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自己的大將王翦，嬴政是一直非常信任的，他在軍事上給其以重用，時常不乏高度的讚揚，但王翦幾次出征回國，立即就交出兵權，甚至在伐燕後尚未回國，就上表告老，這不能說與嬴政可能具有的某些心理揣測沒有關係，王翦兩次告老歸鄉，離開鹹陽，未見嬴政有勸阻的表示，伐楚前王翦一再地索要鹹陽田宅，故意作出毫無政治欲望的表示，認為“秦王性強厲而多疑”（第一百七回），他這樣用計釋疑，一再表白自己，是事出有因的。尉繚來秦後受到嬴政的高度敬重，其待遇在秦國群臣及賓客中是少有的，但他有一次不辭而離，秘密逃跑，他曾對人講：“吾細察秦王為人，豐準長目，鶻膺豺聲，中懷虎狼之心，殘刻少恩，用人時輕為人屈，不用亦輕棄人。今天下未一，故不惜屈身於布衣，若得誌，天下皆為魚肉矣！”（第一百五回）尉繚享受著特殊的待遇，但他對嬴政仍作出了這樣的結論，甚至懼而潛逃。這一切不是沒有緣由的。值戰爭用人之際，嬴政派人追還尉繚，與他立下誓約，尉繚才繼續留用於秦。呂不韋是對秦國立有大功的人物，他破盡家產，保全異人回國，將其扶立為王，以後又輔佐嬴政，身為丞相，實際主持國政，被嬴政尊為“仲父”，但嬴政親政後就將其免職，不久又把他逼上了絕路。嬴政如此對待呂不韋，是有許多原因的：第一，呂不韋與嫪毐事件有牽連，嬴政挖出了假宦官，連帶出了呂不韋。呂不韋長期與太後通奸，嬴政有所風聞，嬴政同意太後去雍城居住，正是想讓她避開呂不韋，但他後來知道呂不韋、太後與嫪毐合謀，欺騙了自己，繼續幹那種傷風敗俗的勾當，這為嬴政所不能容忍。第二，呂不韋掌握國家政權，身邊有一批勢力，他權高震主，嬴政親政後，感覺到了呂不韋對自己權力的威脅，他要正常發揮一個君主的作用，必然要首先消除這種威脅。第三，從思想觀念上說來，呂不韋組織賓客編撰《呂氏春秋》，形成學術上的雜家，體現了包容百家的文化意向，而嬴政作為一國君主，受到環境、家風的影響和專製體製的培養熏陶，開始表現了對法家思想更多的崇尚，思想觀念上的差異必然影響到政治行為、用人方式、生活禮儀等各方麵的衝突。嬴政要想全麵伸張自己的政治意誌，就必然要對呂不韋實行抑製。嬴政在罷免了呂不韋，將其逐出鹹陽後，又怕他為別國所用，對秦國造成威脅，於是，命他由封地遷蜀，將其逼上了絕路。第四，嬴政逼死呂不韋，也是為了給自己正血統，他要借此表白自己血緣上的純淨清白。呂不韋早年在邯鄲經商時就有意親近在趙為質的嬴政之父異人，他還將自己新娶不久的愛妾趙姬獻給孤身一人的異人做妻，後來趙姬生下嬴政。人們根據這些情節就揣測或斷定說，呂不韋當年是將懷孕的趙姬獻給了異人，因此嬴政的生身父親是呂不韋而不是異人。樊於期唆使成嶠反叛秦國，他的惟一理由就是：“今王政，實非先王之嗣，乃不韋之子也。始以懷娠之妾，巧惑先君，繼以奸生之兒，遂蒙血胤。”（第一百三回）嬴政對這些言傳是有所耳聞的，他後來借故逼死呂不韋，從一定程度上說來，是要向世人表明自己與呂不韋毫無血緣關係，要表明他嬴氏血脈的正統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統一天下後自稱皇帝時，追尊莊襄王異人為太上皇，異人為君隻有短短三年，影響不大，他的這一措施很難說與製裁呂不韋、消除謠傳和血緣表白沒有任何關係。
那麼，嬴政的生父到底是誰？這裏不妨順便作一分析。《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娶之，生始皇。”《史記·呂不韋列傳》上載：“呂不韋娶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從兩處記載中可以看到，嬴政的母親確是先為呂不韋之妾，而後來被異人所娶。第二處記載說道，趙姬在為呂不韋之妾時就已懷孕，後被異人娶走，到懷孕的第十二個月（大期，即十二個月）生下了嬴政。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按生理學的常識講，婦女懷孕不可能超過十個月，正常的胎兒經十月懷娠，必然“一朝分娩”，為什麼偏偏嬴政的被孕和出生能違背這一生理規律？《列國誌》的作者對第二處記載作了如下想像和解釋：“那趙姬先有了兩月身孕，方嫁與異人，嫁過八個月，便是十月滿足，當產之期，腹中全然不動。因懷著個混一天下的真命帝王，所以比常不同，直到十二個月周年，方才產下一兒。”（第九十九回）作者用嬴政後天的政績說明他在母腹中先天性地與眾不同，認為後天的社會活動可以決定一個人在出生時違背生理規律，這顯然是荒謬的。我們隻能認為，趙姬確曾為呂不韋之妾，但她在被異人所娶時並未懷孕，趙姬在成為異人之妻後十個月生下嬴政，因而異人為嬴政的生父無疑。王翦平定成嶠之叛，在陣前反駁樊於期的造謗時說道：“太後懷妊十月，而生今王，其為先君所出無疑。”（第一百三回）這一說法當是真實可信的。
《列國誌》和《史記》的作者在嬴政的生父問題上故弄玄虛，巧做文章，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第一，古代人十分看重一個人的血統，對這一問題也十分敏感，嬴政身處大國君主之位，世人矚目，而他的母親與異人結合前恰有那麼一段經曆，這就觸發了人們敏感的神經，於是會出現一些無法確定的猜測，這些猜測難免為一些獵奇好事者所渲染。第二，把嬴政的生父故意歪曲地肯定為呂不韋，實際上是後世人們對嬴政和秦王朝的辱罵詛咒。嬴政以武力攻滅六國，後來又專橫暴虐，曾被人劃入暴君之列，尤其是他實行文化專製，焚書坑儒，得罪了一大批文人學子，也引起了後世文人的普遍不滿，人們在當時不能用武力壓迫他，憤無所出，於是就要進行最惡毒的咒罵，人們罵他“錯誤”、“荒謬”、“卑劣”，甚而罵他“殘暴”、“無恥”尚遠不足以泄其恨，古代的價值觀十分看重一個人的血統以及他母親的貞操，於是人們有意給嬴政的父親異人扣上一頂綠帽子，又把嬴政的母親說成一位失去貞操且又奸淫的女人，嬴政被說成奸生之子，這就達到了對嬴政進行人格侮辱的極致。同時，秦王朝兼並六國，拆毀了它們的祀祠，取消了它們的文字，燒毀了它們的史書，又加重了天下百姓的負擔，人們痛惡這個王朝，把嬴政故意說成呂不韋的生子，認為嬴氏的天下為呂氏所陰篡，也滿足了人們對秦王朝的心理報複。人們對嬴政的生父問題捕風捉影、有意歪曲，借此辱罵嬴政和報複秦王朝，同時達到了雙重的心理平衡。《史記》的作者也許對這種流言沒有認真甄別，《列國誌》的作者肯定是讚賞這一辱罵而不願進行事實澄秦國空心磚清，於是記載下來，謬種流傳，使後世真假難辨。
當然，嬴政的生父究竟是誰，這對曆史進程和曆史研究本身幾乎毫無意義，但我們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知道了後世的歪曲及其原因，就能看到當時及後世人們對嬴政的怨憤態度，也能了解文人學子對一個政治人物進行形象汙損的輕而易舉的機巧。
功成後驕橫跋扈
嬴政在性格上剛毅果敢，迫於對外戰爭的需要，他常常能夠聽取意見、納諫改過，使剛毅的性格不至於向反麵發展。統一天下後，嬴政的政績顯得無與倫比，他也同時失去了外來的壓力，這樣，他以最終勝利者自居，把天下全部視作己有，其性格表現有了一些顯著的變化。
嬴政在功成後變得好大喜功，他自認功德絕倫，無人可比，覺得不可一世。三皇、五帝是上古傳說中功德無量的人物，嬴政統一天下後在商議自己的君號時，否定了大臣們的“泰皇”之議，他認為自己德兼三皇、功邁五帝，遂兼取二號而自稱“皇帝”，這反映了他對個人作用的一種極端的不恰當估計。他取消曆史上的分封製，在全國建立郡縣製，把天下百姓絕對地置於專製的中央集權之下。這之後他幾乎年年出遊，到處刻碑記功，封泰山、禪梁父，廣築宮殿，修建陵墓。天下百姓剛解除了數百年戰亂的痛苦，未及喘息，嬴政又為他們套上了沉重的鎖鏈。嬴政自然沒有想到這些行為會導致自己統一功業的迅速毀滅。狹小的政治眼光使他無法看到統一事業完成後任重道遠的前景，將六國的兼並看成了政治目標的徹底實現和絕對的功成名就，加上文明史的發展尚處幼年，如何處置大一統的國家尚無多少可資借鑒的材料，這更使嬴政有可能不切實際地誇大自己的作用，在施政上無所顧忌，任意妄為。
統一戰爭結束後，嬴政在許多事情上聽不進別人的意見，變得作風專橫。前213年，嬴政在鹹陽宮置酒設宴，仆射（掌管一項職事的朝官）周青臣上前稱頌嬴政的功德說：“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本小部分材料及引文均自《史記·秦始皇本紀》）嬴政聽罷非常高興。出身齊國的博士淳於越卻對郡縣製提出異議，認為周青臣的話是諂諛之言，不是忠臣所為，並認為“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丞相李斯反駁淳於越的觀點，嬴政讚同了李斯的看法，遂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以及私藏的《詩》《書》，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死，以古非今的滅族；禁止私學，欲學法令的以吏為師。次年，盧生、侯生等儒生和方士私下議論嬴政的為人及政策，最後逃亡而去，嬴政知道後認為這些人有負他的厚遇，派禦史查究此事，儒生們互相告發，嬴政親自將四百六十餘人判處死罪，將他們全部坑殺在鹹陽，並將此事在天下宣傳，用以懲後。曆史上稱這一事件為“焚書坑儒”。本來，不同意見的出現是正常的事情，完全可以通過平等討論、互相爭辯的方式明確其是非，領導者也可在辯論中提高認識，從而選擇最好的政治方案，但嬴政不屑於這樣，他武斷行事，依靠行政的方法取締了對方的意見，甚至為此而銷毀了許多珍貴的文化典籍，並將有反對言論的數百人活活坑死。焚書坑儒是嬴政專橫暴虐性格的大暴露，同時也是秦朝政治上的專製主義在文化政策上的必然體現。嬴政在思想觀念上更多地崇尚法家，他焚書後提出“以吏為師”，使秦朝的法製推行一開始就走上了扭曲的軌道，這種吏為法本、吏在法外的法製思想對後世的消極影響是極大的。嬴政的長子扶蘇當時曾勸諫說：“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嬴政聽不進這種意見，一怒之下，將扶蘇發派到北方去做監軍。
嬴政晚年的性格變得非常暴虐。有一次他從山上看見丞相的車騎甚眾，顯得很不高興，隨從中有人將此事告訴了丞相，丞相後來減少了車騎，嬴政發怒說：此必有人泄漏了我的話語。於是一一審問，因為無人敢於承認，他下令將當時在旁的宦官侍衛全部殺掉。有一年，有隕石落於地上，有人在隕石上刻字道：“始皇帝死而土地分。”嬴政聽到後，派禦吏挨次審問，因無人承認，他於是將隕石旁的居民全部捉拿殺掉。他草菅人命，濫殺無辜，到處判罪，而根本不知自己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犯罪。
嬴政晚年派許多方士為他求長生不死之藥，表現出對神仙之術的格外虔誠，但有一次，他漂渡於江河，到達湘山祠，遇到大風，幾乎不能上岸，他問隨行的博士說：“湘君是什麼神？”博士回答說：“聽說是堯的女兒，舜的妻子，葬在這裏。”嬴政聞之大怒，派出三千個服刑役的罪犯，把湘山（在今湖南嶽陽縣西洞庭湖中）上的樹木統統砍掉，使山嶺變成光禿禿的一片。嬴政這次無端發怒，向湘神示威，其暴虐已到了瘋狂的病態程度。他最後一次出巡，重病於途中，這時他非常討厭談死，群臣無人敢說，臨近死亡，他對群臣的威嚴未減，執掌符璽的宦官趙高正是利用這一威嚴，用假詔書逼死扶蘇，扶立昏庸的胡亥為二世皇帝，從而把秦國政治推向了崩潰的邊緣。
在統一六國前，嬴政曾車裂嫪毐，逼死呂不韋，連續誅殺為太後之事而進諫的近三十位大臣，又曾下令逐客，信讒而迫害韓非，他獨斷專橫的性格已有所表現，但由於對外戰爭的壓力，他有時不得不接受大臣的勸諫，在很多時候注意收斂自己的專橫行為。統一戰爭的完成一方麵急劇強化了嬴政的自信，另一方麵使他失去了對外的顧忌，變得剛愎自用、恣意妄為，再也聽不進不同的意見而濫開殺戒。嬴政後期的專橫殘暴是在專製體製下形成而後又被體製所強化、是在戰爭時期養就而後又失去戰爭製約的結果。他成就了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而後又不自覺地自我毀滅了這一初建的王朝。
唐人李白寫《古風》一首，稱頌了嬴政的雄才大略，又對其功成後的許多驕墮荒唐行為作了諷刺，大概隱含有對明皇時政的規勸。詩曰：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
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
雄圖發英斷，大略駕群才。
收兵鑄金人，函穀正東開。
銘功會稽嶺，騁望琅邪台。
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
尚采不死藥，茫然使人哀。
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
額鼻像五嶽，揚波噴雲雷，
鬐鬛蔽青天，何由睹蓬萊？
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回？
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千秋是非任評說
嬴政是一個複雜的曆史人物，他完成了秦國數代相繼的兼並事業，建立了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國家，他所建立的國家製度之模式對後世幾千年的中國社會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他殘酷暴虐、專橫獨斷，厲行政治上、文化上的極端專製，為後世皇帝一人操生殺予奪之權力的專製統治開了惡劣的先例。由於這些原因，他受到後世的種種評說，有人說他雄才大略、天資聰穎、威武強勇；有人說他殘暴無端、品格低劣、不齒人類。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對嬴政能夠作出兩點基本的估計。第一，嬴政繼承王位時是十三歲的少兒，他正式親政時二十一歲，由於年齡的關係及當時所受教育的可能程度，我們不可對他作出過高的評價；另一方麵，他確又完成了秦國的統一大業，手下也曾擁有過一批傑出人才，我們因而不能否認他作為一個創業君王所具有的才能和氣質。嬴政是一個剛毅果敢、敬才納諫、富有手段的普通人物，他在一個特殊的社會位置上順乎時勢地成就了顯赫的政績，但此後因眼光狹小，對自己估計失當，在無所製約的專製權力的頂端上濫施淫威、胡作非為，恣意踐踏人類的尊嚴。我們無法用“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這些簡單的定性詞語概括他的一生，他是在特殊社會條件下形成的一位複雜的曆史人物。第二，政績不全等於功績。政績是政治人物為追求自己一定理想目標而在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為及其造成的社會影響，而功績則是政治人物對社會發展起了積極作用的那部分政績。嬴政從十三歲即位到三十八歲統一天下，再到四十九歲死去，他一生有責任能力的時期全都處在大國君主的地位，確實創造了顯赫的政績，並極大地影響到後世，但我們認為，他的許多政治行為並不形成對社會進步的推動，因而並不構成他的功績。如果堅持大版圖的國度對社會發展有利這一認識前提而不作絲毫動搖，那麼，嬴政以戰爭兼並六國，我們自然就可以忽略其中殺人盈野的方麵，將此算作他對社會的一記功勞，然而，嬴政的統一是專製主義集權製基礎上的統一，他把專製政治發展到了極端。就當時的社會條件看，秦國自嬴稷之後的統一已成定局，嬴政即使不完成統一，統一天下的任務也會有其他的君王來完成。但是嬴政施行專製政治的許多行為對社會造成的破壞，卻是被後來的曆史明顯證明了的。例如他濫殺無辜，為封建社會對民眾的政治大迫害開了惡劣的先例，他以政治迫害手段摧殘了各階層為社會公開伸張正義的曆史使命感。又如焚書坑儒，使民族文化在傳播的前期就遭受了重大的浩劫。秦國當時在列國中文化相對落後，嬴政燒掉了其他國家的史書，使古代的許多珍貴典籍未能流傳下來，為後世的文化繁榮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他坑殺了數百儒生後，戰國時尊賢尚士的風氣被蕩然掃除，文化人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百家爭鳴的氣氛不再具有。其專製行為的後果影響到中國封建社會數千年的曆史。有人認為焚書坑儒是政治統一的要求，其實，政治統一和政治專製不是一回事，文化專製與政治統一沒有必然的聯係，文化專製僅僅是專製政治的本質要求，因為封建政治的高度專製需要文化專製的保證。我們無意苛求封建政治家嬴政，但從數千年的曆史聯係中可以發現，嬴政在政治上的集權專製與在文化上的專製均對社會沒有積極的作用。對其在政治上的專橫殘酷和在民族文化上的大破壞，一切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們都會分清其中的是非曲直而為嬴政的行為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