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收容退學青年，宗仰又設法募捐，成立了當時號稱“東南革命大本營”的愛國學社，收留從日本、南洋公學及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的學生。在此之前，他還創辦過一所愛國女校。
這幾所學校都是完全新型的學校。這年的五月，宗仰還資助浙江大學堂退學學生組織“新民塾”。宗仰以他的特殊身份和他與猶太富商哈同的華籍夫人羅伽陵的佛緣關係，利用“哈同花園”的“安全區域”，為先後到達上海的秋瑾、徐錫麟、陶成章、蘇曼殊、李叔同、黃興、陳天華、鄒容、章太炎提供活動場所。
宗仰盡自己的所能，幫助慘淡經營的革命黨人。1903年，發生了舉國震驚的“蘇報案”，《蘇報》刊登了章太炎的《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文中大罵清政府是野雞政府。清政府下令封禁《蘇報》，逮捕了鄒容、章太炎。蔡元培、吳敬恒逃往日本。在事發之初，宗仰留在上海多方奔走營救章、鄒兩人。後來，清政府和租界捕房把宗仰的名字也列入了黑名單，因此，宗仰逃亡日本。
恰在此時，孫中山自河內經西貢、暹羅抵達橫濱。宗仰慕名拜訪。孫中山與他一見如故，特辟樓下一房間讓宗仰居住。此後兩人的關係一直非常親密。
宗仰還出資支持了革命黨人所辦的《江蘇》雜誌。1903年秋，孫中山離開日本前往檀香山，宗仰資助旅費200元，並賦《餞中山》詩一首，詩中有：“握手與君五十日，腦中印我揚子圖”之句；且對孫中山壯別寄願：“此去天南番北鬥，翻來邗水奠新都。”希望孫中山的檀香山和北美之行能叱吒風雲，翻天覆地。
宗仰古道熱腸，在他人遇到困難之時總是伸出援助之手，不僅是物質上的，還有精神上的。孫中山在美國流寓期間，曾經與保皇勢力進行過激烈的較量。孫中山在同康、梁等人的論戰中，得到了宗仰的有力支持。1904年，孫中山曾幾次寫信給已經返回上海的宗仰，要求：“在滬同誌亦遙作聲援……”。
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龔寶銓等人在上海成立光複會，宗仰也是此中骨幹成員。1905年，同盟會成立，宗仰是同盟會會員。不久，“蘇報案”平息，章太炎出獄，宗仰守候於牢門，為之安排一切，並贈給他旅費，讓章太炎3天後即去日本。後宗仰又將致公堂集資刊印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分寄南洋、美州各地。
19l2年淞滬都督李燮和率師北伐，急需裝備，而宗仰為之籌集巨額餉銀，對革命力量作出了巨大的支持。不久，章太炎從日本回國，宗仰特去迎接並安排章住在哈同花園中。緊接著，孫中山從歐州回來，船停在吳淞口，宗仰親往迎接孫中山到哈同花園與廷芳、蔡無培等30多位革命黨人會晤，共商建國大計。
宗仰多才多藝，早在他從各地遊曆已畢回到金山寺時，其才識早已為各寺院中的僧侶刮目相看。當時上海猶太富商哈同正在靜安寺路籌建一座花園，他的夫人羅伽陵是華籍人，崇信沙門，要在園中建設經堂，請群僧前來講授梵典。於是專程前往金山寺進香，請宗仰主持其事。
宗仰既通佛理，又懂得東方園林藝術。在他的主持修建的愛儷園，在300畝之大的空地上，隨著地勢的高低，相機營造房屋，堆砌假山，開掘河地，設計經營，頗費匠心。在園中建設經堂，開辦學社，講授梵典。在愛儷園中，接待孫中山、章太炎，組織多次救災義賑，羅致許多學者從事經學、小學、史學、文學、佛學、文物、金石碑版等方麵的研究，還出版《學術叢編》、《藝術叢編》等刊物。
從宗仰上述的種種行動中，都可以看出他自行化他，忘我利他，麵向現實，麵向人間，實施真正的菩薩行，大慈大悲救助他人的濟世精神。佛法中的茲心慈行就是希望他人得到快樂，幫助他人得到快樂。悲心悲行就是希望他人離去痛苦，幫助他解除痛苦。所以，宗仰雖出家為僧，但他從虔誠的佛教徒的信仰出發，慈悲為本，在潛修的同時，兼濟眾生，廣修善業，利樂有惰。
宗仰的這種行為完全是發自佛陀的正覺，決非迷戀於仕途功名。辛亥革命勝利後，他的一些舊朋友都成為當政要員，達官顯貴，但他卻淡泊自處，仍過他清淨的頭陀生活，他在自己的詩中披露了這種情懷：“乾坤事了續參禪，坐破蒲團不計年；依舊在山依舊寺，推窗喚醒老龍眼。”
不久，辛亥革命失敗，孫中山辭去大總統之職，北洋軍閥登台執政，宗仰見此情景，知事不可為，謝絕交際，悄然回到鎮江彙天寺，閉關閱經，3年共覽12部經。接著又遍登廬山、黃山、九華、雁蕩、天台等名山。他對革命勝利後的果實被篡奪十分痛心，在袁世凱稱帝前，他作一副《江山送別圖》，題款稱“共和末日寫此用留紀念”，用“江山送別”，“共和末日”來抒發對時局的不滿與詛咒。
早在南京政府剛一成立時，宗仰就立誌於佛教改革，發表發《佛教進行商榷書》。他在這篇文章中，又闡述了他一貫的思想，認為“大本大源，端在道德。”而這種道德的基礎不是儒學，也不是西方人的基督教思想，是能“普度眾生”的佛教思想。
後中華佛教總會成立，各省也紛紛成立分部，企望把這一改革推廣普及開來。然而，年輕的共和國很快就失去了靈魂，宗仰的主張及改革的嚐試都成了空想，付之流水。
宗仰在返回金山寺時，為顯示光明磊落，將羅迦陵從前送他的一串由108顆翡翠做成的佛珠交還給主人，連自己的衣服、書畫等物一件都沒有帶走，隻身離去。
宗仰回到金山寺，由於他的影響和學識，原來的方丈青權法師決定讓位於他。宗仰並無意於此，寫了一副對聯給青權：“爾兄回山，不作此想；吾弟主席，盡可放心。”一時仰為佛門佳話。
作為一佛子，宗仰從未忘卻自己對佛教事業應盡的責任。他在精研佛理之餘，還著書立說，寫了不少有關佛學方麵的著作。在他的著述中，始終貫穿著佛教徒主動肩負改良社會，啟迪民智，改造國民道德基礎責任的精神。
因此，他認為必須猛省時機，力圖振作，積極整頓，興利除弊，隻有如此，才能闡揚祖乘，輝耀佛庭。他認為應發揚百丈遺風，複古清規，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全體僧眾要一律參加勞動，不搞特殊化。僧眾應用自己的汗水，創造財富，造福大眾，改變千百年沿襲下來的寄生生活。禪、教、律並重。禪以悟心了性為大旨，教以圓解了義為究竟，律以現身無犯為正果。
另外，他在自己的文章中還一再倡導要興辦僧教育，製裁剃度，認為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才準取得僧尼的合法資格，以防止遊民逋客，市井無賴，流入僧籍，敗壞佛門。佛教的改革應杜絕應赴也是他一貫的思想。
宗仰認為，僧尼為俗人念經做佛事，是釋迦牟尼佛生前斥責的5種邪命之一。如果僧尼專以經懺為業，容易給社會造成一種錯覺，誤以為佛教就是“超度亡靈。”佛教徒應該忘我利他，廣做善事，以利有情眾生。
另外，宗仰從1909年起，用了9年的時間，根據日本弘教書院的《大藏經》小字本，參考日本的《縮刷本藏經正誤錄》以及有關的其它刻本，輯校出版了一部《頻伽藏》。全藏共40函，連總目共計440冊，經1916種，8416卷，這一巨大工程共耗資20萬元。
宗仰在《刊經記》中說：“此經之成，曆事如是之難，用款如是之巨，主人固推誠相與，堅定不移，餘亦綜核勾稽，因果自失。”“今茲藉非佛法感通，無人合相，則何以遂初心而釋重負，由後思前，不覺色然喜而又怦怦心悸也。”可見他自己為這部《藏經》也花費了很大的心血，對佛教事業是一大功德。
除此以來外，宗仰還是複興棲霞寺的第一祖師。1919年，宗仰偕同青權法師和揚州的寂山、雨山法師去南京棲霞朝山。當時棲霞寺毀於清鹹豐年間的兵火中，尚未修複，古道場的山茅中僅剩幾間破屋，是法意老和尚的棲身之地。法意老和尚見宗仰等法師朝山，意識到善緣己至，口中連稱“善哉！善哉！”隨即跪在宗仰麵前，懇切地說：“恢複棲霞古寺，唯你可為，你若不應，老僧寧願脆死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