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政治人物
秦君是五帝顓頊的後代，遠祖大費輔大禹治水有功，又為舜養馴鳥獸，舜賜他嬴姓，號為伯益，曾被禹選為繼承人而未就位。其後代輔佐夏、商之君，周武王伐紂時幾乎被誅。西周前期他們依傍趙國之祖造父居於趙城（今山西洪洞縣北）。秦祖非子善於喂養馬畜，居於犬丘（今陝西興平東南），周孝王聞之，讓他給自己養馬，馬匹繁殖很快，孝王聯係其祖伯益為舜馴獸的功勞，遂封非子於秦（即秦亭，在今甘肅清水縣東北），重賜嬴姓，讓其作為一個附屬國延續嬴氏的祭祀，號為嬴秦。周幽王驪山之難時，秦襄公出兵協助周室平定犬戎之亂有功，周平王東遷洛陽時封他為諸侯，贈給他岐山以西的土地，讓他從犬戎手中奪來占據，秦國經過兩代的戰爭，收複了這片土地。襄公六傳至秦穆公，秦穆公任用賢能，銳意圖強，曾三平晉亂，稱霸西戎，一時成為春秋強國，但因晉國在桃林之塞（約今河南靈寶以西、陝西潼關以東地區）扼其咽喉，秦國的東向發展一直受到阻塞。戰國時，晉國分而為三，力量削弱，秦國重新萌發了東進的念頭。
秦孝公嬴渠梁有感於東鄰魏國的強大，上台後招致賢才，衛鞅受任在秦國進行了全麵的改革，又乘魏國的馬陵之敗而出兵東進，使秦國迅速強大了起來。秦惠文王嬴駟繼位後，任用張儀為相國，以連橫策略對付列國的合縱，向外擴張土地，使秦國的勢力大大發展。昭襄王嬴稷為君期間，任用白起、範雎等將相，以極大的氣魄吞噬列國，他執政四十餘年，使秦國的兼並之勢已不可逆轉。呂不韋、王翦等人輔佐秦始皇嬴政，終於滅掉六國，統一天下，建立了曆史上第一個郡縣製的統一國家。商鞅、張儀、嬴稷、範雎、呂不韋、嬴政等人物對秦國在戰國之世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曆史作用，他們的才能與功業未可磨滅。
商鞅像衛鞅，約前390年至前338年人，戰國時政治家，衛國公族遠屬，名鞅，稱為衛鞅，喜好法家的刑名之學。戰國初見衛國微弱，不足展其才能，乃奔魏國，為相國公叔痤的門客，公叔痤很賞識他，推薦他為中庶子（掌管諸侯卿大夫庶子的教育管理），每有軍國大事必征求他的意見，後來又把他推薦給君王魏罃，讓其接替相位，魏罃未能任用。衛鞅聽說秦孝公下令招賢，遂西入秦國，通過嬖臣景監的引薦，數次向秦孝公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秦孝公任他為左庶長（秦國二十等爵位的第十一等），讓他主持變法改革，他因政績突出，後被升為大良造（秦國的第十六等爵，相當於相）。秦國強盛後，他乘魏國馬陵戰敗之際出兵攻伐，逼其獻出河西之地（今陝西合陽、澄城、大荔一帶地方，在黃河的西麵），遷都大梁，他因這次戰功而被封商（今陝西商縣東南）十五邑，號商君，故稱商鞅。前338年，秦孝公死後，他被政敵所誣陷，惠文王嬴駟收其相印，令其歸回封地，旋又派兵追捕，衛鞅欲逃魏國，魏拒而不納，遂逃商地，為官兵所捕，後被五牛分屍，車裂而死。
商鞅主持國政期間，奠定了秦國強盛的基礎，促成了秦在戰國之世國力上的領先地位，從他的施政行為看，他是一位集戰略家、謀略家和改革家於一身的政治人物。
胸中有丘壑的大局觀
商鞅具有多種治國方略，他見秦孝公時，先曾以帝道、王道之方略獻陳，孝公均不感興趣，後以霸道方略進獻，正中孝公之意。商鞅不僅掌握這些治國方案，而且明了這些方案的實施方針，對於爭伯稱雄的方案，商鞅介紹說：“伯者之術，與帝王異。帝王之道，在順民情，伯者之術，必逆民情。”他對孝公講：“夫琴瑟不調，必改弦而更張之。政不更張，不可為治。小民狃於目前之安，不顧百世之利，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第八十七回）可見，商鞅在施政前，心中有一套成熟的戰略方案及其實施方針，他的政治行為從不是盲目施行，總是服務於一個大的戰略目標，是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一種手段。政治戰略的確定使他在施政過程中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曲折，迅速達到了強國的目的。
軍事鬥爭在戰國時被提到了首要的政治地位，商鞅曾向孝公分析秦的軍事形勢說：“秦魏比鄰之國，秦之有魏，猶人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即秦並魏，其勢不兩存矣。”春秋以來晉國長期稱霸，阻塞著秦國的東向通道，戰國初期魏國強盛，勢逼秦國，曾對秦形成嚴重威脅，商鞅的分析是以地理狀況為出發點、依據曆史與現狀而對軍事形勢作出的正確判斷。當時魏軍十萬精兵方被齊國孫臏擊敗於馬陵，商鞅根據他對軍事形勢的如上分析，及時製定了秦國用兵爭霸的總體戰略，他向孝公說：“魏今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乘此時伐魏，魏不能支，必然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製諸侯，此帝王之業也！”（第八十九回）商鞅的軍事戰略包括了用兵的方向、目標、步驟及時機。秦國後來一段時間的軍事行為，都受到這一戰略思想的指導或影響。
秦國國勢有所複蘇後，商鞅及時將國都由雍（今陝西鳳翔縣南）東遷於鹹陽（今陝西鹹陽東北）。秦國政治中心的東移，為後來的東向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條件，也表明了秦國高層決策人誌吞天下的戰略雄心。
才能出眾的謀略家
商鞅在魏國時，常替相國公叔痤籌謀軍國大事，慮事無不正確，公叔痤臨終前病榻薦衛鞅，建議魏罃對衛鞅不用即殺，青年衛鞅對魏罃的態度和自我處境的分析估計充分顯示了他出眾的才能。
商鞅在秦國製定的新政與民俗相去甚遠，新法出台前，他怕民眾不予相信，視為兒戲，於是將一根木頭立於城之南門，使人看守，布告市民說：“有能徙此木於北門者，予以十金。”許多人都來圍觀，覺得奇怪，不知其真實用意，竟沒有人敢來扛走，商鞅一直將賞金增至五十金，眾人更感疑惑，有一個人想道：“秦法素無重賞，今忽有此令，必有計議。縱不能得五十金，亦豈無薄賞！”（第八十七回）於是大膽出麵，將木頭扛至北門，許多人跟著觀看，商鞅召來扛木者，將五十金如數付與。人們將此事互相傳說，都覺得左庶長出言必信，出令必行，商鞅遂在第二天頒布了新法。商鞅初到秦國任職，民眾對他陌生，他要頒布新法使民執行，首先需要民眾對他有起碼的信任，他通過設獎移木當場兌現的方式建立自己在民眾中的信譽，把自己有令必行的施政風格從側麵告訴給了民眾，從而大大提高了民眾對新法的信任度。
商鞅得知魏國新敗於齊，遂乘機率兵伐魏，魏國大夫公子印率軍迎戰，屯於吳城，吳城是魏將吳起守西河時所築，非常堅固，難於攻取，商鞅遂決定以計取之。他當年在魏國時與公子印私交很深，遂寫信給公子印說：“鞅始與公子相得甚歡，不異骨肉，今各事其主，為兩國之將，何忍治兵，自相魚肉？”提出願與他釋兵相會，樂飲而罷兵。公子印本為講和而來，見信非常高興，即約定時間在玉泉山相會。商鞅假傳軍令，讓秦軍前營盡撤，卻暗中吩咐他們以射獵為名，四散埋伏。玉泉山時為魏國之地，商鞅至期率少量隨從先行到達，公子印見狀，亦辭掉兵士來會，商鞅安排名叫烏獲、任鄙的兩位秦國勇士為公子印敬酒，乘機拘拿了魏國一行人員，山後伏兵將逃散的魏人全部擒拿，不曾走漏一人。之後，他讓烏獲假作公子印坐於車中，任鄙扮作護臣單車隨後，又讓捉獲到的魏人帶路，叫開吳城，放兩位勇士入內，商鞅親率大軍趕來，裏應外合，占領了吳城。
在計破吳城的過程中，商鞅首先利用公子印的求和心理，以敘舊為由，誘其赴會，並用撤兵等手段麻痹對方，使其解除武裝，他暗做準備，巧獲魏軍主將及其隨行。這可算是一次早先的“鴻門宴”。抓獲公子印後，他又假扮人物，智取了吳城，輕而易舉地奪取了一座堅固的城堡。商鞅在吳城得手後，率兵長驅直入，直逼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魏國被迫割河西之地以請和。這次用兵充分顯示了商鞅的軍事才能及其過人的謀略。
尚法致富國力
商鞅根據自己關於霸道的治國方略提出了他的政治綱領，他對孝公說：“夫國不富，不可以用兵；兵不強，不可以摧敵。欲富國莫如力田，欲強兵莫如勸戰。誘之以重賞，而後民智所趨；脅之以重罰，而後秦國變法與統一的關係民知所畏。賞罰必信、政令必行，而國不富強者，未之有也。”（第八十七回）商鞅要把他施政的重點放在農戰方麵，他要用獎罰的法製手段促進國民的農戰積極性，從而達到強國的目的。根據這一思路，他在前356年和前350年兩次頒布新法，全麵推行了他的改革方案。他的改革措施有如下許多方麵：
第一，開辟土地，確定租稅。新法規定凡郊外曠野，除過車馬必經之路及田間阡陌，附近居民均可開墾成田，其後按實際畝數照常納稅。全部取消井田製，租稅一律按畝征收。這一措施擴大了國家的耕地麵積，為農業的發展創造了更好的自然前提，也為國家增加稅賦收入創造了條件。同時，井田製的廢除也包含了土地製度的根本改革。
商鞅方升
第二，獎勵農耕，重本抑末。新法鼓勵男耕女織，規定生產粟帛量多的農民，稱之為良民，免一家之役，因懶惰而導致貧窮的，沒收其財產，使其成為官家奴仆；對工商者實行重稅。這一措施是企圖通過經濟和行政手段把國民引導到農業生產上來，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新法還規定一家有兩個成年男子的必須另立家戶，否則就要加倍征賦。因為軍賦是按戶征收的，這一措施以強化一夫一婦為單位的小農經濟，又可增加國家的賦稅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