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吧。”他悄聲卻又威嚴地說。
“你怎麼啦？”
“念吧！”他重複了一句，他聲音裏既有請求又夾雜著不快。
我接著往下念，時不時地瞟他一眼，他愈發激動了。從他身上透出一種讓我亢奮和陶醉的氣息—就像某種熱氣騰騰的霧。於是我念到了斯堅卡是如何被捕的。
“被捕啦！”加那瓦洛夫叫了起來。
這叫聲裏充滿了痛苦、委屈、憤怒。
他額頭直冒汗，眼睛奇怪地圓睜著。他從木櫃上一躍而下，高聳在我對麵，激動不已，把手放在我肩上，急匆匆地大聲說：“等一等！別念了……說一說，接著怎麼樣？不，停一停，別說！處死他了？啊？快念！馬克西姆！”
可以認為是加那瓦洛夫，而不是弗洛爾卡—才是拉辛的親兄弟。似乎三百年來，某種至今沒有中斷的血緣關係把這個流浪漢和斯堅卡連接起來，這個流浪漢以活生生的、結實軀體的全部力量，以“無比”苦惱的心靈的全部激情感受到三百年前被捕的自由之鷹的痛苦和憤怒。
“念吧，看在基督的份上！”
我興奮而又激動地念著，感覺到自己的心在跳，與加那瓦洛夫一道體嚐著斯堅卡的苦惱。我們這就念到了刑訊的那一段。加那瓦洛夫把牙咬得喀喀作響，他那雙藍色的眼睛在閃爍著，像炭火一樣。他在後麵撲到我身上，眼睛同樣也沒離開書。他的呼吸聲響徹我的耳際，把我的頭發從頭上吹到了眼前，我甩了甩腦袋，想把頭發弄開。加那瓦洛夫看見了我的這一舉動，便把他那隻重重的手掌放到我的頭上。
“這時拉辛把牙咬得喀喀響，把牙和血都吐在了地上……”
“得啦！……見他的鬼！”加那瓦洛夫叫道，把書從我手中一把搶過去，用力扔在地上，然後就癱坐在上麵。
他哭了，由於不好意思落淚，他號著，為的是不致哭得太厲害。他把頭埋在膝蓋裏，一邊哭著，一邊在那髒兮兮的斜紋布褲上擦眼淚。
我坐在他前麵的木櫃子上，不知道用什麼話來安慰他。
“馬克西姆！”加那瓦洛夫坐在地上說。“簡直可怕極了！彼拉……瑟索伊卡，還有斯堅卡……啊？這是什麼樣的命運呀！……他居然把牙齒都吐出來了！……啊？”
他全身顫抖了起來。最讓他吃驚的是斯堅卡那吐出來的牙齒，說到牙齒，他時不時地痛苦地抖動著雙肩。
在我們麵前展現的這幅痛苦而又殘忍的場景使我和他像是喝醉了似的。
“你再給我從頭到尾讀一遍，成不？”加那瓦諾夫從地上把書拾起，遞給我，說服我道，“還有，指給我看看，哪塊兒寫到了牙齒？”
我指給他看了，他用眼睛盯著這幾行。
“是這樣寫的：‘把自己的帶血的牙齒吐了出來？’可這些字和別的字一樣……天啊！不把他給痛死啦？啊？連牙齒都……後來怎麼樣啦？處死了？哎呀！天啊，還是把人給處死了！”
他顯得充滿激情，快活無比，眼睛裏洋溢著滿意之情，極力希望受苦受難的斯堅卡快點死的憐憫之情使我不寒而栗。整整這一天我們都被一種奇怪的霧籠罩著，我們老是談論斯堅卡，追憶他的生活，寫他的那些歌兒和他受的嚴刑拷打。有兩三次加那瓦洛夫用他那洪亮的男中音唱起歌兒來，但又突然不唱了。
從此以後我們彼此更加親密了。
我又給他念了幾次《斯堅卡·拉辛的暴動》及《達拉斯·布爾巴》和《窮人》。達拉斯同樣引起了我的聽者極大的興致。但是達拉斯沒有科斯多馬羅夫的書那樣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加那瓦洛夫不理解馬卡爾·傑烏什金和瓦利婭。馬卡爾信裏的語言隻讓他覺得可笑，而對瓦利婭他則抱著懷疑的態度。
“真有你的，對老頭兒這麼鍾愛！狡猾的女人！……可他—是個這麼個醜八怪！馬克西姆，你可別再念這些個無聊的玩藝兒！這有啥意思！他給她寫信，她給名寫信……真是糟踐紙張……讓他們見鬼去！既不可憐，也不可笑，幹嗎要寫？”
我向他提起波德裏波沃村的人們，可他並不同意我的看法。
“彼拉和瑟索伊卡—這是另一種人！他們是活生生的人兒，他們生活著，戰鬥著……而這些人都幹了些什麼？光知道寫信……無聊透頂！這些人都不能算是人，寫得不咋樣；是憑空想出來的，瞧達拉斯和斯堅卡，要是他們湊在一塊兒……我的天啊！他們會幹出多大的事。那時彼拉和瑟索伊卡—會振奮精神是嗎？”
他搞不清時代，在他的想象中他所喜歡的英雄都生活在一起，隻是其中兩個在烏索裏埃，一個在霍霍爾，一個在伏爾加……我磨破嘴皮子才使他相信，哪怕瑟索伊卡和彼拉順著卡馬河而下，他們也不會遇上斯堅卡，斯堅卡就是走過頓河高加索到霍霍爾，在那兒他也找不到布爾巴。
當加那瓦洛夫明白是怎麼回事後，十分不快。我試著給他講一講布加喬夫暴動，想看看他對葉美爾卡的反映。加那瓦洛夫對布加喬夫是橫挑鼻子豎挑眼。
“哎，頭號騙子，—真有你的！冒充沙皇作亂……毀了多少人，狗雜種！……斯堅卡呀？—這，老弟，就是另一碼子事了。而布加契—隻不過是個卑鄙小人而已。真夠勁兒！我說還有沒有像斯堅卡這樣的書？去找一找……但你把這個讓人肉麻的馬卡爾擱在一邊兒—沒意思。你最好再念一遍，斯堅卡是怎麼被處死的……”
在過節的時候我和加那瓦洛夫過河到草地去。我們隨身帶上一點伏特加酒，麵包和書，照加那瓦洛夫對這種旅行的說法是，我們從一清早就到“自由的空氣中”。
到“玻璃廠”去是我們特別感興趣的。不知道怎麼會這樣稱呼這棟坐落在不遠處的田地上的建築。這是一棟石砌的三層樓的房子，屋頂已經坍塌，窗框已經變了形，有幾個地窖整個夏天到處都是濕氣熏人的泥濘，這棟房子呈綠灰色，一半已受損，仿佛要倒下來一般，它從田野上用它自己那些黑漆漆的，凹進去的，殘損不全的窗子眺望著城市，可憐巴巴，行將就木。春訊時，這棟房子年複一年被河水衝洗，可整棟房子從窗框到地基都蓋上了一層綠黴，仍舊巋然不動，四周都是水窪，擋住了時常來訪的警察，—它聳立著，雖說沒有窗框，卻給形形色色來曆不明和無家可歸的人們提供了安身之處。
樓房裏總有很多人，衣衫襤樓的，忍饑挨餓的，怕見陽光的，他們像貓頭鷹似的生活在這棟破樓裏，我和加那瓦洛夫是他們的座上客，因為他和我，從麵包房出來時，總是帶了又大又白的圓麵包，在路上還買了一俄石伏特加酒和一盤“熱菜”—肝呀，肺呀，心呀，肚呀什麼的。隻需花上兩三個盧布我們就能請加那瓦洛夫所稱的“玻璃廠的人們”美食一餐。
作為回報，他們給我們講故事，所講的故事中，驚心可怖，撼人心魄的真事和最樸實的謊言神奇地交織在一起。每個故事在我們眼前仿佛如一條條花邊，上麵多半是黑線—這是真事，色彩豔麗的線—是謊言。這種花邊落進了腦海和心田，並用它那各種各樣殘酷的，讓人心痛的畫麵緊壓著腦子和心，壓得它們發痛。“玻璃廠的人們”用他們的方式愛著我們—我時常念書給他們聽，而且他們幾乎總是聚精會神，若有所思地聽我說書。
這些被生活所拋棄的人對生活的深刻理解使我驚訝不已，我如饑似渴地聽他們的故事，加那瓦洛夫聽的目的是想駁斥講敘者的高論並且把我也拽進去爭論一番。
聽了一個衣著奇特，看上去不好惹的人所講的生活和墮落的故事，—聽了這種帶有證明和辯護意味的故事，加那瓦洛夫若有所想地微笑著並搖了搖頭。這一舉動被人察覺了。
“你不信，廖沙？”講敘者叫道。“不，我信……怎麼能不相信人呢！就是你看到—他在撒謊，也得相信他，聽他講，並且盡力去理解他幹嗎要說謊。有時候說謊比說真話更能說明一個人……而我們對自己又有什麼真話能說呢？隻能是一些汙言穢語……可說謊要好一些……是嗎？”
“是呀，”講故事的人讚同地說道，“可你為什麼仍搖頭呢？”“為什麼？因為你推論得不對……你說起來好像是你的夥伴們和各式各樣的路人而不是你自己導致了你整個一生。可這段時間你又上哪兒去了呢？你為什麼沒有力量來自控你的命運呢！結果是我們總是怨天憂人，可我們也是人呀！也就是說，我們也同樣可以被人怪罪，別人妨礙了我們的生活—意味著我們同樣也妨礙了別人的生活，對不對？哈，這又怎麼解釋呢？”
“應該建立一種無拘無束的無人妨礙的生活。”別人對加那瓦洛夫說。
“又由誰來建立生活呢？”他得意洋洋地問道，擔心別人會搶先回答，又立即答道，“我們，我們自己！如果我們不能建立生活，建立得不好，那我們又如何建立生活呢？歸根結蒂，我的弟兄們，關鍵全在—我們！嗯，可是顯而易見，我們是些什麼人……”
他遭到他人的反對，為自己辯護，可他一味地堅持自己的看法：沒有人在什麼地方有負於我們，人們都是咎由自取。要他放棄這種論點的根據是極為不易的，要接受他對人們的看法也很難。一方麵，他認為他們在法律上有能力建立自由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麵，—他們是如此軟弱，脆弱，一無所長，隻會你怨我我怨你。
大多數時間，這類爭論總是從中午開始，幾乎要到半夜才能作罷，然後我和加那瓦洛夫一道從“玻璃廠的人們”那兒踩著齊膝深的泥濘，摸黑回來。
有一回我們險些兒陷入這類泥坑中，還有一回我們碰上了圍捕，並在警察區同２0個“玻璃廠”的各種朋友過了一夜，在警察局看來他們都是些形跡可疑的人。有時候我們不願大放厥詞，便到遠處河對岸的草地上，那裏有一些小湖，湖裏滿是春汛時遊來的小魚兒。在其中一個小湖的岸上灌木叢裏我們燃起篝火，我們點起篝火，無非就是想把環境弄得美一點，我們不是念書就是探討生活，有時加那瓦洛夫若有所思地建議道：
“馬克西姆！讓我們看看天空吧！”
我們仰臥著，望著我們頭頂上深邃的藍天，開始我們聽到四處是樹葉的沙沙聲和湖水的拍擊聲，感覺到自己身下的大地……隨後，漸漸地，藍天仿佛在把我們吸引到它那兒，我們失去了存在的感覺，像是脫離了土地，在無邊無際的空中遨遊，處於一種迷迷糊糊、無憂無慮的境地，我們為了不破壞它，盡量不言語、不活動。
我們就這樣一躺就是好幾個小時，隨後就回家幹活，身心感到煥然一新。
加那瓦洛夫喜歡大自然，愛得那樣深，無以言表。在田野或者在河邊，他總是洋溢著某種安詳和溫柔的情緒，使他益發像個孩子。有時他凝望天邊，深深地歎息說：
“啊！……真好啊！”
在這讚美聲中，飽含著比許多詩人的詩句更多的含義和情感，詩人們讚美大自然，與其說是因其對大自然的無法言表的柔和的美發自內心的膜拜，倒不如說是出於保持自己作為對美有著細膩感觸的聲譽……
正如一切事物，詩被當成一種職業，詩也因之喪失了其神聖的質樸。
日複一日，過了兩個月。我和加那瓦洛夫談了許多，也念了很多書。我時常把《斯堅卡暴動》念給他聽，他已經都能靈活自如地用自己的語言一句一句從頭至尾表述這本書了。
這本書對他有時候如同一個富有魔力的神話對於一個敏銳的孩子一般。他稱呼那些和他打交道的對象，用的就是書中人物的名字，而且還有一次當一個裝麵包的盤子從架子上掉下打壞了，他氣惱地、惡狠狠地叫道：
“哎，你這個普洛佐羅夫斯基將軍！”
烤得不好的麵包他稱之為弗洛爾卡，酵母他叫作“斯堅卡的小枕頭”，而斯堅卡其人卻成了所有不同凡響的、巨大的、不幸的、不成功的同義詞。
在我第一天認識加那瓦洛夫那天，他叫我讀她的信和回她信的那個卡皮托裏娜，這段時間幾乎沒聽他講起過。
加那瓦洛夫寄錢給她是寄給某個叫菲利普的人，並求他到警察局去替姑娘作保，菲利普也好，姑娘也好，都杳無音訊。
突然，有一天晚上，正當我和加那瓦洛夫準備烤麵包時，麵包房的門開了，並從漆黑的潮濕的門廊裏傳來一個低低的女人的聲音，這聲音膽怯同時又充滿熱情：
“對不起……”
“找誰？”我問道，此時加那瓦洛夫把鏟子擱在腳邊，不好意思地扯著自己的胡子。
“麵包師加那瓦洛夫在這兒幹活嗎？”
眼下她站在門口，吊燈的光亮正落在她的頭上—頭上戴著一條白毛線織的頭巾。頭巾下是一張圓圓的、迷人的、鼻子略為翹起的小臉蛋，麵頰鼓起，豐滿的紅唇微笑時麵頰上透出兩個小酒窩。
“在這兒！”我回答她道。
“在這兒，在這兒！”忽然加那瓦洛夫高興得大聲說，他扔下鏟子，大步走向女客。
“薩申卡！”她迎著他深深地出了口氣。
他們互相擁抱，為此加那瓦洛夫還深深地彎下身子。
“怎麼樣？還好嗎？來了很久嗎？瞧你！自由了？太捧了！你瞧瞧？我都說過的！……現在你又有路啦！勇敢地走！”加那瓦洛夫急不可耐地向她訴說著，仍舊站在門口，雙手摟著她的脖子和腰不放。
“馬克西姆……你，老弟，今兒個你獨自弄吧，我這就去辦點娘兒們的事兒……卡芭，你在哪兒歇腳？”
“我直接來這兒找你的……”
“這兒？這兒可不成……這兒烤麵包而且……怎麼說也不行！我們這兒的主人是個很嚴格的人。得另去找個地兒過夜……好比說，去開間房。走呀！”
接著他們就走了。我留下來應付這些個麵包，可別指望加那瓦洛夫會在天亮前回來，可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才過了約摸三個小時他就回來了。更讓我驚奇的是，原以為在他臉上會看到快樂之光，我看了他一眼，臉上有的僅僅是不快，煩悶和疲憊。
“你怎麼啦？”我問道，我十分在乎我朋友的這種不正常的心緒。
“沒啥……”他心灰意懶地回答，隨後便一聲不吭，狠狠地啐了口口水。
“到底怎麼啦？”我堅持刨根問蒂。
“咋對你說好呢？”他有氣無力地答道，伸直身子躺在木櫃上，“終歸……終歸……終歸是娘兒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