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乏體係，有智慧；多發揮，少創造
——中國古代思想品性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善於思考的民族，中國思想史的資料豐富、係統、完整，並且富於東方人特有的文化品格。中國古代思想史源遠流深，幾乎所有現代社會學科在遙遠的春秋戰國時代都可以找到它們初始的萌芽，而且頗有些天才的預見。這些預見，正如西方古希臘時期的天才預見一樣，直到今天，還給人們以日深日久日新的啟迪和滋養。我們中國人原本有喜愛回顧曆史的習慣，但凡別人發現一種新的學說，我們的同胞就能從中國的古老學問中找出新的例證，證明人家有的，我們古已有之。無論政治學說也好，經濟學說也好，美學也好，倫理學也好，邏輯學也好，心理學也好，文學藝術也好，以及自然科學中的光學、化學、農學、醫學、地學也好。你們今天方始發現的內容，我們的祖先在2000年前就有同感。這種感覺，固然有些美人半老自賞芳華的味道，但由此也可知中國古人對人類思想史做出過怎樣的貢獻。中國古代思想史幾乎沒有涉及不到的思想認識領域，但論其最出色的表現，大約還集中在政治、倫理、史學、哲學、兵學、醫學和文學批評、藝術評論8個方麵。在這些方麵，幾乎每個領域和每個科類都有大手筆在。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如《易經》、《書經》、《禮經》、《春秋左傳》、《論語》、《孟子》、《荀子》、《老子》、《墨子》、《莊子》、《韓非子》、《孫子》、《壇經》、《黃帝內經》《文化雕龍》以及諸多書論、畫論等，都是人類思想文化中的豐碑式作品。有的已經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巨大影響，有些正在為世界所認識。除去這些經典性作品之外，中國古代先人還有許多文論、批語、筆談、叢話之類的散文式作品。這些作品，同樣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哲學精神。比如《朱子語類》以及盛於明清的許多文評、詩評以及史書及小說上所作的簡短評語，都是如此。可以這樣說，中國思想史是至今我們還沒有得以充分發掘和整理的一份寶貴的曆史遺產。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具有整體性、意會性、直觀性和包容性特征。所謂整體性，形象地說就是板塊性思維。中國古代思想史涉獵範圍雖然廣泛，但它缺乏分科意識，這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不同於西方人的思維方式的一個重要特點。中國人不喜歡分科卻喜歡分“家”。西方至少在古希臘時期已經具備明確的分科概念，如“政治學”、“哲學”、“物理學”、“動物學”、“邏輯學”，因為研究對象和範圍不一樣，而形成各自獨立的學科。亞裏士多德就是學識淵搏而分科細致的大師。而且他的學科概念，對於西方中世級及近代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發展都起過巨大作用。中國古人不講分科，卻存在許多不同的流派——家，例如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百家爭鳴”。一方麵有“家”無科，另一方麵又包羅萬象，這正是中國古代思想史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的一大特色。比如先秦諸子中的諸位大家，他們的著述中包含著各式各樣的學科知識，幾乎個個都像一部百科全書，但卻沒有一個人具有明確的學科意識。不作科別分析，隻管漫而言之。荀子應該算先秦諸子中學風最為嚴謹的人物，《荀子》一書也是先秦著作中最具學者風範的作品，但他同樣沒有分科觀念。他的書裏，有政治、有倫理、有哲學、有美學、有邏輯，也有曆史學。但他不像亞裏士多德那樣，分科立目，各成一係，而是籠而統之，把這些知識收集於一處，立一主題，次第言之，而且能夠條分縷析，字字清白。荀子尚且如此，他人可想而知。但這並不傷害和影響中國人的理論表述和邏輯思維。看似漫而言之，其實言之有物；看似包羅萬象，其實主題明確；看似漫不經心，其實獨具慧眼；看似用語精約，其實饒有餘意。但是西方人特別是傳統西方人讀中國書就不太適應。例如黑格爾就看不起孔夫子，而且語帶諷刺。現代美國人就比黑格爾聰明，早幾年美國人的一個機構評選世界文化名人，孔夫子名列第一。這不是說黑格爾對中國古代思想家有什麼特別的偏見，而是如黑格爾一樣的典型的西方思維方式和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方式，實在有些風馬牛不相及。所謂意會性，是指中國古人的傳統思維表達方式，比較簡約含蓄。產生這種風格的原因，有些是出於習慣，有些則出於文化；但也和中國語言文字本身的特性頗有些關係。中國人受儒學影響最深。儒學尊重古人，推崇古禮。孔子本人就主張“述而不作”，不願意也不喜歡建立自己的思想體係，更喜歡借助前人典籍抒發今世感想。漢武帝實行“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之後，後代儒生愈加隻善習經、解經、注經，而不善於與聖賢平起平坐地對話，也不善於進行獨立的創造，縱有創造也一定要借助於古代聖賢的幫助。所以下筆特別有分寸感，能說十分，隻說八分；該說八分，寧說六分。這方式固然反映了中國傳統思想的消極一麵，卻也玉成了中國傳統思想表達方式的比較耐人尋味的特色。司馬遷所作《史記》，每傳必有評說，他對各類曆史人物的評語，即人們熟知的“太史公曰”，可謂言簡意賅。太史公不好講理論，但他對自己所記述的人物大多了解深刻，愛憎分明。他的很多評語。如對秦始皇、項羽、呂後、李廣等人的評語，都能切中腠理，有畫龍點睛之妙。從中國語言文字本身的特點考慮，漢族語言文字本身就有很強的意會性特點。季羨林先生說：“西方印度語係的語言，特別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語和梵文等等，形態變化異常複雜，隻看一個詞兒，就能判定它的含義。漢語有形態變化，隻看單獨一個詞兒，你就不敢也判定它的含義，必須把它放在一個詞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義才能判定。”漢語的這個特點，有時是令西方人驚訝的。一位現代西方人學習漢語，他發現將一對相反含義的動詞放在同一個句子中這兩個句子所表達的竟是相同的含義，並且對此大惑不解又驚歎不已。比如這兩句話：1．我們大敗敵軍。2．我們大勝敵軍。請問勝與敗是不是意義相反的動詞 但他們置於同樣一個句型時，它們所表達的意思卻是一樣的：就是敵軍大敗，我軍大勝。其實這樣的例子在漢語中還有很多，特別是一些單字句，一個非常簡單的字，隻因為口氣不同，意義也可能完全相反。比如有人問一件事辦得好不好，同樣回答“好”的。如果用平和肯定的語氣講，那是真好；如果用半吞半吐的低語回答，那是不太好。如果用反問的口氣講，那是不好。如果用感歎的語氣說，則可能是很好，但也可能是很壞。把這幾種同語答複寫在書麵上，多數可以用不同的標點符號來表示：同意的後麵加一個“。”；懷疑的加一個“ ”，感歎的加一個“!”。但應知道，加“!”的回答，其含義可能是相反的!此外，還有遲遲疑疑的呢。沒辦法，隻好通過上下文來理解。偏中國古文中沒有標點符號，給現代人帶來數不清的困惑與歧義。中國傳統思維的意會性。使得中國古人不擅長做長文章，也不擅做學術論文。而更擅做散文，做批語。佛教本性嚴肅，但一經傳入中國，它幽默的一麵得到突出。在中國土生土長的禪宗，尤其以“禪語”聞名。這些禪語，多半隻能意會，有些最好意會，才能更加體會出其中的味道。比如有這樣幾句禪詩：“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又如有一位僧人去拜見趙州和尚，他對和尚說：“我冒然來這裏，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尚對他說：“你吃粥了嗎 ”他回答：“吃了”。和尚就說：“那就洗碗(缽孟)去吧”。於是有禪詩讚此公案：“隻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如果我們硬問這則禪語到底是什麼意思 反而不好回答。那意思好像是說，一切任其自然而已。然而一切任其自然又是什麼意思呢 難道明白了吃罷飯即去洗碗就算懂得一切任其自然了嗎 奇異的是，如果竟以這樣的口吻討論禪意其實已經失去原有的禪意了。可是，如果不這樣討論禪意又該怎樣討論禪意呢 禪曰：說不得，說不得，一說即錯。那麼，究竟當如何 回答說：請意會好了！所謂直觀性，即中國思想史，一般說來不擅長做抽象的邏輯思考。而擅長聯係日常鎖事，喜歡使用比喻、類比、聯想，一句話，喜歡化抽象為形象的思維方式。老子和莊子大約是中國古代思想家中最長於思辨的人物。但老子講治國居然講到“治大國如烹小鮮”，講柔與剛的關係居然講到牙齒與舌頭，可謂奇哉。莊子書中最多寓言，雖思辨卻不離寓言，而這些寓言幾乎篇篇都有極其鮮明生動的形象，使讀者一見而不忘。比喻和寓言在老莊哲學中是如此重要，以至可以說：除去比喻無老聃，除去寓言無莊周。中國古人的直觀性思維特點，好處在於它易於傳播和普及。抽象的理論文字，一般人已經不易記住，沒有多少文化的人則更難記住。而一旦使之形象化了，人們就很容易對它發生興趣。東施效顰反映的哲學，如果請康德或謝林先生來講解，一定非同等閑。但一般人接受它怕也不容易。而把這理論化作一位醜丫頭看到美女西施因為心口疼而眉尖緊蹙(西施原本十分美麗，此時更加美麗)，自己馬上學人家的樣子，不想不學人家已經十分醜陋，一學人家更添醜陋十分。將一個哲學思想化作這樣一個寓言故事，於是無論那個文化層次的人，馬上就記住了，進而從中體悟到某些題外的道理。直觀性思維的缺點，則是影響思辨哲學在中國的充分發展。畢竟以這樣的表達方式很難寫出古代邏輯學，更難寫出近現代邏輯學來，同樣上麵的故事，如果把它交給一位擅長思辨的西方哲學家，他或許要問西施為什麼心口疼還會更漂亮。她與常人有異嗎 當時人們的審美情趣不正常嗎 用雙手按著心口合乎女性身份曲線嗎 東施姑娘有足夠的審美能力嗎 她與西施的審美標準一樣嗎 莊周先生作為審美主體他懂得解剖學和人體美學嗎 抑或這位老先生也有些心理變態嗎 等等。所謂包容性，是說中國思想文化傳統，對不同的學說，包括對於不同的宗教思想總體態度比較寬容，這不是說中國儒學時代就沒有思想專製，而是說中國儒學時代的思想專製與西方中世紀的宗教專製有很大不同。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也有專製。其極端表現，就是爆發於秦始皇，成熟於漢武帝，泛濫於明清之際的專製政策與文字獄。秦始皇曾經焚書坑儒，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坑儒是專製，獨尊也是專製。明清之際則大興文字獄，捕風捉影，莫須有之，便定罪名。但從中國曆史文化的宏觀發展曆史考察，則中國古人對於各種不同學說的態度還算寬容。雖然也時常暴露出惡虐的形態，總而言之，還是更願意用潛移默化的方式，將那些新來的思想化為己有。西方基督教傳統，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異端，西方宗教觀念中的異端就和中國傳統觀念中的漢奸一樣，而且比漢奸更遭人唾棄。基督教屬於一神性宗教，相信上帝是唯一的最高主宰，不能允許其他任何力量與自己的信仰並存或有違。換句話說，凡與本教教義不合的，就是異端，既是異端就必須徹底清除。凡與本教教義相合的，就沒有必要存在，既沒有必要存在，同樣必須徹底清除。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有權威的並非宗教而是皇帝。皇帝可以主宰一切，不但代表天命，而且主管人間的一切事態，連所有與之相關的宗教也在其管轄範圍之內。比如儒、道、佛並興的唐代，唇太宗和武則天就先後給他們排過座次。唐太宗姓李，道教的精神領袖也姓李，於是唐太宗便定道教第一，儒家第二，佛教第三。武則天作了皇帝，不高興李家風光，於是改為佛教第一，道教第三。這種傳統，一直流傳後世。雖然後代皇帝不再給儒、道、佛三家排座次，並非因為權威不夠，而是因為儒家獨尊的局麵已然形成，無須再排座次。但儒家地位雖尊，不斷加封孔子稱號和更改孔廟配享人物的事依然代有發生。佛、道已不與儒學爭尊。但有佛、道相爭，如矛盾不能自解，仍由官府乃至皇帝予以裁決。中國民諺說，天下名山僧占多。殊不知，一些名山古物，僧、道之間曾有過激烈的爭奪。爭奪不下時，往往仍由皇帝予以裁定，改道觀為寺院，或改寺院為道觀的事情並不罕見。中國的皇帝不但可以主宰人間的一切事情，而且有權力封神罪鬼。關羽忠勇，合乎皇家口味，於是說封就封，而且越封官職越大，以至關帝廟遍布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皇帝在古代中國固然有最高權威，不幸是會死的，而且還有可能碰上改朝換代的惡運。有的皇帝功業昭著，也有的皇帝一生盡作壞事，兩隻手上沾滿鮮血洗都洗不幹淨。那麼有沒有什麼比皇帝與皇權更有權威的力量呢 在中國傳統觀念中，高於皇權的，則是天命、天道、天理、天運。簡而言之就是“道”，而且，無論天上人間地府，“道”是無所不容無所不在的。有道的就是好皇帝，無道的便是壞皇帝。鬼魂的行為，若合其道，便是善鬼，善鬼自有好報；反之便是惡鬼，惡鬼甚至會招致殺身之禍——讓他連鬼也做不成。神仙也是如此，薑子牙立了大功，便能肉體成仙，申公豹盡幹壞事，就把他填了海眼。自然，對於“道”的認識，不同學派或有不同。但相信有這樣一個“道”的存在，並且無論什麼學派，宗教和權力都不能違背和超越它的，則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認識主流。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基調，所以一方麵要反反複複強調儒學的權威，另一方麵又允許其他學說和宗教的存在。大道行於天，管你什麼天上人間，隻要合乎“道”的，就準你生存、發展。中國古代思想史的這種風格，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繁榮和昌盛，確實起過很大作用。對比於西方中世紀，因為不允許其他宗教的存在，而引發多次戰爭，給社會帶來黑暗，帶來災難，更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這一特點和優點。西方中世紀的宗教獨裁統治，是一種極端的專製體製，加上小農經濟的渙散基礎，和它特殊的地理環境與曆史文化背景，終於物極必反，引發近代思想革命。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因其博大深厚，包容共在，而不易改變，這使它既創造了古代思想史上的燦爛文化，又失去發生劇烈變革的曆史機會。對比雙方的優劣長短，究竟禍福誰在，確實令後代學人頗費精神。對於中國古代各種不同思想、學派和宗教觀念的共存現象，過去的研究往往隻強調他們的相互矛盾性，而且不惜絞盡腦汁為他們尋找是非。但在我們看來，不同學派的存在，正好可以形成共鳴效應。一個大交響樂隊，因為由不同的樂器組成，才產生單一樂器不能產生的共鳴效果。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其實也是一種共鳴。從曆史的宏觀角度看，這些學派的影響固然不能平均而論，但他們都為中國文化史和中國思想史作出不朽的貢獻。應該說，缺誰都不好，甚至缺誰都不可。假設中國沒有道家，其損失是不可估量的。沒有儒家則更加不可思議。沒有名家就沒有“白馬非馬”之論。沒有陰陽家則沒有漢代儒學的新的綜合和發展。沒有法家，秦國就不能統一六國。同理，沒有兵家、墨家，同樣都會產生無可替代的曆史性損失。而且，從曆史發展的社會需求看，不同的理論，相對於不同時期的社會實踐，可能產生相似的社會效果。秦始皇信奉法家，漢文帝、漢武帝推崇道家，漢武帝獨尊儒術。從這個曆史過程考慮，不同階段自有不同的需求，從這幾位皇帝的實際貢獻考慮，則都是曆史上大有作為的皇帝。“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是一種作為；文、景開創文景之治的繁榮局麵，也是一種作為；漢武獨尊儒術，大敗匈奴，又是一種作為。法家支撐了秦皇，道家繁榮了文景，儒學輝煌了武帝，三家前後呼應，共同完成了中國古代史上的一段壯舉。漢代是中國的一段曆史驕傲，唐代則是另一段曆史驕傲，但無論那個時代，理論派別、思想流派還是多一些好，因為流派眾多，才便於爭鳴；因為爭鳴，才有共鳴。因為有爭鳴有共鳴，才能有更充分的發展，國家統治者也才有選擇的餘地。如果隻有一個聲音，開口孔子，閉口孔子，思想就僵化了。社會的前進步伐也會減慢，甚至出現倒退的現象。但縱觀中國思想史，並非經常處於寬容開放狀態。而且，總體言之，開放的時間或許更少些，而專製的時間反而更長久。中國思想史自西周算起，大約有過三次大的開放時期。正是這三個開放時期為中國思想史的發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曆史貢獻。第一次大開放即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期。中國在這個時期作出的文化思想貢獻，完全可以和古希臘的思想文化貢獻相提並論。它們是人類古代思想史上的兩座巨大的山峰。它們是如此的不同，又是如此的相似。從而形成各自的曆史命運：古希臘思想文化的曆史影響是暴漲暴落的，在中世紀的歐洲，它已經完全為宗教所替代，直到文藝複興之後，才得以重現芳華；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文化對東方世界的影響，雖然也有起伏漲落，但並未大起大落，更未出現文化斷層，它像黃河長江一樣，永遠伴隨中國曆史的發展而發揮自己的作用和影響。對比於後來中國思想史的總體發展狀況，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文化更顯示出自己的幾個突出特點。第一，創造自由。先秦時期，學派林立，家家都有獨特的創造。實在那個時代，沒有創造就不能獨立，甚至不能自立。墨家之前何必有墨，儒家之前又何必有儒。生於彼時的中國的先哲們，仿佛個個都可以樹起一杆大旗，然後就成為這旌下的主帥。他們的思想是自由的，行為也是自由的，思所欲思，講所欲講，指天劃地，無拘無束。或聚眾講學，或遊說四方；或發憤著書，或隻求自我；或關心現實，或想往曆史；或專業精通，或學識淵博。可以這樣說，那是中國古代時期期待著巨人而且出現了巨人的時代。他們個個都有自己的獨特創造，也憑藉曆史的優勢為後人留下一筆又一筆用之不盡的精神遺產。第二，爭鳴自由。既然學派林立，彼此必有爭論，論而不隱其私，是為爭鳴；鳴而不忌其情，是為論戰。妙在這種無忌的爭論完全是在平等的氣氛中進行的。雖然他們各自的主張不同，有些大同小異，有些勢如水火。但沒有任何一個學派依靠或妄圖依靠政權的力量去排擠或毀滅他人。他們相互之間有爭吵、有反駁、有諷刺、有借鑒，也有毫不留情的批判。但批判盡管批判，總歸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誰可能興旺發達，誰可能慘遭淘汰，不是這些學派的創立者和擁護者所能決定的，甚至也不是權勢者們可以決定的。而且各國諸侯大約也沒有想到甚至沒有去想要支持哪一家，打擊哪一家。孔子授徒講學，也曾學門起伏，“三盈三虛”，有誰去管他。第三，流動自由。當時諸侯紛爭，天下大亂，各國士人，四處奔走。齊國不用，便去楚國，楚國不用，又去秦國，那些學派創始者們更是四處遊說，宣傳和推銷自己的主張。其間墨子煩惱，孔子棲惶，孟子雄辯，韓非孤憤，蘇秦合縱，張儀連橫，盛衰榮辱，花開花落。這樣大規模的交流活動無疑對於當時的社會發展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流動即傳播，播出的種子遇到合適的土壤和氣候就迅速生根發芽，很快長成參天巨樹，沒有遇到合適土壤的，也奮力掙紮，為後世保留下寶貴的種子。這樣的活動又活躍了學術空氣，也進一步促進了各個學派自身的發展。舉個例子說，先秦時期的任何一個學派，都沒有後世儒生那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書呆氣。讀書盡管讀書，但不為書所囿。因為他們走的路多，接觸實際也多，又沒有諸多顧忌，所以他們的學問，無論雅俗文野，自有一種揮灑自如獨立不羈的王者氣派。第四、發展自由。同一學派，可以自由發展，可以述而不作，也可以標新立異。儒學為孔子所創，史稱孔子故後，儒分為八。對於後世有大影響者，孟子是一家，荀子是另一家。荀孟的思想體係其實有重大區別。孟子主張性善論，荀子主張性惡論，孟子學說的重點在“仁”，荀子學說的重點在“禮”，但唯其如此，二人才皆為大儒，而且各有諸多門生。現在看來，孔子身後，最有學術成就的儒門後學，不是曾參，也不是子思，而是孟子、荀子。龍生九種，種種各別，唯其種種各別，龍的家族才得以興旺發達。如果隻有遺傳，沒有變異，那麼這遺傳就等於退化。荀孟雖有大分岐，畢竟都以儒學自命。荀子的學生韓非、李斯，一個幹脆成了法家，一個因忠誠法家學說而成了政界要人。特別是韓非，他雖曾師從荀子，但看他的文章，卻是一法二道，老子學說對他影響很大，申、商學說對他影響更大。他是公認的先秦法家集大成者。為什麼偏偏他能成為集大成者，就是因為他雖為法家，但不拘泥於前輩法家之法，習之儒門又不拘泥於儒門之學，借鑒道家更不安從於道家之道。如此廣收博采，才使得他比前輩法家站得更高，成就也更大。遺憾的是荀、孟、韓非的作法在先秦之後，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情。恰恰正是在這一點上，才是春秋戰國思想文化的優勢所在，光榮所征。自秦始皇統一天下，學術自由的局麵便告結束。這裏有法家吏治思想在內。秦始皇對儒家最不滿意，焚書坑儒在中國思想史上寫下血腥的一筆。始皇信奉法家，但他不能光大法家，後來連韓非也被他弄死了。到了漢武帝時代，幹脆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一下子成為欽定的學說。西漢王朝是中國思想史上最有實力的王朝之一，但它的思想是禁錮的。它的獨尊儒術的政策，對於當時社會的發展也許是必要的；對於當時的經濟形態也是適宜的。但對於思想文化的貢獻，就遠不如先秦。此後的中國儒生，直到清王朝滅亡，大約隻會注經，不敢標新立異，更不敢離經叛道，另立學門。多少學識淵博智商極高的知識分子，在儒家經典麵前，隻能仰視，不敢平視，更不敢俯視。應該說，漢代經學發達，訓詁之學饒有成就，但就其思想文化的創造性成果而言，它們的表現是平庸的。第二次思想大開放，始於漢末魏晉時期。其中一個重要標誌是玄學和道教的興起。玄學既非儒學，道教亦非道家，加上佛學東來，影響日大，儒家天下獨尊的地位受到內外夾擊。而經學大師的學問無論如何抵擋不住各種異端學說的衝擊。先前還要板著麵孔訓人，後來就隻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了。到了曹孟德時代，那些經學大儒早已退出社會舞台的中堅地位，而讓位於一代叱吒風雲的政治軍事人物。年輕的學者如王弼之流，筆鋒犀利，文氣風流，大有所向披靡之勢，成為學術界一群燦爛的新星。而這些新星很快又被後來的道教與佛教文化所淹沒。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思想文化重新組合的曆史時期。它不像先秦那樣，以卓而不群的思想人物取勝，而是以如潮如湧的新的文化形態取勝，到了隋唐時代，終於成就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繁榮。可以這樣說，先秦以思想而鳴，盛唐以文化而鳴。但如果沒有魏晉南北朝時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