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之實，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太極有分裂乎 曰本隻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存一太極爾。如月在天，隻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可見，不可謂已分也。”當初唐代永嘉大師曾有《證道歌》一首，其歌雲：“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切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遂與如來合。”二相比較，何其相似乃爾。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佛學對儒家的影響，並非一人一事的影響而已，而是作為曆史文化的交流與融通，不但程朱理學，還有陸王心學，莫不如此。宋明理學之所以可以稱之為新儒學，這是一條重要的原因。中國古代宗教思想對儒學思想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貢獻也是多方麵的。以其與儒學的關係而言，在宋明理學中表現最為成功。但從此以後，中國佛教及其思想也開始走上式微之路，史稱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其中也應包括其集佛、道思想的意思在內。3、文學方麵。中國古來僧人道士常有能詩者，比如唐代的塞山、拾得，都是詩中高手。他們的詩，現在已取得世界性影響。但這還隻能算一種現象，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其思維方式潛移默化，如春風化雨，進入文學領域，進入文學創造者的心理過程，從而使中國古典文學的創作境界，達到一個新層次。中國文學史上一大高潮即唐代文學，唐文學以詩文最盛，詩歌成就幾乎前無古人。唐詩成就巨大，詩人層出不窮，群星如星河燦爛，巨星相互輝映。最主要的盛唐大詩人李白、王維、杜甫，正好代表了儒、道、佛三種文化藝術傾向。李白稱詩仙，他的詩歌以想象力著稱於世，能思人之所未思，想人之所未想，化而為詩，令人擊節三歎。王維稱詩佛，受佛學影響很深，詩中禪境，隨處可見，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且對禪宗文化的豐富做出了貢獻。杜甫稱詩聖，最得儒學本旨。他一生為儒學理想奔走呼號，詩風沉鬱頓挫，誠有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儒者氣派。自然，李、王、杜的文化傾向固然有別，但盛唐本是儒、道、佛三家共興的時代，他們對於三家學問皆有心得，李白也有佛門朋友，杜甫也與道家常有往來，王維雖稱詩佛，怎奈功名難忘，功名本儒家本色。可見盛唐三大詩人的成就，不是儒、道、佛中一家之功勞。由此也可看出宗教文化對盛唐文學形成所作出的曆史性貢獻。中國古代文學人物中，頗有些可親可敬的僧人形象，最著名的人物當數《水滸傳》的魯智深大和尚。智深和尚生不讀經，死不坐禪，甚至作了大半世和尚，連涅槃二字都不明白。他雖入佛門，並不守佛規，既好喝酒，又好吃肉，喝酒便要痛飲，甚至以酒桶為杯；吃肉還吃狗肉，覺得其香無比。別人管他，他也不聽，不但不聽，還強迫別人也吃。就在莊嚴無比的禪房之內，從懷中拽出一條熱乎乎的狗大腿來。魯智深既是一位花和尚，又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典型。中國人口眾多，但真正與和尚有過往來的人也許不多。但不知道魯智深的人絕對少而又少。魯智深的和尚形象代表了人們的一種渴望與要求，魯智深是宗教與塵世心理磨合的結晶。《紅樓夢》中亦有宗教思想的影響。不過因為作者學識淵博，出佛入道，更其自如。書中22回，“聽曲文寶玉悟禪機，製燈謎賈政悲讖語”，寫得尤其禪味雋永，意態深沉。原本紅粉佳人，少男靚女，出水芙蓉，清純雅麗，偏偏生出多少矛盾，令人愁思不解，九轉回腸，於是因愛而生誤，又因誤而生錯，且因錯而生怨，複因怨而生愁，愁之不解，又聽曲文；曲文不解，更添愁意。處於矛盾中心的賈寶玉於是禪機一動，便立占一偈雲：“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雲證。無可雲證，是立足境。”然而，黛玉讀之擔心，寶釵見之生歎。黛玉擔心之下，便想為解脫，於是以寶玉主題發寶玉之問，寶玉竟不能答；她便在寶玉所作偈語後麵添上兩句：“無立足境，方是幹淨。”寶釵生歎，歎而興起，又講一段六祖禪宗慧能的故事，但看釵黛二人表現，寶釵更見才情，黛玉更見真情，寶玉處在二情之間，隻好參禪不透，一笑了之。《紅樓夢》確實是一部世界級文學巨著，其故事安排之精當，文學語言之別致，人物意境之卓越，都是同時代人無法望其項背的。作者對老莊釋禪的研究已經達到很高的境界，其詩文詞曲乃至燈謎聯語無不閃爍著中國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智慧光華。譬如薛小妹新編懷古詩，以其昔日所經過的古跡為題，作了10首絕句，而且詩中各隱一物。詩自然是好的，謎底又十分迷離。大觀園中多少聰明兒女，可歎“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的。”之所以“皆不是的”，或許當事者迷。但作者也不管他，而且也不揭穿謎底，就讓他糊塗下去。似這種有頭無尾，雖無尾又勝似有尾的寫法，若無一點禪家功夫，怎生寫得出來 4、藝術方麵。宗教對藝術的影響幾乎是麵麵俱到的。中國最著名的三大石窟：莫高石窟、龍門石窟和雲崗石窟，以及四川大足石刻，各個名聞遐邇。特別是莫高窟的許多藝術作品，堪稱國家之瑰寶，對於中國的文學藝術產生莫大影響。現代中國繪畫大師張大千先生完全可以稱為莫高窟的藝術子弟。宗教不但影響繪畫，而且影響書法，影響音樂，影響舞蹈，影響戲劇。佛學主張四大皆空，佛門弟子安有娛樂哉!但中國傳統藝術最喜歡將對比強烈的形象和矛盾寫入戲劇。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出關於僧尼戀愛的戲劇。這並非劇作者對佛學不敬，而是通過這些與宗教在本質上並不相幹的藝術形象反映現實生活和作者的才藝與情思。5、科技方麵。宗教對科技的貢獻，古有道家的練丹士。道家煉丹，本意不在科學，但其結果卻與科學技術殊途同歸，不謀而合。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葛洪和魏伯陽。葛洪的《抱樸子》和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不但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上都有廣泛影響。西方近代科學比較係統地進入中國，並非始於學術而是始於宗教人士，是由西方一些著名的傳教士介紹而來的。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西方科學著作，就是由前麵提到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等人與徐光啟等中國士大夫一起譯成中文的。其中最著名的著作包括《幾何原本》、《同文算指》、《泰西水法》《遠西奇器圖說》《海外輿圖全說》等。大凡數學、物理學、地理學、天文學、武器製造學、水利學等西方先進科學和技術，都有所涉獵，有所介紹。6、教育方麵。宗教對中國近代教育曾發揮了作用，主要是通過種種方式在中國興辦教會學校。對這些學校的性質和作用，過去曾有種種不同看法，但站在今天的立場，客觀評價它們，應該承認它們通過實驗性實踐，確實對西方一些先進的教育方式、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在中國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中國近代史上的許多著名人物都曾經是教會學校的學生。7、醫學方麵。佛教道教和其他不少宗教組織都對中國古代醫學發揮過積極作用。中國醫學傳統是醫、巫不能並舉的，所謂“信醫不信巫”。醫學與巫術分開，醫學才能達到自覺狀態，進入科學領域，這是中國古代醫學取得很大成就的一個關鍵性原因。但道教、佛教中的許多人都對中國傳統醫學有精湛的研究。如葛洪不但對人類古代化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其醫學成就也頗不尋常。他雖是著名道教人士，但診病治病卻不從宗教觀點出發而立意就病論醫，很有一點實事求是的哲學味道。他對各種醫療手段和方劑、針灸等，均能熟練運用，而且還善於使用“刮痧”、“挑痧”等特殊物理治療方法。即使在中國古代醫學史上，葛洪也是一位必不可少的醫學人物。與葛洪相近的道家醫學人物還有陶弘景，他也是一位古代醫學全才。特別是他的《神農百草集注》和《補闕肘後百一方》二書，對後世影響尤大。佛教中的醫學人物亦未止一時一代。而且佛門弟子行醫，在他們看來是一件極富功德的事情，為著治病救人可以不避許多釋家戒律。表現最為特殊的是一位法名法開的僧人，他於旅途之中，偶遇難產病人，他采用羊肉羹和針灸並用的治療方法，使病人母子得救。羊肉羹本尋常物，但中國佛門弟子不食葷，更不殺生，選用此方，已經離奇，還要親自為病婦針灸接生，更為驚世駭“佛”，然而在中國人看來，佛本慈悲，況“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既能救命於人，大慈心腸無論細節，佛陀在天之靈也會滿意的。因為佛、道中人，時間充裕，又易於集中精神，在中國很多領域出現不少奇僧奇道，倒也是題中應有之意，又何止於醫學一途而已。8、武術與氣功方麵。氣功其實是介於醫學與武術之間的一 門實用性很強的學問。中國的氣功文化中有佛、道二家莫大的貢獻。很多行之有效的練功功法均出於道家與佛門。氣功與武術骨肉難分。佛學道家人對氣功既有精湛研究，對武術尤有巨大貢獻，現代中國人幾乎無人不曉的少林武功、武當武功更是名揚四海，世人皆聞。9、習俗方麵。宗教影響習俗，習俗也影響宗教。中國的宗教名山，常常同時也是民俗盛地。我們中國人有一種特別的本領，就是善於將宗教活動與民俗活動十分緊密且又十分自然地聯係在一起。元明以來的北京人沒有不知道白雲觀的。而白雲觀的廟會尤其有名。西方人對此恐怕難於理解。大約無論在那一家教堂，都不能像中國人逛廟會那樣的喧鬧歡樂，無所顧忌。但聞鍾聲、鼓聲、鑼聲、弦聲、笑聲、叫聲、小兒吵鬧聲、成人問候聲、買賣“侃”價聲，聲聲四起，響成一片；又有賣花的、賣水果的、賣小吃的、賣玩藝的、賣各種特色產品的，以及拉驢的、趕車的、扶老攜幼的，一臉歡樂的、一片虔誠的，千態萬相，不一而足。道祖佛爺雖好清靜，禁不住中國老百姓古道熱腸，願意借道家佛門一塊寶地，與之同樂。10、經濟方麵。中國古代寺院經濟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大題目，何況一些中國高僧自古遵循不勞動者不得食的信條，雖百歲老僧，猶親下田畝。但在一般意義上講，宗教的經濟含義主要是通過一些與宗教活動相關的方式表現出來，如上麵講的廟會等等。中國古來就有“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傳統，而現在一般旅遊勝地也多與宗教觀念有著千絲萬屢的關係。這或許可以看作古代廟會的一種蕃衍與變遷。其經濟效益自然也是好的。中國一些主要宗教如佛教、道教的極盛時期在宋明以後已然過去，但作為一種曆史文化，直到今天，它們依然有巨大的生命力。西方某個哲人曾大聲宣告：上帝死了。上帝死了，宗教文化不死。這一點，在一切人類居住的地方，似也多有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