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起的人生目標是在政治領域建功立業，獲取高官厚祿，但他的行為和手段與社會的道德觀念嚴重抵牾，他在魯受賄，在魏論功爭權，這些行為直接觸犯各集團用人的政治標準，他兩次棄官而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個人在政治領域中的必然結局。
儒家學說在春秋末期的產生有著相當深厚的社會基礎，自孔丘係統闡發後，在戰國之世已具廣泛的市場，是當時的所謂“顯學”，它要求人們崇尚禮教，其社會影響是較大的，但吳起的行為恰好與禮教的要求格格不入。他辭母遊學，拜曾參為師，學習非常刻苦，曾參有次問他為何不回家看望老母，吳起照實回答說：“起曾有誓詞在前：‘不為卿相，不入衛城。’”曾參見他不守孝道，已心惡其為人。後來母親死去，他聞訊後哭號一陣，旋即收淚照常讀書，曾參發怒道：“吳起不奔母喪，忘本之人！”遂與之斷絕師徒關係，不許相見。吳起雖然刻苦好學，但他的行為嚴重違背了儒家所倡導的做人的行為準則，不合於禮教，非但不能成為真正的儒士，反倒有損儒門聲譽，這是曾參逐徒的根本原因。
吳起殺妻求將，貪財好色，這些行為均悖於禮教，吳起就是這樣一個行為無拘、我行我素的人物，他不為禮教約束，不怕社會輿論，敢冒天下之不韙。然而，吳起並不是有意反對禮教，或要向禮教挑戰，而是他不拘規範，不守禮教，他要不拘手段地追求個人的人生目標及生活享受，而無視這一過程的道德審判。他的行為既然不能為禮教所容，不能為社會的道德規範所容，他本人因而也就不能為社會完全相容。
獨特的治軍觀
吳起在魯國受命為將後，完全采取了一種新的治軍方法，他在軍中與士卒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與普通士兵同甘苦。行軍中見有的士兵負荷過重，便主動幫助分擔，碰到有病疽的士兵，他親自為其調藥，甚至以口吮其膿血。與齊軍對壘後，齊將田和暗中派人觀察吳起的所為，但見吳起正與軍中最下等的士兵席地而坐，分餐同食，田和聽到如此回報，笑著說：“將尊則士畏，士畏則戰力。起舉動如此，安能用眾？”遂對吳起產生輕視之意。
其實，吳起的治軍方法在當時反映出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治軍觀，這種治軍觀獨特出眾，以至於不能被田和所理解。吳起治軍觀的要害是恩化士卒，以便能掌握其心，他一反常規治軍中“威加士卒、以用其力”的傳統方法，把很大的精力投入施恩行為，以人心的征服為治軍的主要方麵。在後來的軍事戰場上，士卒深感吳起之恩，個個摩拳擦掌，願為死戰，實際效果也證實了這種治軍方法的優越性。應該說，在當時等級觀念尚嚴重存在著的東周社會，吳起的治軍觀首創了一條治軍的新思路，開辟了將帥用兵的新方法，隨著等級觀念的逐步淡化，這一治軍方法的優越性愈益顯示出來，終於被更多的軍事將帥所接受。
吳起治軍觀的形成與他的貧賤出身有關，同時得益於他不拘常規的思維方式，它的優越性及其軍事意義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單純用這一方式，或者將其強調過頭，難免發生士不畏將、軍紀難申之弊，如果在施恩的治軍方法中能佐之以示威，劃清範圍，恩威兼濟，則不失為治理軍隊的更上之策。
吳起在魯求將時表示說：“齊寇已深，今日不是某誇口自薦，若用某為將，必使齊兵隻輪不返。”他對自己的軍事才能有極高的自信。吳起率軍到達前線，兩軍相持，齊將田和派下屬張醜以講和為名，特至魯軍窺探消息，吳起將精銳之士藏於後軍，以老弱士卒相示，待客之禮甚為恭謹，張醜問起他殺妻求將之事，他驚恐回答說：“某雖不肖，曾受學於聖門，安敢為此不情之事？吾妻自因病亡，與軍旅之命適會其時，君之所聞，殆非其實。”張醜提出兩軍結盟通好之事，吳起喜形回答說：“某書生，豈敢與田氏戰乎？若獲結成，此乃某之至願也。”他將張醜留於軍中，歡飲三日，從未談及兵事，臨別時又再三致意，以求和好。張醜離去後，吳起暗調兵將，分三路尾隨張醜之後。田和聽得張醜回報，以為魯國兵弱無用，將無戰誌，全不準備，不料外麵鼓聲大震，魯兵突然殺至，三路夾攻，齊兵大敗而逃。
看來，吳起的自信心是建立在他能對軍事戰術的熟練運用之上的，他能根據具體的戰場情況采取隨機應變的戰術策略，出奇製勝。這一次，張醜來魯營講和，入侵國與防禦國無故講和，這一般是不可能的事情，吳起對對方的真實來意是有正確估計的，他將計就計，以假示敵，設下圈套，讓張醜充當虛假情報的傳遞人，他藏精示弱、舉止驚恐、自稱書生，旨在麻痹齊軍。當假情報傳給敵軍，對方還沒有充足的時間思考其真偽和采取對策，處於全無準備的狀態時，他集中全部兵力突襲夾攻，打了敵人個措手不及。
不拘成規、隨事成策是吳起治軍和戰術上的一大特色，他能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地采取製勝的手段，在各種具體的特殊情況下確有應變之才。他後來在楚國變法，支持他的楚悼王死後，政敵們乘喪作亂，一齊持弓欲射殺他，他奔入王寢，抱王屍而伏，眾箭射來，傷及王屍，吳起大叫道：“某死不足惜，諸臣銜恨於王，戮及王屍，大逆不道，豈能逃楚國之法哉！”（本部分引文均自第八十六回）言罷而亡。不久，楚國太子繼承王位，追究射屍之罪，將追殺吳起的大臣全部捉拿斬首，滅七十餘家。吳起在危難時刻的機智，也足以反映他在具體事情上隨機應變的才能。這種機變能力被用於軍事上，自然能收到出奇製勝之效。據說，吳起在魏為西河守的兩年間，運用出奇戰術，陸續攻取了秦的臨晉（今陝西大荔東南）、元裏（今陝西澄城縣南）、洛陰（今大荔縣西南）、郃陽（今陝西合陽東南）等城，並一直攻到鄭（今陝西華縣），戰果相當輝煌。
吳起是戰國初期著名的兵家，他思維靈活，不拘常規，有獨特的治軍方法和戰術，然而，不拘常規的思維特點使他在道德倫理領域變得不守禮教、貪權好色、性格殘忍。他才能高超、品行低劣，是一個才高無行的政治人物。
翟璜當年向魏斯推薦吳起時表示說：“臣所舉者，取其能為君成一日之功，若素行不足計也。”（第八十五回）翟璜之言反映出他對吳起的基本估計，也表明了對吳起可以利用的明確態度，對於這類人物，高明的領導人既不是信而重用，也不是棄而不用，而是在防範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