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胡曾亦對白起含冤被賜死深表同情，認為正是這些無端之禍積累了秦國的沉淪。他詠詩《杜郵》曰：
自古功成禍亦侵，武安冤向杜郵深。
五湖煙月無窮水，何事遷延到陸沉。
應該說，白起對秦趙戰爭形勢的分析是比較正確的，長平戰後，趙人驚恐異常，士氣喪盡，又防守準備不足，而秦軍士氣正盛，極有可能一鼓攻拔邯鄲，滅亡趙國。韓趙割地請和兩年後，秦國攻拔邯鄲已不那麼容易了，一是趙國大痛初定，士氣上升，防禦上有所準備；二是老將廉頗重新回到軍事指揮崗位，他善於用兵，非趙括之比；三是秦國與韓趙講和不久，發動戰爭會失信於列國，將失道寡助。但白起自趙班師後，深恨範雎阻其滅趙之功，並怨嬴稷輕信範雎之言，於是與國家的兩位最高當權人產生了較深的隔閡，形成了心理對抗，他不屑於將自己的正確意見向他們正麵表達，而是在背後抱怨議論，使君王感覺到了他的怨恨情緒。當嬴稷命他上前線任將時，他固執己見，堅不肯行，後來又稱病推辭，公開表明了他對最高當權人攻戰方針的不合作態度，加深了雙方的思想隔閡。
在後來是否攻戰趙國的問題上，白起與兩位最高當權人意見不一，作為一名軍事戰將，白起希望自己的戰爭預言能被完全證實，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正因為這種心情的存在和不被理解，秦軍在戰場上未曾得手後，他成了最高當權人所嫉恨的對象。白起對自己的處境未曾覺察，他在這時不是隱藏鋒芒、消弭裂痕，為當權者找一些了事的台階，相反，卻在家中議論攻趙之事，張揚自己的戰爭預見，使當權者感到他在為秦國的失利而幸災樂禍，並且在嘲笑戰爭的策劃者，這就使雙方本來已有的矛盾進一步加深。白起被逐出鹹陽時，對自己的危險處境尚沒有足夠的估計，他口出怨言說：“範蠡有言：‘狡兔死，走狗烹。’吾為秦攻下諸侯七十餘城，故當烹矣！”這為範雎的進讒提供了把柄，成為他被害的直接導因。
白起與範雎、嬴稷的矛盾其實是早就具有的，白起是秦國前丞相魏冉一手提拔的戰將（見《史記·穰侯列傳》），魏冉與白起兩人將相相和，用事日久，後來見範雎初來秦國即得寵於君王，俱有不悅之意。不久嬴稷用範雎代替魏冉為相，白起難免有不服之心，白起對自趙班師之令提出反對意見，隻不過是使他們間的矛盾公開化罷了。嬴稷和範雎對魏冉的長期專權是有看法的，他們罷掉了魏冉之職，對白起繼續留用，並非不知道白起與魏冉的關係，隻不過是要利用白起的武略和才能，而當白起對他們的某些具體的戰略方針提出反對時，自然極易觸發他們的深層嫉恨。白起受範雎之讒言而被嬴稷賜死，在相當程度上體現著秦國派係鬥爭的繼續。
白起在杜郵接到嬴稷讓他自裁的命令後，感到非常震恐，他為秦國斬敵百萬，拔七十餘城，絕沒有想到君王會不念功勞，這樣處置自己，心理上感到了極大的逆差。他持劍在手，長歎道：“我何罪於天，而至此！”良久又自語道：“我固當死！長平之役，趙卒四十餘萬來降，我挾詐一夜盡坑之，彼誠何罪？我死固其宜矣！”（第九十九回）白起臨死前為自己一生效力於秦而深感悔恨，他把自己的下場看作是對自己一生殺人過多的懲罰或報應，達到了一種心理平衡，於是接受了嬴稷之命，舉劍而刎。白起之死，使秦國蒙受了重大的人才損失，列國失去了一位最優秀的戰將。宋人劉克莊有感於其人自刎前，作《白起》一詩雲：
太息臣無罪，胡為伏劍铓？
悲哉四十萬，寧不訴蒼蒼！
白起富有極高的陣戰才能，他出生於秦國大兼並的時代和國度，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所長，極大地促進了秦國的統一事業，沒有白起，秦國的統一可能要推遲許多年。馳騁疆場的陣戰養成了他剛硬不屈的性格，他自恃其功，在長平之戰後的攻趙問題上堅持己見，與最高當權人相頂抗，最後含冤而死。他為一個專製國家的發展征戰了一生，以赫赫戰功強化了國家的專製力量，而專製製度卻無情地粉碎了他，迫使他扮演了一場悲劇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