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當上了皇帝後，除掉了罷斥朝政的魏忠賢以及魏氏的對食——熹宗乳母客氏。一個團體的頭腦除掉後，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剪除手足，這項工作一定會搞成轟轟烈烈的運動，否則怎能保住撥亂反正的成果？
“閹黨”逆案最後由皇帝欽定，罪犯分三級，首逆當然是第一等，非魏忠賢、客氏莫屬；第二等為首逆同謀，是魏忠賢重用的崔呈秀等把持要津的高官，以及魏、客的侄子和兒子。第三等罪名為“交結近侍”。這個罪名仔細分析起來經不起推敲，魏忠賢連皇帝都可以操縱，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對於這樣權傾天下的九千歲，朝廷能有幾個人能潔身自好不去想辦法結交呢？這種天下朝廷命官爭相巴結一個自宮的廢人的畸形政局形成，是誰造成的？當然是皇帝的昏庸、製度的腐朽造成的，但崇禎不能去責備自己的哥哥，熹宗朝政治糜爛的責任隻能由魏忠賢和巴結他的大臣來承擔。
犯“交接近侍”大罪第一人是劉誌選，此人已經七十多歲了，萬曆年間，任合肥知縣時，吏部考察不合格，罷官回家。——當時京官和外官的考察，盡管摻雜著派係鬥爭，但程序上還是非常嚴謹的，決不是認認真真走過場。劉誌選在浙江老家閑居了三十年，曾嚐過做官威風的他，一日也不能忘卻起複。
魏忠賢當政後，劉誌選通過跑關係，得以複出，這類好不容易重新戴上烏紗帽的人，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位置，處事更是利字當頭，不講廉恥。《紅樓夢》中的賈雨村便是這樣一個人，考中進士，第一次進入官場，手段還欠圓通，心中還殘存著一絲讀聖賢書所培養的榮辱觀，因此得罪上司，罷官回家。後來投奔賈府重新做官，再次出山後的雨村便吸取教訓，很快成為一個辦事老到、趨炎附勢的標準官僚。劉誌選和賈雨村一樣，三十年的閑居，痛定思痛，為官之術爐火純青，努力奉承結交魏忠賢，自然是他的最佳選擇。由於他替魏忠賢做爪牙十分賣力，短短一年內就提升為正四品的順天府府丞，帝國首都市政府的二把手，這人還不滿足，大約是因為自己來日無多，決定賭一把。熹宗的正宮娘娘張皇後，十分賢良，對魏、客的野心洞若觀火，常常提醒皇帝，因此魏忠賢十分痛恨張皇後。魏忠賢一直想設法讓皇帝廢掉張皇後，把自己侄兒魏良卿的女兒嫁給熹宗做皇後，如此江山可能真的能姓魏。皇後可不是朝廷大臣，想要撼動皇後，風險極大，一般人不敢出來攻擊皇後。關鍵時刻，劉誌選這位老將出馬，上書參劾皇後的父親張國紀，這攻擊國丈爺也不是鬧著玩的，大概是劉誌選罷官後，家人飽嚐了世態炎涼，比劉誌選更能感覺權力的含金量，於是鼓勵劉誌選冒險，劉的兒子們竟然如此開導老頭子：你年紀這麼大了，肯定死在魏公公的前頭，隻要魏公公在，劉家的富貴就有保障。將來萬一魏公公敗落了，你已經死了，很難被追究。
劉誌選的上書主要內容是攻擊皇後不是張國紀所生，而是他收養的一個囚犯的女兒，顯然這是欺君大罪。好在明熹宗別的方麵糊塗，唯獨對皇後，對弟弟信王——後來的崇禎帝十分愛護，連魏忠賢身邊的人都勸他做事不要太過分，萬歲爺別的可欺，唯獨重伉儷、手足之情。
魏忠賢完蛋後，劉誌選被論罪，最大的罪行是“傾搖國母”。近四百年前的大明，雖然是不折不扣的帝製，但司法官員還得費盡心思從律法中找出罪名。最後有聰明人提議，法律雖無“傾搖國母”的罪名，但有“子罵母律”，以德治國的大明，忤逆不孝是大罪，打罵父母最高刑可以判處死刑。既然皇後是母儀天下，是天下人的媽媽，劉誌選攻擊皇後，就是罵自己的媽媽，罪該萬死。劉誌選自知難逃一死，幹脆學習魏忠賢，上吊了斷一生。
七十多歲的兒子因為罵二十多歲的媽媽而論死，現在看來很荒謬，但在宗法社會這很正常，宗法社會是家國同構，國就是擴大的家，這個國家所有人的家長就是皇帝、皇後。所以高陽還讚揚這個判決十分公平，他認為，“法律貴乎有彈性，尤貴乎言簡而意賅，漢高入關的約法三章，定四百年上下信守之基，而至今精神不失，乃由於此三章約法出於人人謂然的人情”。
高氏這番論斷我不敢苟同，盡管這番話包含有自然法的某些元素。這種判案方式在家長製的皇權時代，盡管能應付，但禍患無窮，法律彈性越大，判案者的自由裁量權也越大，也越能使有權者利用這彈性傷害弱勢者。
《明史後妃傳》載，“一日，‘馬皇後’問帝（明太祖高皇帝）：‘今天下民安乎？’帝曰：‘此非爾所宜問也。’後曰：‘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問。’”朱元璋極力防範後妃幹政，因此他認為馬皇後不該問老百姓是否安寧這類政事，可馬皇後的回答讓他啞口無言，既然國即家，國法即家法，國事乃家事，父親可以管兒女，母親為什麼不能問兒女的生活狀況呢？
所以說，國法即家法，在明代有時候也不能自圓其說。當然，人家照樣可以解釋：夫唱婦隨，一家子隻能由老爸說了算，但當母親的“過問、關心”是否應該在允許的範圍內，因為這是“慈母”的分內之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