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吧，沒錢就別賴在這兒，走吧走吧！”
我的眼睛突然亮了。我發現她——正是上次我在太平洋明珠酒家見到的那個歌女，那個因患感冒而嗓音嘶啞的姑娘。她今天穿的可是一條十分漂亮的牛仔褲。她還有一個美麗的小屁股，這是我在一瞬間發現的。
“怎麼啦？發生了什麼事？”我說。
她倆停下了拉扯，一起回頭看倚在門邊的我。她似乎覺得我有點兒麵熟，但她並未回憶起來。那個中年女人惡聲惡氣地說：“說笑話，住我的屋子連租金都要賴的人，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你見過這樣的人嗎？”
我明白了。“她欠你多少錢？”
“三百元。說好一個月三百元。她一分錢也不給我，可她都已經住了一個月了。”
“我給你，”我果斷地說，“你現在要嗎？”
那個女人和那女孩都愣了一下，女人說：“當然，這樣的話，她倒可以繼續住在這裏了。”
“那麼好吧。”我轉身進屋，取出三百元錢交給了那個女人，“讓她留在這裏住下。”我說。
中年女人接過錢，鬆開了那女孩的胳臂。那女孩不解而又有些感激地看著我：“謝謝你。我一定會還你的。”
“不用，”我淡淡一笑，“我們見過麵，在‘太平洋明珠酒家’。”“哈，”她笑了，“我想起來了。不過那天可真尷尬。你是去……”“我是記者，那次活動是我的朋友組織的。”
她衝我擠了一下眼睛，非常的靈動、新鮮、活潑。“不過，我先收拾一下東西，呆會兒我再和你聊聊。”她說完，也衝那中年婦女——房東笑了一下，就走進了她的屋子。那女人拿著錢，看了我一眼，停了一下，她問我：“要是她再不交錢，我就找你好了？”
“好吧，”我笑了笑，“不過她肯定會付房租的。”然後我回到了我的屋子。
我繼續寫作，可老是卡殼。問題出現在什麼地方？我不知道。我想很多人在寫作時也一定遇到過這種情況。然而門被敲響了。我打開了門。
“嗨，你好。”那個女孩笑吟吟地站在門口，她已換上了一條漂亮的白底碎花的裙子，“我可以進來嗎？”
“進來吧。”我愉快地把她讓進門，我這時才意識到也許我的屋子過於亂了。至少我的臭襪子就不應該丟在沙發上。
“噢，米莫·巴拉蒂諾的畫，我也喜歡他。”她端詳起屋角我掛的一幅畫來，“真棒，《朱麗葉的馬車》。”
“坐吧，喝點什麼？我這裏有各種飲料。”
“那就來點兒椰奶汁吧——有嗎？”她眯起眼睛看我的樣子真動人。她還會聳動她的小鼻子頭。
“有的。”我說完，打開冰箱，為她倒了一杯椰奶汁，我則倒了一杯啤酒，呷了一口。
“蠻不錯的，我是說你的房子。”她端著杯子，兩隻眼睛迅速地在屋子裏掃了一遍，對我說，“也是租的？”
“噢，單身漢，太亂了。說實話我並不懂生活。”我由衷地說。我注意到她的左眼角有一個半月形的小傷痕，盡管它極不容易被察覺，“是借租朋友的房子。”
“啊，忘了介紹我自己了，”她掏出了一張名片，遞給了我，“你呢，哥們兒，你叫什麼？”
我接過來名片，發覺她的名片印得很別致，天頭上一行黑字：在路上流浪的一隻貓，中間是兩個圓頭字：林薇，下麵卻並無電話、住址和BP機號碼，又寫著幾個字：在路上，沒有家。
我笑了笑：“你一直在路上？為什麼不停下來？我叫喬可，你叫我老喬好了。”
她吸了幾口椰汁：“你也不太大，幹嗎要叫老喬？”
“習慣唄。我的朋友都這麼叫我。上次在太平洋明珠酒家，第一次見到你，忽然有一種很親近的感覺。因為我覺得我們都是浪遊的人。”我說了實話。
“你的日子比我好過多了，”她顧盼生輝，又懶懶地打了個哈欠，“我知道當記者的都是些什麼人，到處蹭吃蹭喝，而且還有紅包拿，說捧誰就捧誰，人人都怕你們，記者已經成為社會公害了。”她咄咄逼人地對我說。
“你這是庸俗社會學的觀點，”我毋庸置疑地反駁她，雖然我並不喜歡這個行當，可我也有維護行業榮譽的起碼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