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秩童心》 文\石英
選自《陽光》2012年第11期
【作者簡介】 石英：山東黃縣人，曾任百花文藝出版社副總編，《散文》月刊主編，《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等職。現任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享受國務院特殊貢獻專家津貼。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火漫銀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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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們習慣用“耳不聾眼不花”來表明老人的良好狀態。眼前這位老人不僅限於此，而且麵無老斑，頭發間少有白絲（不是染的）。最近上了幾次電視，侃侃而談，條理清楚。這不是，竟驚動多年斷了聯係的老同事、老朋友打來電話，向他表示祝賀，也探索他的養生“奧秘”。
其中有一位現已成為著名曆史學家的昔日“小字輩”，也突然打來電話，使老爺子感到了一點兒不尋常：
“是老鄒同誌嗎？”這是他們當年的習慣稱呼。
“是我。您是哪位？”老爺子顯然沒有辨出對方的聲音。
“我是劉自韻哪。”對方那主兒習慣在語尾上帶“哪”，“最近見您在教育台上出現了三次，一次談宋哲元，一次談張自忠，一次是講‘七七事變’前北平的動態，我都看了，很有些新東西。您的聲音和二十多年前幾乎一模一樣。九十了吧，真不簡單。對照我自己這精氣神兒，慚愧死了。一激動，就從《海沽日報》那兒打聽到您的電話，抄起來就給您打啦。”
“感謝，感謝。”鄒老爺子也挺高興，不過他說：“我要更正一點：我是虛歲九十，能活到過年閏四月的話，才滿九十整。不管怎麼說，‘七七事變’前後那些年，我隨我叔父住在北平，先後與宋哲元和張自忠做鄰居，他們都挺喜歡我這個‘小孩’，宋哲元愛跟我‘拉鉤’，張自忠愛摸我的大腦袋。我講對他們的印象，有啥是啥，不玩虛的，一句話，實事求是。即使我感覺是缺點的，也如實說，這才叫真實，才叫有血有肉，是不是？”
“是的。所以才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聽聲音劉自韻也很高興，“你我分別二十多年，再有機會去海沽市一定要去拜會您，當麵向您請教。”
“歡迎，老朽我歡迎你，真的。”
“您雖比我老卻不朽，我比您小二十多歲反而真的老了，見麵您就知道了。”
接罷電話，鄒老爺子餘興未息，劉自韻的一番話，熱誠感人，他深知不是虛意恭維。作為一個耄耋老朽，誰還會有閑心來追捧？而有關自己的身板和精神頭兒，倒的確不是“小劉”一個人這樣說，可謂有目共睹。人到暮年，其他東西都可略而不計，唯有身體、精神直接關乎生命質量。既然活著，不說是“發揮餘熱”、“老有所為”，至少能做到自己少受罪，別人少麻煩。
就在這時，老爺子的手機響了兩聲，是短信。他按照女兒的“諄諄教導”，依程序小心翼翼地捏出幾行字來——
裕良先生：
您的書稿《從“七七事變”到北平解放》經我社三審通過，決定出版。出版社不付稿酬，贈書三百冊。如您同意，請近日來我社簽訂合同。望複。
人文出版社
×月×日
鄒老爺子連看三遍，不，也不知有多少遍。半年才接到回音，但畢竟不是退稿，如今出書多難——他心裏門兒清！不掏一分錢還給三百本書，這無異於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一個無權、無勢、無錢的老東西，還不知足？
2
鄒裕良出生於華北地區一個著名民族企業家的大家庭，其叔父鄒天虹在多個城市擁有化工、船舶、玻璃等多家企業，具有強烈的愛國意識，在民族存亡關頭和賑災濟困中多次慷慨解囊，而且廣交朋友，在各界代表人物中具有很高的威望。裕良生活在這樣的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其生父早亡，但母親知書達理，灌輸給他的經典語彙是：“要為社會多做好事，少給自己摟好處”，“要有好身體，好精神，不要好麵子，好虛榮”，“吃虧不哭鼻子，是非麵前要動腦子，以理服人不賽嗓子，背後對人不使絆子”……
裕良在北平上學，由小學、中學而大學。在輔仁大學讀書時接觸到地下黨員，日本投降前夕秘密加入共產黨，直接歸市學委領導。他利用特殊的家庭條件，多次掩護地下黨員脫險。但黨組織對他的具體指示是：顏色要“淡”些，政治表現要“邊緣”些，生活作風要“散漫”些。
解放後，進城了，分配在海沽市軍管會文管處，工作繁重緊張，心情卻不錯。軍管會撤銷後，市委、市政府下麵成立了文聯、文化局，老鄒起初擔任文聯副秘書長，秘書長是來自冀東的一位“老粗”幹部，怎麼也看不慣這個來自大城市，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上過大學的“少爺”。看不慣的至少有兩點：一是在整天忙忙活活中還是有點兒散漫，上下班有時不按鍾點，辦公室看材料時愛蹺二郎腿等；二是看到些無關緊要的小事，愛說點兒玩笑式的調侃話。這在秘書長看來“很缺乏原則性”，因此每在大的運動中，機關內部思想檢查會上都要檢查多次才能勉強通過。不言而喻，在解放後的十七年中老鄒雖未被打成“胡風分子”、“右派分子”之類，卻也走得蹀蹀躞躞，職務和級別動得特慢，十七年一貫製的老副處，直到“文革”前還是個十六級。不過，卻也未見他鬧過情緒，搶過“彩球”。不僅如此，有一次因為提級名額不夠，他生生地讓了還振振有詞：“我暫時還是獨身，沒負擔；老羅老婆孩子一大堆，自己又有病，這一級給他吧。”
不過，說老鄒原則性不強，也不盡然。“文革”開始時成立“十六條”規定下的“文革委員會”，選主任時，他對當時一位名叫張振湯的管人事的人公開提了諸如品質不良等五大條意見。那時是啥政治氣候，他偏要哪壺不開提哪壺，結果可想而知——半年後鬧造反奪權，那個叫張振湯的人搖身一變，又成了“紅旗造總”的一把手，第一個就把鄒裕良揪出來實行“群眾專政”，罪名是走資派加反革命黑線人物。
這個老鄒，在重壓重刑之下似乎也負重若輕，關在小屋裏寫交代材料時還“忙中偷閑”，寫起《三十年代海沽第二監獄的鬥爭紀實》，不料被張振湯突襲查獲，不消說又是一輪毒打和批鬥，罪名是“在被專政中還不忘炮製毒草”。這個老鄒，在九死一生中竟還向張振湯提了個要求：“振湯同誌，去年醫生說我腎不大好，最好少吃鹽。現在，機關公務員在食堂打的飯太鹹，能不能由我的家裏人給我送飯？”
“不行！”張振湯暴怒之下又扇了他兩個嘴巴。而且糾正說：“虧你還在北平上過大學，盡說白字兒，我這個湯不念‘tāng’，告訴你，念‘shāng’，難道你不知道《嶽陽樓記》裏有一句‘浩浩湯湯（shāng）’嗎？娘的，多蠢哪！”
事後，在一起關押的難友說：“這個老鄒，都啥時候了，還有閑心寫作，還提什麼要求！”可這就是老鄒，有啥辦法！
終於熬到“四人幫”倒台，市文聯又恢複工作，當時幹部配備處於青黃不接的茬口，老鄒一上來就被任命為文聯秘書長，漫長時日的“副”字消除了，多年的媳婦熬成了婆。然而改革開放之後，新人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按說老鄒也是一位作家，且仍不失年富力強，他創作的以上世紀三十年代海沽第二監獄驚心動魄鬥爭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血霧腥風》印數多達三十萬冊，受到參加過這場鬥爭的健在的老革命家的讚揚。即使這樣，在一九八七年市文聯換屆時，他隻獲得了一個“理事”的頭銜，開會時，與一些毛頭小夥，青春女孩兒坐在下麵，機械地履行劃“√”“×”的神聖權利。但從沒有任何人聽老鄒發過半句牢騷，也沒聽他“高度讚揚”過哪位領導。又過了一段時間，他便從工作崗位上退了下來，在負責機關人事工作的小郭手邊的花名冊上，“鄒裕良”的級別是“行政十五級”。終於比“文革”開始時長了一級。
離休回家的老鄒進一步淡出人們的視線，也有人偶或看到他在本市日報或晚報上寫的一些短文，無非是追憶當年北平地下黨鬥爭與解放初期海沽市接收改造中的一些軼事。
3
當晚，在鄒裕良就寢前，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他伸出遲疑的微顫著的右手拿起聽筒接聽時，對方的一聲“爺爺”，使這位心淡如雪的老人感動得倏地熱淚奪眶。他囁嚅著說：“朋朋，孩子，是你……爺爺想你呀！”
“爺爺，我考上大學了，北京的，就快過去上學了。”
“朋朋，怎麼長得這樣快？”
“我已經十七周歲了呀！”
“在北京上學，好好，好好……”老鄒空前的絮叨，一種真正老人式的絮叨，這在平時是極其少見的。
“朋朋”是老鄒的嫡親孫子，十年來一直遠在兩千裏之外的一座城市裏。那是因為朋朋的父親——老鄒唯一的兒子在俄羅斯經商時被人殺害，俄警方雖也做了調查，但一直未能破案，家屬又遠在中國，事情最後也就不了了之。消息確認半年後，朋朋的媽媽決定改嫁遠走他方，而且帶走了朋朋。
當時，八十歲的老鄒受到喪子之痛的遽然打擊，那沒有刮淨胡子的臉腮像兩塊冷凍了的帶雜質的石板，微微顫動了許久，卻沒有掉淚。按說“白發人送黑發人”是中國人傳統的一種劇痛，何況又是唯一的兒子，但老鄒又一次表現出他遇事的反常。兒子的這種遭際，對他說來似乎也並非完全意外。記得兒子決定要出國的前一天，他再次明確進行阻攔，掰開揉碎地對他講：“那邊的形勢很亂，社會秩序也很糟，安全沒有保證，孤身一人，舉目無親，有什麼事兒連傳個信兒都很困難。這話我說了好幾次了，你媽也不同意，她這幾天的病情又加重了，你也不是沒看到。聽爸媽的吧，老話說，三思而後行，節骨眼上勒住韁繩，也算是明智之舉。”但兒子去意堅如鐵石，他有他的“雄心壯誌”，“爸，我知道您是疼我，可人這一生機會是不多的，當年我二爺爺縱橫華北，商名傳遍中華，他的兒子和您這個侄子都沒有繼承祖業，我們老鄒家的商脈快斷根了。看來注定應該由我接續上，再也不能像你那樣……窩囊啦！”兒子猶豫了一下，還是吐出了對老子相當不恭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