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翦在軍事指揮上不拘成式，策略靈活，他富有經驗，多次出奇製勝。
洞察總戰局
王翦身為大將，他對東周以來軍事發展的勢態有深切的觀察與了解，故而對戰國末期的戰爭形勢有深刻的認識。嬴政在準備滅楚時，就用兵人數一事分別征詢大將李信和王翦的意見，李信回答說：“不過用二十萬人。”王翦回答說：“以臣愚見，非六十萬人不可。”（第一百七回）嬴政私下考慮說：“王翦老而固怯，不如李將軍壯勇。”遂任李信為大將，使率兵二十萬伐楚，李信連勝楚軍幾陣，後來被楚將項燕打得大敗，嬴政於是親自去請王翦出戰，王翦推辭不過，對嬴政說：“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嬴政疑惑地對他說：“五霸威加諸侯，其製國不過千乘，以一乘七十五人計之，從未及十萬之額。今將軍必用六十萬，古所未有也。”王翦中肯地對嬴政分析說：“古者約日而陣、皆陣而戰，步伐俱有常法，致武而不重傷，聲罪而不兼地，雖幹戈之中，寓禮之意。故帝王用兵，從不用眾。今列國兵爭，以強淩弱，以眾暴寡，逢人則殺，遇地則攻，報級動日數萬，圍城動經數年，是以農夫皆操戈刃，童稚亦登冊籍，勢所必至，雖欲少而不可得。況楚國地近東南，號令一出，百萬之眾可具，臣謂六十萬，尚恐不相當，豈複能減於此哉？”（第一百七回）聽了這番分析，嬴政感歎說：“非將軍老於兵，不能透徹至此，寡人聽將軍矣！”遂以六十萬軍隊授之。這裏，王翦深刻分析了戰國時代與春秋時代在用兵上的不同，第一，春秋時代人們尚存有相當的禮儀觀念，作戰中寓禮讓之意，有些集團甚至公開打起禮儀的旗號進行輿論宣傳和政治動員，他們為了自己特定的政治目的而進行軍事爭奪，但同時又想法顧及禮儀名分的要求。戰國時代，人們的禮儀觀念已十分淡漠，禮儀名分的占有已不成為軍事爭戰中的優越條件，因而它在戰爭中已不為人們所顧及，這時候，力量就是一切，禮讓反成虛弱，對軍事力量的一味追求成了列國爭雄中的普遍現象。第二，春秋時候人們的土地意識尚未形成，齊桓公曾向燕國出讓土地幾十裏，在當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時的霸主更多的是注重別國對自己的推崇與信賴，而不大注重對別國的土地兼並。戰國時候，人們的土地意識增強，對別國的兼並和蠶食幾乎成了軍事活動的惟一目標，土地的占領與保守要求軍事行動有一支數量可觀的部隊。第三，春秋時更多的是采取陣戰之法，這種戰法重在比武而不在殺傷，戰國時的作戰重在殺傷敵人，完全是實力的較量，生產力的發展也使更多的農夫“野人”有可能脫離土地而專事爭戰。王翦從上述諸方麵指出了戰爭趨勢的變化，從而說明了戰國時用兵之眾多的一般原因，針對伐楚之戰，他進一步認為，楚國遠在東南，地大人廣，若不動用充足的兵力，既不能保證進攻中的優勢，又不能保證對所占地盤的守護，兼並楚國就成了一句空話。王翦對戰爭形勢的上述分析是極為透徹的，充分表現了他對軍事大勢的熟悉和對戰爭態勢的把握。
伐楚取勝後，王翦率軍進至錫山（今江蘇無錫市西郊），當地人解釋說：“此山乃慧山之東峰，自周平王東遷於洛，此山遂產鉛錫，因名錫山，許多年來，取用不竭，近日出產漸少。”（第一百八回）秦軍在錫山埋鍋造飯，偶得一石碑，上麵有字：“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王翦借題發揮說：“此碑出露，天下從此漸寧矣！今後當名此地為‘無錫’。”王翦對此地的命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對當時戰爭形勢的認識。東周初期，冶煉技術的發展使當地的人們發現了山中的鉛錫，時值戰亂年代，人們將鉛錫用之於戰爭，因而在觀念上將產錫與戰爭聯係了起來，產生了“有錫兵，天下爭”的認識。但厭惡戰爭的心情使人們產生了對天下清平的向往，他們渴望“無錫寧，天下清”的社會。滅楚之後，王翦看到了秦國的統一事業即將實現的前景，他認為沒有戰亂的太平盛世即將到來，因而穿鑿附會，將當地人對太平之世的向往之詞看作對目下時勢的預察，並把他這種穿鑿附會的認識以命名的形式肯定下來。事實上，秦國統一十餘年即發生了大規模的戰亂，山中無錫並沒有保證太平盛世的到來，但王翦的認識和對無錫的命名，卻反映了他當時對秦國統一之必然性的認識和對暫時性軍事大勢的估計，他的這些認識有充足的道理，顯示了他對眼前戰爭局勢的明了。
常示退隱免君臣之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