然以權力滅佛，而且手段極其嚴厲，但佛教何曾能滅，該發展還要發展。可以這樣說，中華傳統文化本身就是一個主張穩定與平衡的文化體係。而這個文化體係，正是各種不同的文化形態包括宗教文化也包括世俗文化、包括官方文化也包括民間文化相互衝突與融通的結果。曆史上的著名宗教尤其是外來宗教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紮根和發展，一般都必須處理好三方麵關係。首先是它們與皇家政權的關係；其次是它們與中原民族文化傳統、文化習俗和文化心理的關係；而本質上則是處理好與儒家文化的關係。這三方麵的關係處理好的，則發展順利，處理不好，則出現曲折和麻煩。與皇權的關係，是古代宗教在中國能否發展的一個關鍵。這不僅因為中國自古皇權最重，還因為皇權的至尊地位，背後有儒家文化傳統和民眾心理的支持。反對皇權就不僅是與中國世俗政權作對，而且就等於和整個中華帝國與臣民過不去。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但真正立住腳跟已經是南北朝時期，其間經過數百年時間，佛教的信仰其實與中國文化傳統有矛盾，這種矛盾，初時尚不突出，在佛一邊並無爭鬥之意，在儒這方又不曾引起重視。後來佛教傳播日廣，便衝突四起。比較著名的論戰，如南北朝時“神滅論”與“神不滅論”之爭。和皇權發生直接關係的則是沙彌應否敬王論。在儒家眼裏，沙門不敬皇帝就不能原諒。而佛門理論，僧乃佛家三寶之一，他們隻須禮佛，無須敬王。還有關於僧人左袒的爭論。僧人左袒，即身披袈裟，左臂露出，隻是一種著裝方式，但和中國固有的禮教相衝突。殊不知儒家最重禮教，服裝為禮教要點之一，有時因此可招致殺身之罪。僧人左袒不合祖宗成法，儒家不能接受，於是發生爭論。不論沙彌應否敬王也好，神滅神不滅之爭也好，“左袒”“右袒”問題也好，骨子裏都是儒佛之間的文化衝突。這些衝突不但牽扯到中原文化傳統，而且直接牽扯到皇帝的權威，爭論自然難於避免。這個時候，作為爭論一方的東晉高僧慧遠和尚，清醒地認識到如果不堅持佛門立場，則佛教無法在中原生存；反之，如果不找到與儒學相合相契之處，佛教依然無法在中原立足。於是他首倡了影響深遠的“佛儒合明論”。他說：“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辨者，非不可辨，辨之則疑；春秋經世先王之誌，辨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者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這話講得非常高明。它的核心是說佛陀與堯帝、孔子在本質上沒有矛盾，不但沒有矛盾，而且殊途同歸。殊途者：“發致雖殊”，“出處誠異”；同歸者，“潛相影響”，“終期則同”。列公請想，既然堯、孔與佛陀都能握手言和，佛門與儒學還有什麼不能化解的矛盾呢 問題的解決自然不是一篇文字可以完成的，但慧遠的觀點確實影響深遠。事實證明：唯有在倫常方麵，比如尊王、孝道等方麵找到二者的共同之處，佛學才能在中國得到長足發展。這個道理，終於被愈來愈多的人所認同所默許所接受了。基督教初來中國的時候，也碰到這種情況。基督教關於上帝的觀念，顯然和儒家忠君孝父的觀念有無法調和的矛盾，所以初來中國的傳教士很難立住腳跟。後來有一位對中國文化產生大影響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經過長期的觀察和實踐，看到其中的症結所在，終於找到如何在中國打開局麵的辦法。他的方式或許可以戲稱為“曲線發展”。他的主要辦法有三條。一是走上層路線，想方設法爭取士大夫階層尤其皇帝本人的支持；二是借助西洋科技製品、西方藝術作品等引起士大夫階層的重視和尊重；三是采取適合中國習俗的傳教方式。他初來中國時，不知聽從那一位行家的建議，身著僧人的袈裟。後來有了士人朋友，才感到這辦法其實不倫不類，就聽從中國友人的建議，改穿儒士長衫，而且努力學習漢語，熟悉中國禮節，還給自己取了中國名字和字號。茂盛令人驚異的是，1583年9月10日，他得到進入肇慶的許可，當天便去拜見知府，而且按中國禮教方式，向知府行跪拜禮。如此等等，使利瑪竇成為一名在中國傳播西方文化取得很大成功，本人也獲得很高知名度的人物，但他的行為卻屢次受到羅馬教廷的嚴厲訓誡。應該說在當時那樣的條件下，利瑪竇的行為方式不僅是聰明的，並且是現實的。至於講到西方文化更多地深入中國，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現代美學中，有一個流派叫作接受美學。是說接受者一方往往對審美意識和藝術創作主體具有決定性作用。其實這方法具有普遍性，不僅適用於美學而已。還可以有接受科技學，接受宗教學，接受文化學種種。異方宗教在中國的傳播，就受到接受者一方的很大製約。站在接受者一方的中國文化傳統看，中國人的傳統宗教觀念也確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其一、中國傳統的宗教神怪觀念中，具有很強的泛神論色彩。就總體而言，中國從來不是一個一神論國家，中國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神鬼簡直就和天上的繁星一樣，是數都數不清的。首先有一大批人格化的自然神靈。無所不在的自然神當然是土地爺。土地爺也是神仙，盡管他常受欺負，但也常作好事。其實不止土地神而已，有山則有山神，有水又有水神。山有大小，神靈也有大小，泰山名氣特大，香火也特盛。不同的區域，也有不同的神靈。河有河伯，海有龍王。河伯也分大小，龍王更有尊卑。東海龍王可以叩見玉皇大帝，北京黑龍潭的龍神簡直和一般水怪就沒什麼兩樣。自然神以外生活中的神明同樣無所不在，所謂平地三尺有神靈。井有井神，門有門神，連作為睡覺用具的床都有床神。中國古代行業眾多，行業既多行業神也多。有人將古代中國的行業神分為17大類，將近200個行業，行行皆有神明，而且常常不止一位。這些神明，出身複雜，職業眾多，形象各別，性格獨特。如木匠的祖師爺為魯班，鐵匠的祖師爺為太上老君，梨園行的祖師爺是唐明皇，娼妓業的祖師爺是盜蹠，倉稟業的祖師爺是韓信，吹鼓手的祖師爺是師曠、孔子和永樂皇帝，醫藥業的祖師爺則包括：伏羲、神農、黃帝、孫思邈、扁鵲、華陀、邳彤(即皮場大王)、三韋氏、呂洞賓、李時珍、保生大帝、眼光娘娘、李鐵拐等，差不多有一班人之多。中國人的泛神論思想，使得神鬼俱通人性。他們往往也有同世人一樣的升沉榮辱，喜怒哀樂。同樣，因為奉行泛神論思想，所以中國很難成為宗教化國家。就世界各國的曆史看，凡政教合一的社會組織形態，幾乎沒有一個屬於多神論的。其二，世俗主義色彩明顯。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隻是世俗性的，一般老百姓最關心的還是和他們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家庭生少關係密切的事情。大抵農民敬神，多與農事、家事相關。幹旱則求雨，得病則求神。有時遇到蝗災，就亡羊補牢，開始修蟲王廟，那意思仿佛是說，既然沒有辦法打敗蝗蟲，就和它拉拉關係好了。在更多的情況下，人們對婚喪嫁娶，更為關心。他們似乎希望無論什麼宗教都能關心老百姓娶妻生子這樣的事情。大凡西方人進教堂，懺悔和祈禱是他的主題，中國人進寺廟庵觀，絕沒有懺悔的意思，他們也作禱告，但那方式看起來卻好像在與神靈作生意。燒一柱香，馬上提出心願，要求娶賢妻生驕子。而且許願近乎公關，還願才表現實利。殊不知，一些宗教如在中國影響極廣的佛教，它本身是主張四大皆空的，和尚本人都不結婚，您卻希望和尚保佑您娶妻生子，人事興旺，在邏輯上似乎不太說得過去。但中國的老百姓卻認定一切神靈都會對芸芸眾生的日常生活感興趣。所以，一旦有了困難，比如娶妻不成，求子不得，升官不利，財星不旺，或者父母有病，家宅不寧，便去找神靈幫助，而且還對神佛許下誓願，一旦如何如何，自己必將如何如何。但並非沒有誠心，有的香客，行幾千裏路，三步一拜，五步一叩，衣服都磨爛了，手掌都磨破了，但十有八九隻為人生父母，絕少與純粹的宗教信仰相聯係。因為中國人有這樣的文化傳統，所以他們對神靈誌怪，也往往懷著同樣的美好願望。觀世音菩薩原本是一個男身，但很多中國信男信女相信他是一位女子。而且就有民間傳說，讓她成婚。在—些廟宇中，觀音像對麵塑有韋陀神像，韋陀是一位護法神，作青年男子狀。因為他總是麵對觀音，老百姓牽強附會，說他們是對麵夫妻。佛教的主要神佛皆出於印度，但中國人喜歡讓他們在中國安家。如果連佛陀的老家都搬到中國來，似乎也覺得有點說不過去，於是就把佛門四大菩薩統統請到中國，五台、峨嵋、普陀、九華四大名山儼然成了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四位菩薩的永居之地。中國老百姓對此深信不疑且樂此不疲，縱然別人如何辨正也隻管置之不理。比較起來，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中國人的宗教心理，還是對於道教的主張更易接受，因為一般宗教主要是研究死後如何，而道教的特點則重在研究如何不死。不但不死還要肉體飛升，而且榮華富貴、金錢美女，什麼人間享樂全是一流。這樣的理想大合中國人脾胃，所以才有哲人說，懂得道教者，懂得大半個中國。其三，和解主義色彩鮮明。中國傳統文化，如果從積極方麵去理解它，它確實具有一種祥和自然的氣氛。它喜歡中庸，反對爭鬥。喜歡普天同慶，不喜歡悲歡別離。比如佛、道之間，曆史上曾有過激烈的鬥爭。但在普通中國人眼裏，對於和尚、道士，絕無偏見，而且總是希望他們和睦相處。這種社會心理反映在古典文學作品中，就有種種超越宗教分屬的善意安排。中國著名古典長篇小說中，幾乎沒有一部不寫和尚與道士的。《西遊記》似乎對和尚比較鍾情。此不足怪，因為孫悟空就是和尚。《封神榜》則對道教更多青睞，此亦不足怪，因為薑子牙就是道士。但總體觀之，這二部書對於和尚、道士或東西方宗教都能持平而論。到了《水滸傳》《紅樓夢》那裏，幹脆連和尚道士的分屬界線都沒有了，作者的好惡傾向也沒有了。《水滸傳》中的英雄人物，有道士，也有和尚，而且彼此稱兄道弟，共同替天行道。《紅樓夢》中則有一僧一道，都和賈寶玉有密切關係．作者態度不偏不倚，僧道二家精誠團結。或者攜手來去，或者分工合作。但那心境，那神采，那風範，那法力都是一般無二的。中國人喜歡這樣，也唯有這樣他們才能稱心如意。從真正的宗教信徒看，不同宗教的信仰其實是不一樣的。但在中國傳統文化眼裏，不管道也好，佛也好，儒也好，完全可以合明同源。有些寺院，比如北京的八大處，就有把道家與佛門的神像塑在一處的情況，作為參拜者或觀瞻者，大家心平氣和，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的地方。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情況，和中國儒家對於鬼神的文化態度有直接關聯。中國曆史上儒學人物眾多，其實並非一色。既有相信神佛的人物，也有無神論者。一些無神論文獻，在中國文化和思想史上都占據重要地位。但儒學對鬼神的基本態度，還是孔夫子式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遠之”的思想。換言之，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於宗教所持的態度，既是親善的，又是無可無不可的。如果相信神佛，那麼他可能對佛陀也信，對太上老君也信，對關聖帝君也信，對孟薑女也信。然而，信歸信，並不十分虔誠，也不刨根問底，對更深層次的事並不追究。在他們看來，似乎與其深究細考，不若姑妄聽之，或者寧信其有，莫信其無。在本文開頭的地方。作者也曾說過，中國曆史上各種宗教組織、宗教思想，當它們作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存在的時候，它們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作出過各自的貢獻。不論有神論也罷，無神論也罷，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唯有它們發出的共鳴之聲，才構成中華文明的最好樂章。如果從宗教文化的中國曆史文明的具體貢獻考慮，可以分為外交與內政、哲學思想、文學、藝術、社會風俗、科學技術、醫藥衛生、教育、武術氣功和經濟發展等10個方麵。1、外交與內政方麵。這裏說的外交其實是對外交流。中國有數千年文明史，但對海外交流並不為多，作出巨大貢獻的人物更少。最有名的人物中，包括西漢的張騫、唐代的玄奘、明代的鄭和。三個奇人中就有一位太監，一位僧人。玄奘去天竺國取經，並非官派，但他以非凡的毅力與智慧所取得的曆史性成功，卻對中國與印度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他雖非官派，回來時卻受到唐王朝的隆重歡迎。他寫的《大唐西域記》，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曆史文獻。他又是譯經聖手，他和他的幾位弟子譯出的佛經，大多成為傳世之作。玄奘以後，在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中，佛學往往也發生重大影響。肯定地說，佛學東來，對中國偉大的盛唐文化的興起產生了巨大作用；佛學東去，又對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起了重要作用。中國曆史上參與朝政的宗教人士不多，他們的影響往往是間接的，通過文化傳播，產生某種社會作用力。但無論佛教還是道教，在曆代達官貴人以致皇帝皇後那裏都有不少熱心支持者。也有少數宗教領袖運用他們極為豐富的經驗和智慧，對當時的統治者產生不小的影響。比較著名的如十六國時的高僧佛圖澄和唐代大師法藏和尚。佛圖澄曾先後與後趙的兩位皇帝石勒石虎打交道。石勒雖然性情暴烈，還算有所作為；石虎則虎狼之性，嗜殺為樂。佛圖澄與他們二位打交道，可謂生活在虎口之中，龍須之下。但他偏能運用自如，安然無事，而且借助暴力推廣慈悲，使佛教在中國北方得以迅速發展。簡而言之，佛圖澄在北方的活動，對於減少石勒石虎的暴政，安定社會民心，緩和北方的各類社會矛盾，皆有積極貢獻。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其價值更是未可估量。唐武則天時，華嚴宗的實際創始人法藏大師和朝廷關係密切，並且深得武則天賞識。法藏本人被尊為賢道大師。法藏為武則天說法，著有《華嚴金獅子章》，是中國佛學史上重要的文獻。武則天既作皇帝，後來年邁體衰，常在繼承人問題上遲疑不決。從她的私人感情考慮，她有立娘家子侄作太子的意思，對此，朝中正直的大臣自然堅決反對，而且立武氏門中人作太子，顯然既不合民情，也不合儒家倫理。法藏大師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在唐中宗複位上起了積極作用。2、哲學思想方麵。各種宗教對於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均有影響，區別隻在大小不同。對此有褒也有貶，其影響自然也有積極方麵和消極方麵。有人抓住消極方麵不放，其實不必。世界上哪樣事物沒有消極的一麵 無論何物，因其有積極一麵才夠生存，因其有消極一麵才可能滅亡，實在用不著對宗教思想格外挑剔。中國古代的宗教思想，如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在不同時期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各有影響。道教就曾傾倒過宋、明兩代好幾位皇帝。基督教在明、清兩代影響日深，受其影響的著名人物如徐光啟和康熙大帝。在哲學思想的曆史演變中，佛教對宋明理學的影響很大，但論其淵源並非自宋代開始。佛學東來，大約經過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兩漢時期影響未曾深入，仿佛春天一段毛毛雨。魏晉南北朝時期，影響大了，但主要是譯經和作基礎傳播。這個時期，因為佛學思想與中國儒家文化頗有不合之處，於是展開爭論，甚至鬧到皇帝那裏，要由皇帝親自裁定彼此的是非曲直。這個階段其實也可以看作雙方相互發生影響的階段。因為爭論而擴大影響，又因為爭論而表明各自的立場，也促使雙方認識自己，這是第二階段。以後便進入相互借鑒的時期。著名儒學人物中，頗有些受佛學影響的人士，如柳宗元、白居易和李翱。以李翱為例，李翱是韓愈的學生也是他的朋友，又是韓、柳古文運動的幹將。唐代古文運動的宗旨在於恢複儒學道統地位，韓愈辟佛更是不遺餘力。韓愈也有幾篇哲學著作，例如他的《原道》、《原性》，雖然筆意縱橫，內容沒有多少創新，基本上還是把孔孟儒學重加順暢渲染而已。這幾篇文章的哲學價值比不過它們的散文價值。同時也說明在那個時代，僅僅依靠儒學固有的內容已經很難深入。李翱則不然，他雖列身韓門，但對儒學頗有研究。他的一些詩歌、散文都頗有禪意，他的哲學著作中，有一篇《複性節》，同韓愈的《原性》一樣，也是講人性的，但立意有別。文中寫道：“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溺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混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雖有情也，而未嚐有情也。”這認識其實比韓愈高明，語言雖然依舊是儒家的，意境卻有區別。給人的印象，似在儒、佛之間，雖非醇儒，竟別有意趣。儒、道、佛相互滲透，相互促進，本是盛唐文化特色，但在思想上真正達到化境，直到程朱理學的幾位大師出來才算成熟。其中影響特別大的程氏兄弟和朱熹都曾經花費很長時間研習過佛宗。程顥自稱“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程頤則說：“少時多與禪客語”。至於朱熹的“理氣人欲”之論，正有綿綿無絕的禪家味道。如他講“理”時所用“月印百川”的比喻，活脫就是禪門意語。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