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秦國的議論
戰國時期群雄並爭的局麵最後以秦國的統一而告結束，秦國原是一個弱小的政治集團，春秋時的秦穆公時期開始躋身於華夏之列，為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戰國前期，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成功，極大地促進了經濟、軍事力量的發展，奠定了強大的基礎，使秦國在國力上處於列國的領先地位；惠文王嬴駟任用張儀進行穿梭外交，推行連橫策略，對列國分化瓦解，擴張了大片領土，進一步發展了國家的勢力；昭襄王嬴稷任用政治謀略家範雎和軍事名將白起，采用“遠交近攻”的戰略策略，以武力吞噬列國，威懾諸侯，使秦國的兼並之勢已不可逆轉；秦始皇嬴政承祖先之業，乘強盛之勢，任用一批文才武將，終於完成兼並，統一了天下，結束了諸侯紛爭的戰國時代。
戰國數雄並爭，秦國所以能在戰亂年代的競爭中長期處於領先地位並最終戰勝所有對手，有其本身的重要原因：第一，秦國特別善於吸收外地人才。秦穆公時，秦國雖僻居西域，但已開了重才招賢的風氣，這一國風傳至後世而不衰，戰國時先後有商鞅、張儀、範雎、蔡澤、呂不韋、尉繚、李斯等人才均自外地歸流，王稽出使魏國時曾私問驛卒鄭安平說：“汝知國有賢人而未出仕者乎？”（第九十七回）可見其國求才風氣之盛。秦國本地善出白起、王翦那樣能征慣戰的大將，而外來人才以其高超的政治謀略在秦國大顯身手，他們和當地人才相補充、相配合，構成了強大的人才優勢，使秦國的取勝有了最基本的前提和保證。第二，秦國在戰國前期的改革風潮中先走一步，並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一舉扭轉了被動挨打的境況，在數雄爭長中取得了戰略上的主動權。他們在改革中建立了適應戰時需要、體現中央集權的郡縣製政體，把廣大的農村置於嚴密的政治管理之下，財力足、兵源足，且能集中使用，其綜合國力的戰爭使用表現出極大的優越性，把其他國家甩在後麵，使他們可望而不可即。第三，從七國紛爭到天下一統，是社會矛盾係統運動發展的過程，總的看來，秦國在這一過程中沒有錯過任何發展的機會。在改革時期，商鞅成功地調整了國內的政治結構，使各類戰爭要素得到了較合理的準備和安排；在爭雄時期，外交活動家張儀在列國間縱橫捭闔，使秦國在相互製約、攪纏難解的矛盾係統中得以脫穎而出；在兼並時期，嬴稷操動秦國的虎狼之口對列國大吞大咽；在統一時期，嬴政不失時機地完成了使命。在整個戰國時期，秦國基本上未走偏路，它步步領先、步步緊連，直到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目標。第四，戰國中後期，秦國高層領導人體現出了極大的戰略氣魄和極靈活的鬥爭策略，他們在戰略上以多種方式與軍事鬥爭相配合。除過外交戰略外，他們使用了反間策略，如對合縱聯盟進行國家之間的反間，對廉頗、魏無忌、李牧等敵國人才的個人反間，都對秦國的軍事鬥爭起到了有力的配合。秦國後期還使用了收買策略，他們用重賂方式收買各國權勢人物，並且收到了相當大的成效。許多戰略方式的間插配合，極大地促進了兼並戰爭的進程。
戰國之世，秦國形成並逐步完善了一套封建專製製度，這一製度比較適應戰爭需要，在亂世爭戰中有其明顯的優越性，然而，這一製度在超過一定界限而被逐步強化中，也愈益顯示出了它的弊端：第一，專製的特性是權力獨占，秦國本有善於吸收人才的良好風尚，但在專製體製中，由權力之爭而引起的人才嫉害已顯端倪。範雎在隨王稽赴鹹陽途中，半路相遇的秦相魏冉就明確表示了不讓諸侯賓客入秦的意願，後來範雎敗白起破邯鄲之功，李斯陷害了同學韓非，專製權勢的不相容性刺激和激化了人際間的矛盾，窒息人才正常競爭的機製，扼殺了一批人才。具有尚賢曆史風尚的國度最終發生了焚書坑儒的事件，這是對專製製度消極作用的血的注釋。第二，專製權力下的人們，尤其是創國功臣充當著社會的悲劇角色，這些人幫助設計、構築和加強了國家的專製製度，沒想到他們本身也被置於專製權力之下；他們追求著自己的功名和權位，沒想到個人功名權位的膨大與專製權力的特性水火不容。既然專製權力在吸收了他們的合力後已經強大到他們誰也不能摧毀的地步，那專製權力就要粉碎他們。戰國時秦國的許多大臣未得好報，商鞅被車裂而死，白起被勒令自殺，呂不韋被逼上絕路，張儀逃魏避禍，範雎辭職得免，尉繚見險而逃，後與君王立誓自保，韓非自絕獄中，這一切絕非偶然的巧合，既然他們已經充當了專製製度下的悲劇角色，他們的悲劇命運就在劫難逃。第三，專製權力是社會的異化物，它從社會成員身上吸取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又不受他們的控製，必要時還會粉碎他們。人們常常對這一怪物認識不足，因為它寄生於自己身上，因而人們往往對其傾向於作出善的判斷，商鞅、呂不韋在被免職離開鹹陽時儀仗整齊、車水馬龍，他們在失職後仍想顯示自己的尊貴與成功，但專製權力將此視作向自己的示威和挑戰，因而毫不留情地粉碎了他們，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專製權力就是這樣捉弄人們，迫使人們把大量的智力用之於對它的揣摸和應付上，這樣，社會進展速度的減慢就成了必然的事情。
秦國由於自身的種種原因兼並了六國，統一了天下，但它把適應戰爭需要而形成的專製製度強化起來，並推行到全國，從而把社會引向了緩慢發展的渠道，中國社會後來用兩千年的時間勉強走完了數百年可能走完的路程。
題外的議論
戰國之世，韓、魏、趙、齊、燕、楚及秦七個大國相互爭戰，天下政局激烈動蕩。約二百年間，政治格局的演變基本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魏國最強，它西屏秦國，北兼中山，侵掠韓趙，魏罃執政時組織了各國會盟，首先稱王，這時候魏是天下的政治中心。馬陵之戰後，進入第二階段，齊秦兩國從東西方崛起，齊威王田因齊發憤圖強，商鞅在秦變法，兩國積累了雄厚的勢力，同時向魏國爭奪霸權，並在軍事上取得了成功，它們成為當時的強盛之國。嬴稷向齊閔王田地提議並稱東西二帝，反映出了當時各國力量對抗的實際狀況。第三階段，齊國被燕將樂毅所破，秦國則在許多戰場取得了重大勝利，它在實力上躍居各國首位，形成了對列國的兼並之勢，直到後來滅掉六國。在列國政治格局演變的第一階段上，魏與各國的矛盾最為突出；在第二階段上，魏國的霸主地位被摧毀，新的霸主尚未完全形成，七國爭長，互相進行戰略製約，合縱與連橫的矛盾比較突出；在第三階段上，秦國的霸主地位已經確立，它對六國的兼並與六國的反兼並成了天下政局的最主要矛盾。
在總的政治格局下，列國間的競爭和爭奪也表現出了種種複雜的情況：第一，每一階段上總有最為強盛的國家，但也有其他國家的圖強和暫時崛起。如第一階段上楚悼王任用吳起變法圖強；第二階段上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甚至籌謀攻襲鹹陽，燕昭王用樂毅為將，圖謀破齊；第三階段上魏無忌竊符救趙，令列國矚目等。第二，戰國之世貫穿始終並突出體現出來的是列國間的軍事鬥爭，但也有外交鬥爭、人才之爭及體製優劣之爭的緊密配合，外交鬥爭的地位在第二階段明顯提高。即使作為主要形式的軍事鬥爭，在各階段上的表現也有所不同，第一階段各國的聯係尚不密切，大範圍的相互製約尚不明顯，人們在軍事上更注重戰術的機敏，孫臏的陣戰和籌謀集中反映了這一特色；第二階段上軍事與外交結合密切，蘇秦佩六國相印，組合縱同盟，張儀拆散楚齊聯盟而後大攻楚國，趙國藺相如以外交勝利而與武將廉頗同張國威，都是這種特點的反映；第三階段上，各國間的聯係和相互製約明顯加強，戰爭規模浩大，人們在軍事上更注意戰略上的謀劃。秦國範雎提出“遠交近攻”的兼並方針，嬴政采納了部下提出的收買策略，精心安排兼並次序，都體現了這一時期的特點。第三，戰國之世，幾乎各國都有一個興盛時期，但除秦國外，各國都在一個點上走向衰落。魏國在戰國初強盛一時，馬陵之戰後一蹶不振；趙國在武靈王時崛起，沙丘之變挫其鋒，長平之戰大傷元氣而無力恢複；齊國在威王時強盛了一時，樂毅破齊後再也無力振作；燕國在樂毅破齊時聲威一振，田單反攻後旋即見衰；楚國在春秋晚期被吳國攻破後再也沒有恢複大國往日的強盛，戰國時吳起變法似看見了振興的希望，次年變法失敗，它一直走著下滑的道路。各國在自身的發展中，幾乎都有自己的高峰和低穀，這一現象的出現無不具有各自特殊的自身原因和外部原因。
戰國之世的社會狀況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趨勢：第一，各政治集團的用人觀念有了明顯變化。春秋時執政者注重對公室貴族的任用，企圖以此加強公室的政治統治，表現為對血緣關係的看重；戰國時的執政者看重對有才者的任用，王室貴族常常被當作施政的羈絆而對待，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反映了這時候的基本情況。第二，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對傳統禮儀觀念的尊崇一變而為對個人價值的追求。春秋時在禮儀觀念的束縛下，人們行事時常常考慮個人價值的社會效用，如虞國的百裏奚在晉國滅虞後拒絕見任於晉國；管夷吾在齊桓公封相時表現了極大的猶豫；衛國公子開方棄國而投齊，一直被管夷吾所懷疑等等，人們對個人價值實現後的社會效用顧慮極大。戰國時人們直接追求個人價值的實現而無所顧忌。如吳起、商鞅、孫臏、蘇秦、張儀、樂毅、範雎等人，他們在政治目標的選擇上均表現了對傳統觀念的背離，社會也完全接受了他們的選擇。因為分封製的被打破，公室利益被淡漠，個人意識隨著個人利益的突出而被加強，傳統觀念中的相應部分被整個社會所拋棄。第三，隨著人才觀念的加強和個人價值的突出，戰國時形成了一種尊賢養士之風，齊國孟嚐君田文、趙國平原君趙勝、魏國信陵君魏無忌、楚國春申君黃歇、秦國文信侯呂不韋等，他們利用個人擁有的經濟條件大養賓客。魏文侯、秦孝公、齊威王、燕昭王等廣延人才，齊國置稷下學宮。於是，全社會範圍的人才生長受到刺激，“百家爭鳴”的文化繁榮具備了優良的環境條件。第四，人們的政治意識明顯加強，他們對政治鬥爭的特點、意義和方式有了較深刻的理解。龐涓、蘇秦等人下山求仕，積極從政，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許多政治人物不惜以大筆錢財服務於政治的需要，如齊國的田氏一族“厚施買國”，燕昭王姬平築黃金台招賢，呂不韋破盡家財而作政治投機，嬴政以重賂收買各國權臣，許多人以家財養士、培植和發展個人政治勢力等，政治人物的價值趨向進一步明朗化。第五，外交活動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由於競爭的激烈，各國間製約關係的加強，外交活動的重要意義充分顯露，蘇秦、張儀、蘇代及藺相如等社會活動人物或外交人物應運而生，他們通過自己的活動對某些政治局向進行製約、限製或引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列國政局。在外交活動上，戰國時還出現了跨國界的政治人物，如蘇秦佩六國相印、樂毅晚年同時為燕趙兩國客卿等，另外還出現了一種有意任用心屬別國政治人物的情況，如魏國任用齊國田文為相，燕國準備任用秦國張唐為相等，這種任用均重於外交上的考慮。現實的政治格局不斷被打破，許多微妙的變動需要極靈活的外交來應付，各國在動態的相互製約中求生存、求發展。第六，人們的土地意識在增強，春秋時齊桓公曾主動割地於燕國，戰國時生產力發展，土地的經濟作用充分顯示，人們對土地的爭奪惟恐其少，主動割地成為不可想像。在人們的意識中，土地就是財富，土地就是人口，土地就是強大和占有，占有別國土地甚至成了軍事鬥爭的主要目標。第七，戰爭有了一些新的特點。生產力發展，可脫離直接生產的人口增多，加之人口的自然增長和各國對農村人口組織管理程度的提高，各國的軍隊數量大幅度增加，戰爭規模浩大，以攻城奪地為目的的軍事鬥爭也增加了戰爭的殘酷性，坑殺四十萬降卒的長平之戰是駭人聽聞的。同時，在軍事指揮上有了專門的將領，春秋時一般是身任卿大夫的官員直接指揮軍事，戰國時出現了廉頗、白起、王翦、樂毅等專門的軍事將領，這些人身經百戰，富有經驗，他們叱吒疆場，顯示了戰國時大大提高了的軍事戰術指揮藝術。第八，戰國時各國的興衰變化表現了一種加速度的發展趨勢，戰國開初各國的力量懸殊不是很大，其發展的起點基本相當，到了戰國中後期，個別國家明顯崛起，由此開始，在不長的時間內，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強者憑借他們已經取得了的一些優勢侵吞列國，其勢一發而不可收拾，終使其他國家的戰略防禦力量如土崩瓦解般全麵崩潰。
可以把戰國時期的數國爭雄看成是軍事的競爭，這一競爭總過程的三個發展階段可以分別視作準備時期、爭戰時期和決勝時期，數國競爭的勝利和失敗從不同角度向人們展現了爭戰中的一些共同規律：第一，爭戰的參與者必須要有比較高遠、正確和切實的戰略目標，必須對自己一定時期的政治目標觀察正確、設計細致，要對每一政治行為的後果有充足的估計和預料，因為激烈的競爭首先是對優先權、主動權和優越性的競爭，每錯走一步，就要受到他方的被迫，其後來的損失和衰弱很可能無法挽回。如魏國馬陵之敗、趙國長平之敗、齊國閔王之難、燕國姬噲的讓國及後來被田單攻敗、楚國懷王受騙上當等，都是一著不慎，危及了全局。第二，爭戰的參與者必須根據戰略目標的需要，及時進行方針政策的調整和某些製度的改革，以適應曆史任務的需要，在競爭尤為激烈的時候，尤其要注意加強人的利益的原則，弘揚人的個性，最大限度地調動內部成員的積極性，並通過合理的組織而提高本集團的整體功能。在這一方麵，誰能先走一步、誰能徹底一些，誰就可能獲取競爭的主動權。第三，為了確定的戰略目標，要敢於拋棄不合時宜或束縛自我手腳的陳腐觀念，要敢於樹立和推廣適應戰略目標需要的新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念，要對傳統的觀念進行理性的審查，要有觀念創新的勇氣。第四，爭戰的參與者要克服自我封閉、與人人為敵的心理態勢，十分注意外交和社會交往活動，爭取對其他參與者某些力量的借重，巧妙利用其他參與者的相互製約，為自我發展創造外部條件。第五，人才的歸流和事業的興盛互為因果，但從較深的層次考慮，掌握人才是事業強盛的前提條件。戰國時人才的基本流向是開始向魏國，後來指向齊秦，再後來指向秦國，這和戰國政治強盛點的轉移基本一致，顯示了人才對國家強盛的促進。爭戰的參與者隻有最大限度地、不拘一格地吸引人才，才能獲得取勝的保證。同時，在人才的吸引上，要特別重視外來人才的特殊作用。外來人才的優勢是文化結構相對新穎，對當地的弊端看得較準，其行為又無個人利害的顧慮，他們的革新措施常顯得堅決和徹底，但這些人物的劣勢是在當地社會根基不厚；對各階層間的深層製約了解不多，吳起、商鞅、範雎等人的政治行為及其命運就說明了這一點。在文化相對落後的地方，外地人才更易於大顯身手，如蘇秦幾處碰壁後在燕見仕、商鞅在魏受挫後於秦成其功等，均顯示了人才作用發揮的最佳地之所在。第六，爭戰參與國的高層領導人必須保證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必須有明確的戰略、出眾的才能、識才的慧眼、敢作敢為的膽略和機敏的頭腦，楚懷王受騙被拘、燕王噲輕信讓國、黃歇受騙被殺，表明政治上幼稚的政治人物，都會給本集團的利益及個人生命帶來災難性後果。高層領導人是爭戰一方的組織者，他們的成熟程度直接決定著本國對優勢的爭取和勝利的達成。
社會在劇烈的陣痛中走完了一段艱難的路程。一個苦難而偉大的民族，帶著傷痕、帶著鐐銬、帶著希望，經過了刀光劍影的廝殺和血雨腥風的洗禮，又在新的曆程上振作前行，身後留下了殷紅的鮮血，留下了深沉的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