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reference_book_ids\":[7298954078535552050]}],\"72\":[{\"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72,\"end_element_index\":1,\"end_element_offset\":65,\"start_container_index\":72,\"start_element_index\":1,\"start_element_offset\":59},\"quote_content\":\"《己亥雜詩》reference_book_ids\":[7332300429360909374,7316373607448316966,7298967482994265127]}]},\"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棲霞寺作為三論宗的祖庭和我國的“四大叢林”之一，自建寺1000多年來，曾出現多位高僧。
除了我們前麵介紹的開山祖師法度、弘揚“攝山三論”僧朗和僧詮兩個三論宗祖師，以及為救助難民而作出突出貢獻的寂然法師外，在棲霞寺悠久的曆史發展過程中，還湧現出其他一些著名高僧，為棲霞寺的重修和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的近代奇僧宗仰法師等。這些高僧的存在，共同為棲霞寺的發展和佛法的弘揚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宗仰法師，俗性黃，原名浩舜，法名用仁，宗仰是他的法號，又號烏目山僧。中年，別號楞枷小隱，晚號印楞禪師。他是我國近代史上托跡空門的愛國誌士，也是一位頗具影響的詩人、教育家，他忽僧忽俗，儒釋同致，被人們譽為天下奇僧，是佛教界的一流人物。
宗仰1861年5月出生於常熟南城門外一戶從事米業的商賈家中，他的父祖輩開設一家黃大隆米行，雖算不上巨富，但家道也很殷實。他的母親趙氏篤信佛教，是虞山三峰清涼寺的信女。
宗仰小時即聰明好學，才智過人，對家中往來的生意不感興趣，也從來不予過問，倒是母親去三峰進香之時，他總是隨侍在側，所以從小就受佛門的熏陶。
16歲那年，父親和哥哥逼他學掌店事，他憤而出走，來到三峰清涼寺削發為僧。他的母親對此並不加以阻止，卻認為“一人受戒，七世超度”，是“前世有緣”。
清涼禪寺當時的主事者是藥龕，他的戒行在江南一帶著稱，與翁同和、趙宗建等士人過從甚密，而且重視培植僧材。宗仰到清涼寺以後，藥龕很是器重他，對他著力加以培養，延聘名師王伊來督促他讀書。
宗仰得到王伊的悉心教導，又因清涼寺是千年名刹，藏書甚豐，他能博覽群書，認真攻讀。在幾年的時間裏深研釋家內典，旁涉中外學說，並對琴棋書畫、園林藝術等許多方麵都有涉獵。他作的山水畫，落筆如風雨，於蒼秀中見勁氣。他的詩受到龔自珍、黃遵憲、鄭珍等人的影響，蒼湛突兀，充滿愛國主義激情。
翁同和看到宗仰的詩文，稱“辭茂義幽，莫測其際。”並說：“子習舉子業，住著自縛，倘入緇門，慧海之舟楫也。”從此宗仰更加視功名如糞土，對佛教經典深研細究。
宗仰本來家資甚豐，他對這些資財全無興趣，竟憤而出家，以此可以看出他的秉性異於常人。出家後的宗仰依然我行我素，不拘小節，舉止言行常被人視為觸犯清規戒律。
當時正值19世紀末，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入中國，日趨腐朽的清政府的統治也風雨飄搖。常熟城裏的一些讀書人經常聚在一起議論時政，擔心自己國家的前途。宗仰雖已剃度，但仍舊跟這些人往來頻繁，參與抨擊朝政。
1884年初，宗仰應一些友人之邀出遊無錫，適逢春日廟會。熙熙攘攘，所到之處士女繁多，遊人雲集。一些人認為他觸犯了戒律。這事被三峰寺施主知道了，認為有損寺裏的聲譽，要求其師玉鋒和尚對宗仰嚴加管束。
玉鋒對宗仰狠狠訓了一頓，揚言要把他趕出寺院。宗仰本是個性極強的人，那堪受此屈辱，決定離開三峰寺，去當一名雲遊四海的遊方僧人。玉峰和尚聽說愛徒真的要走，反倒老淚縱橫，親自把他送到鎮江金山寺掛單受戒，改拜該寺方丈長淨為師，要求長淨法師對宗仰多加關照。
長淨看宗仰果然穎悟非凡，一見之下，格外喜歡，於是對他也加力培養。宗仰在寺內學習日、梵、英等文字，以後又到南北名刹朝山進香，宗仰得以遊齊魯，曆燕趙，繼而循海過越南至閩粵，遍曆各省名山大川。
每到一處，領略江河秀色，山川靈氣，總是賦詩作畫。氣益豪，詩益壯，畫益進，愛國之心也更加熾烈。1899年他回到上海，這番遊曆開闊了他的視野與胸襟，也陶冶了他的畫意詩情。
宗仰和一切“位卑未敢忘憂國”的仁人誌士一樣，始終以其熾烈的情懷關注著世間風雲。雖身係佛門，心未忘世。他在佛學思想上提倡華嚴、唯識二宗，認為此二宗能使國民具有勇猛、無畏之氣概。在此佛理的認識基礎上，他在自己的詩畫中注入愛國激情，抒發對身處末世國運的憂憤感懷以及“重救沉淪”和“乘時崛起”的胸臆。
宗仰到上海後不久，戊戌變法失敗。他對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祖國河山被列強瓜分的局麵憂心如焚。1899年，他與唐常才等人在上海發起組織救國會，後稱“回民公會”，即包括士農工商的愛國團體。
當時俄國圖霸滿州，逼清政府簽訂密約。回民公會和一些愛國誌士舉行集會，宗仰登台演說，其情辭懇切，動人心弦，令聽者動容。會後致電清政府，要求廢除密約。
1900年，八國聯軍攻下北京，清政府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當政者固然昏庸腐朽，而海內偷安嬉戲的人又比比皆是，宗仰對此十分痛心，於1901年作《庚子紀念圖》，以寄托他的憤慨和沉痛，並且希望觀者勿忘國恥，應該知天下興亡之責，群策群力，報效祖國。
宗仰在自序和題詩中有這樣的詩句：“難傾鐵淚詳圖畫，隻記頹京城下盟。”該詩和畫發表後，轟動朝野，仁人誌士題詠達40多首，合刊行世。一時“不忘國恥，振興中華”成了當時國人的共同呼聲，宗仰的愛國名聲也傳遍海內。
宗仰一直有感於我國之所以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上下綿綿曆數千年，在於中華民族是一個有高尚道德的民族。所以一直倡導國民道德。
他一直推崇華嚴宗。華嚴的理論，在普度眾生，使眾生頭目腦髓，都可以施舍於人，毫無自私之意，是極端純粹之道德。法相宗的理論，萬法唯識，一切有形色相，無形法塵，都為幻見幻想，空無所有，是極端清淨之道德。
在宗仰看來，一個人如果具有華嚴宗的利他精神，法相宗的自淨其意的品格，則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心在佛上，佛在心間，人人不做違心之事，喪心之事，則良心常在。像這樣道德的根基，不期立而自立。
有鑒於此，宗仰特別提倡教育，在俗僧兩界，他都特別注重培育人才，以啟迪民智。宗仰為此不辭勞苦，將自己的熱情傾注於奔走辦學之事業上。
1902年，他和蔡元培，章太炎，蔣智田、吳稚輝等人在上海組織了“中國教育會”。這是一個以愛國教育和推翻清政府為己任的革命團體，宗仰被推為會長，蔡元培為事務長。
教育會最初的目的是要通過改良編製教科書，向青年灌輸新教育認為振興中華，推翻滿清，非從改造青年思想入手。
第二年，帝俄入侵東三省，我國留日學生因為組縱“拒俄義勇隊”被遣返到滬；同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學學生因反對校方禁談時政而罷課，校方用高壓政政，迫令200多名學生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