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之世以軍事爭戰為主要特征，趙國同樣被卷入了軍事爭戰的漩渦，同時，趙國與匈奴、林胡、樓煩接壤，這些遊牧部族經常以騎兵侵擾趙國，在戰場上輕便靈活，很有優勢，趙雍為了徹底改變軍事上的被動局麵，造就一個威服海內的強趙，決定實行“胡服騎射”，命令國人改穿傳統的寬袍大袖為胡人的短裝服飾，束皮帶，用帶鉤，穿皮靴，並大力發展騎兵，訓練士兵馬上射箭的技術，改變傳統的車戰。經過一番改革和訓練，趙軍的戰鬥力迅速提高，由此取得了對外戰爭的一係列勝利，拓地數百裏，甚至一度產生自九原（今內蒙古包頭市西）突襲鹹陽，並吞秦國之誌。
趙雍的胡服騎射，是著眼於軍事並側重於軍事的民俗改革。當時中原諸國文明程度較高，自視禮儀之邦，對異邦風俗自有一種蔑視心理。趙雍在軍事實踐中能發現胡服的長處，敢於拋棄傳統服飾，公開提出采用胡服，表現了他不守成規、重視現實的認識態度和移風易俗、革舊布新的行動魄力。
民俗是祖宗的傳統，又培養了當時人們的行為習慣，由於人們崇拜祖先與安於現狀的心理，其改革麵臨相當大的阻力與困難，趙雍在進行這場改革的過程中，采取了如下一些重要的措施：第一，召集肥義等大臣商討改革，爭取這些進步人物的支持，在朝中形成一種改革勢力，避免孤身作戰。第二，駁斥保守分子的反對言論，強占輿論陣地，擴大宣傳和影響，提出“理世不必一道，治國不必法古”，“以古製今者，不達於事之變”（見《戰國策·趙策二》）。為改革做思想輿論準備。第三，看準目標，下定改革決心，並公開宣布於眾，以示絕不動搖之誌。趙雍認識到：“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他決心不計較世俗的反對和嘲笑，堅決改革到底，因為他知道：“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二句見《史記·趙世家》）他對改革的意義和作用有極高的自信。第四，自己率先執行改革內容，為全民作出榜樣。領導者的行為對民眾有極大的影響力，麵對反對者的阻力，趙雍首先采用胡服，對改革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第五，在朝臣意見還未完全一致時，趙雍數次出麵，陳說利害，說服了自己的叔父趙成。爭取趙成讚成改革，是趙雍一個極重要的策略，他爭取到了上輩的支持，既減輕了自身的壓力，又奪走了保守分子賴以支持的後盾。第六，趙雍在改革的同時不斷爭取軍事成果，用現實的軍事成果向人們證明改革的意義。經過一段時間後，這項改革終於被人們徹底理解和心悅誠服地接受。
趙雍關於胡服騎射的改革是成功的，其所以能成功，一是由於趙雍作為國家主要領導人，對此認識明確，決心大，措施得力；二是由於在社會係統中，這畢竟隻是一個單項改革，不是過分複雜，尤其是，這一改革不牽扯人們的實際利害，不至於反對勢力矛盾激化，被人們徹底接受的餘地更大些。
舍權讓位全力吞秦
胡服騎射的實行，軍事上的強盛使趙雍雄心大增，他籌劃取路雲中（今內蒙古托克托旗東北），自九原突襲鹹陽，吞並秦國。因感到手下諸將不可專任，遂決定讓兒子趙何專治國事，自己全力治軍，經略四方。他召集群臣大朝於東宮，傳位給趙何，自己號稱主父，使肥義為相國，李兌為太傅，趙成為司馬。
趙雍的吞秦計劃包含了極大的雄心，就當時的實力相比，趙國遠趕不上秦國，但秦國恃兼並之誌，一直東向用兵，又南侵楚國，對北方防範較少，趙雍準備繞道九原，利用輕騎之優勢，偷越沙漠荒原，直下秦都鹹陽。在秦國北線準備不足的情況下，隻要實施得法，趙雍的這一戰略計劃是有可能實現的。而且，秦國當時已正麵開始吞並列國，秦國隻要存在，趙國滅亡的危險也總是同時存在的，隻有給秦國以摧毀性的打擊，才能從戰略總體上消除趙國的危險。趙雍吞秦計劃的實施確是有些風險，但這是弱中求勝、解除戰略隱患的必要一著，如果成功了，將足以扭轉戰國的局勢。
這一戰略計劃的實施，對領兵之將的智謀、膽略、權威和經驗等方麵都有極高的要求，鑒於這種情況，趙雍決定親自擔任軍隊指揮，為了把自己從國事中解脫出來，他將王位提前傳於趙何，保證自己能專心致誌於軍事方麵，並著手進行戰略計劃的準備工作。君主生前將王位交給兒子，這在以前的曆史上是幾乎沒有過的，但趙雍是一個極重現實的政治人物，比如數年前魏、韓、燕、中山與趙國相約五國互相尊立為王，趙雍獨持否定態度，堅持說：“無其實，敢處其名乎？”（《史記·趙世家》）令國人稱自己為“君”。麵臨當時的戰國形勢，趙雍清楚地看到，不摧毀秦國，即使自己名為趙國之君，國家也會遲早衰亡；而如果能在軍事上摧毀秦國，即使自己舍掉君位，也會有國家和自己長久的未來。趙雍讓出王位，全力治軍，與曆史上君臣親屬間爭權奪位的事實形成極鮮明的對照，表現了他以國家利益為重的胸懷和注重現實的高遠的政治識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