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稷執政的第四十一年，魏人範雎來投秦國，初次接觸，他感到範雎身具高才，遂將其迎入內宮，待以上客之禮，又屏退左右，長跪於前，請教國政，表示說：“寡人慕先生大才，故屏去左右，專意聽教。事凡可言者，上及太後，下及大臣，願先生盡言無隱。”（第九十七回）範雎向他提出了秦國在當時的內政和外交上應采取的策略方針，他當即拜謝說：“先生所教，乃肺腑至言，寡人恨聞之不早。”次日即以相印授予範雎，並封以應城（今河南魯山東），號其為應侯。後來，他聽說範雎早先在魏國時的仇人魏齊逃至趙國，當即表示說：“丞相之仇，即寡人之仇也，寡人決意伐趙。”（第九十八回）遂親率大軍二十萬攻趙，趙國將太後愛子長安君為質於齊，請求齊國出兵相助，秦將王翦恐戰兩國不勝，建議全師而歸，嬴稷對他說：“不得魏齊，寡人何麵見應侯乎？”他考慮再三，生出一個計策，最後以交友為名，誘騙平原君趙勝至秦，提出讓趙國以魏齊交換趙勝，最後還是得到了魏齊之首。範雎向嬴稷舉薦過兩個人物，一個是鄭安平，一個是王稽。鄭安平後來降魏，被嬴稷滅族。按照秦國之法，凡薦人不當者，與所薦之人同罪，按說範雎應該連坐受誅，但嬴稷破例表示說：“任安平者，本出寡人之意，與丞相無幹。”（第一百一回）再三撫慰，令其複職，當時群臣議論紛紛，嬴稷怕範雎心上不安，於是下令道：“鄭安平有罪，族滅勿論。如有再言其事者，即時斬首！”國人乃不敢複言，嬴稷又賜給範雎比平常更多的食物，以安其心。不久王稽私通魏國，嬴稷將其殺掉，但他同樣沒有追究範雎的責任，在範雎辭職時還表示了誠摯的挽留。
範雎是深有戰略謀略的人才，嬴稷一發現範雎之才，立即拋棄了他專橫霸道的作風，屈君王之尊，以重禮相待，叩以肺腑之言，並將國政相委，表現了他對人才的極端器重。他為了替範雎報仇，親率大軍伐魏，在不利的軍事形勢下，不惜用欺詐的外交手段達到目的。範雎薦舉之人叛國後，他一反秦國之法，破例對範雎進行保護，設法穩定其心，這些均表現了他對人才的愛護和珍惜。
為了弘揚自己的事業，嬴稷珍愛人才、器重人才、敢於大膽地任用人才，關鍵時刻又能出麵保護人才，無論是與田文的長期糾葛，還是與範雎的前後相處，嬴稷都表現出了重賢敬才的可貴風格，他在晚年曾對範雎歎息說：“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外多強敵，而內無良將，寡人是以憂之。”（第一百一回）他知道人才對於國家事業的作用，認識到人才是應付各種複雜情況、保證事業長盛不衰的根本，因而特別擔憂國家的人才不足。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他才長期思賢若渴、禮敬高才，使自己在執政期間取得了顯赫的政績，把秦國的發展推到了一個新階段。
鬥心鬥力，深諳鬥爭藝術
戰國時期的秦國君王中，有四代執政的政績特別突出，秦孝公主要依靠商鞅施政，惠文王主要依靠張儀來發展國勢，而嬴稷和後來的秦始皇嬴政都是在相國的協助下，主要依靠自己進行政治決策。嬴稷膽略兼人、才聰智敏，具有較強的政治能力，這也是他政績突出的一個重要原因。
嬴稷能看清當時列國政治鬥爭的實質，不受拘於傳統的道德規範和守信形式，他仗勢霸道，幹涉別國主權，公開欺淩列國，徹底拋棄了禮儀觀念，對政治目標的追逐更為直接和明確。熊槐被誘至鹹陽後，知嬴稷想以他交換楚國黔中之地，遂表示說：“寡人願割黔中矣！請與君王為盟，以一將軍隨寡人至楚受地。”嬴稷明確回答說：“盟不可信也。必須先遣使回楚，將地界交割分明，方與王餞行耳。”（第九十三回）熊槐先前曾相信張儀的口頭諾言，與齊國斷交後，派人隨張儀入秦收取六百裏商於之地，結果受到欺詐，他至此還看重盟約，天真地希望嬴稷能相信盟約而放歸自己，嬴稷不是一位政治上幼稚的人物，他知道沒有約束力的盟約不具起碼的可靠性，當即拒絕了熊槐的意見。相比之下，嬴稷對政治鬥爭的理解更為成熟和準確，更接近其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