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關黃羊堡的劄記——這是在我剛到黃羊堡的時候，在離夏季還有很長一段時間的時候，甚至春天還沒到的時候。有那麼一天，我跟著一個女孩來到一片小樹林裏。說是樹林，其實隻是稀稀拉拉的十幾棵一人多高的小樹，在白茫茫光禿禿的雪地裏像一群赤身裸體瑟瑟發抖的旅人。女孩子宣布，我們此刻站立的這片小樹林是沙棗林，到了夏天就會長出數不清的沙棗，那是我從未見過的、隻有黃羊堡才有的一種極美麗的果子。然後她就蹲下去用手在雪地裏刨起來，我也跟著她刨，刨呀刨，刨了很久，四隻通紅的小手凍成玻璃棍一般，最後才刨出了一枚小小的幹癟的東西。暗紅色的、濕濕的，沾滿了凍土融化後的濕泥，隻有小指甲蓋大小，顫巍巍地手心裏顫動，我覺得它那肮髒的小身子仿佛在微微喘息著。我有些失望，它遠不像描述得那麼美麗，但我還是很高興，想象著它們在夏日的藍天下高高掛在樹枝梢頭的樣子。那個女孩，那個領我來到這裏尋找沙棗的女孩子，告訴我，每到夏季，這些沙棗在藍天下一串串地擺動著，就像是媽媽的小紅燈籠。
就像是媽媽的小紅燈籠。那個女孩子問我，你媽媽有小紅燈籠嗎？
當然有，我愣了一下趕緊說。盡管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媽媽的小紅燈籠”。
那是世界上最好看的東西。女孩鄭重地告訴我。特別是在夏天，在泛著白色的沙沙響的沙棗樹葉下麵，這些小紅燈籠合上了眼睛，它們睡著啦。
後來，夏天到了，我終於看到了沙棗掛在枝頭的樣子。我先是看到了銀色的堅硬的葉子，看到了那些藏在葉子深處的昏昏欲睡的細細碎碎的乳色小花，接著，我便看到了那些果子。它們先是很狡猾地化裝成一個小米粒，之後變長、變硬，顏色也由整個樹的銀白色變得發青，之後，這青色又開始慢慢地著上一點兒紅色。就像一個女孩兒在不慌不忙地塗著自己的臉蛋兒，今天一點兒，明天一點兒，一天天塗下去，從來不著急。我焦急地等待著，等待著它們變成“媽媽的小紅燈籠”的那一天。我很失望。它們變得很紅，但從來也不曾讓我聯想到一個小紅燈籠。而且這時候，那個帶我挖沙棗的女孩，我失去了她的友誼，永遠失去了。
她是我在黃羊堡結識的第一個朋友。她也是兵團軍人的子女，也來自另一個城市，也走進了一個陌生的學校，和我一樣。
大戈壁的冬天漫長而荒涼，我和她背著書包走過許多滿天星光的清晨。在那些午後四點就暮色蒼茫的冬日，我們在皚皚白雪中放學回家，踏著彼此踩出的腳印，惟一聽到的，是對方的呼吸和踏雪的聲響。
女孩家裏孩子很多，他們的母親母牛般肥碩健壯而且多產，和他們那小巧輕盈的父親走在一起，滿臉慈祥，有一種輩分上的錯覺，也容易使人聯想到偉大的蜂王和她小小的雄蜂。在這個蜂巢般熙攘而嘈雜的家庭裏，這女孩和所有的孩子一樣得到了應有的忽視，永遠穿著不知傳自第幾位兄姐的，打著補丁的衣服，而且習慣於自己照料自己。
我去過她的家，那裏的廚房裏堆滿了過冬的白菜土豆、巨大的醃菜缸甚至爛衣服髒襪子，空氣中有一股難聞的酸臭氣。一隻尾巴很粗的黑貓在那裏扒著沙土撒尿，幾隻雞撲閃著翅膀走來走去。
她是一個平凡的女孩子，對所有的事情都抱一種理所當然的態度，從不好奇，也從不去爭取什麼。她絕對不是壞孩子，但也不是好孩子，她是那種不好也不壞，而且因為處於這種中間地帶最不引人注目、最自由的孩子。門門一百分沒有必要。老師的話未必都聽。逃學未嚐不可。許多課外活動可以不去參加。地裏長的瓜果，樹上結的果子，隻要沒刻上名字，都可以摘來吃，當然，最好不要叫人看見。這就是她教給我的最新鮮的理論。於是在她的帶領下，我有了最自由的一個學期。
可是後來，裂痕就出現了。我當了班幹部，我開始覺得她“落後”。因為，她總是不願意留下來開會，不願意去積極地幫助打掃教室，“幹好人好事”（這句話似乎有語法錯誤）。她總是說，讓我們回家吧，我媽還等著我回去挖雞菜呢。之後，又加上那件事。
有一天，她告訴我，我的母親和她的母親說起過，我和她的二哥，“這兩個孩子很合適”。就這麼一句話。
很合適，就是很般配。很般配什麼，人們從來不明說，而我已經明白它的意義了。我忘了我當時的反應，我記得我肯定是紅了臉，紅了臉並且爭辯說我的母親絕對不可能說這種話的，而她堅持我母親就是說了。於是我們憤憤地分了手。
我不能容忍這句話。我認為我的母親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我認為這句話很下流。或者說，我認為她向我轉達了這句話，就不僅證實了她在侮辱我的母親，而且證實了她自己思想的齷齪和下流。在當時，我的這種反應絕對是一個“正派”女孩子應有的反應。
之後，我們有整整四年沒有說話。
中間有過短短的緩和。班上開展“一幫一”“一對紅”，人們向我做工作，說我是班幹部，應該主動放棄前嫌，和同學搞好團結。而她，這個女孩子，是我惟一不“團結”的人。我和所有的人說話，就是不和她說話。我理會所有的人，可就是不理會她。人們不知這是為什麼。沒有人知道這是為什麼。
於是我去找了她。我說，讓我們重新和好吧。她說，好吧。可是我要告訴你，幾年前，我告訴你的那句話，我說過你媽說的那句話，那確實是真的。
我啞口無言。
我決定去問我的母親。而我的母親，我的一向很果斷很自信的母親，這次卻含糊了。她沒有斷然否決。她隻是說，這雞毛蒜皮的事情，誰還記得？
第二天，我在上學的路上碰到她時，我躲開了。
那女孩，直到我們兵團解散並離開黃羊堡，都是孤獨的。當我被一群“要求進步”的女孩子簇擁著熱熱鬧鬧地回家時，她總是一個人走過那條穿過田野和墳地的小路。寒冷的時候她裹著圍巾，下雨天或炎熱的日子，她戴著草帽。她的小花布衫被曬得褪色了。那衣服上的小花，初看起來是小花，其實是一簇堆積在鬆枝上的書本，三本紅色的小書，當時很有名的“老三篇”，這一點我早知道。我們曾經相遇，曾經遠遠相望，但我們再沒說過一句話，從來沒有。
後來，這女孩突然退學了，去了附近的農場。我們不知道她為什麼退學，到底發生了什麼。當時我們剛剛上了初中，等待著我們的還有高中，仿佛道路剛剛展開，可是這女孩，就這樣退了下來。之後，她就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這女孩的名字，我不想告訴你。不，這甚至是無關緊要的。我想說的是，當我在這裏寫下有關蘭琴的故事時，我眼前不時晃動著的，就是這女孩的麵孔。也許是對那些眾多的、因地位低下而受到歧視的女孩的歉疚，促使我寫下了蘭琴。
2
很多年前的一個傍晚，一位女軍人和她乘坐的吉普車成了這個與世隔絕的小山坳裏最令人興奮的節目。那輛吉普駛進村口時揚起的塵土在多年後似乎仍在人們眼中漂浮不已。村中一些人還能津津樂道當車陷進土坑時他們如何上前幫忙，那鋼鐵做成的畜生如何在他們手下性急地渾身發熱突突亂吼，那些見識短淺的雞鴨如何在驚嚇中飛上了土牆和屋頂；他們也忘不了那個小女孩，全村最瘦小最肮髒的小女孩被帶上車的情景。他們說那小女孩是被三隻饅頭哄上車的。事情是這樣的：女軍人先拿一隻饅頭擺在田壟上，引得小女孩過來吃了；又放一隻饅頭在路邊草地上，小女孩也過來吃了；最後，待小女孩走過來吃放在吉普車旁邊的第三隻饅頭時，女軍人和司機抓住了她。小女孩在兩個大人的手掌下像個發瘋的小羊那樣奮力掙紮，她滿麵淚痕被關進車門時留給這個村莊的最後一句話是：
“媽呀！”
村裏人說到這裏便笑起來，他們說到底是小孩子不懂事，明明是進城去過好日子卻搞得像是進屠宰場，再說了，明明自己的媽就坐在車上，還這樣亂叫，倒像她媽是人販子似的。人們的口氣明顯地透著羨慕，因為那個女孩的母親，也就是那個女軍人帶來了整整一大口袋的白麵，那是正處於荒年的村裏人做夢也不敢想象的東西，能被這樣的人帶走，無疑就是被一袋白麵帶走，被永遠也沒有饑餓的好日子帶走，這樣的好運道哪裏去找呢！但村裏卻有一個人不這樣看，這就是小女孩八十歲的祖母。那天傍晚，老人叫人將那袋白麵扔到門外，她把兩條腿伸成簸箕的形狀坐在地上，一仰一俯拍打著大地哭喊：
我的娃兒難道就值一口袋麵麼，你還我娃兒。
那袋麵粉就橫陳在老人即將坍塌的老屋門前，在眾人貪婪的目光下像被遺棄的美麗祭品。半夜時分，全村不止一人懷著可以理解的良好願望偷偷潛入麵粉跟前，卻發現矮小的老人趴在口袋上，在月光下如同一隻巨大的蜥蜴。老人抬起頭嘟囔著說：
你們不能拿走我的娃兒。
在孫女被帶走以後老人還活了很長時間，顯然抵製那袋麵粉的意誌在饑餓麵前不可避免地崩潰了。這使老人對失去的骨肉深感愧疚，人們也常常拿這個話題取笑她：
你吃的是什麼？是娃兒還是白麵？
老人就會癟著嘴巴痛哭流涕地說：
可憐的娃兒，被我一口一口地吃了。
這是在蘭琴走後發生的事情，這些事情她自然不知道，其實就連那個改變她命運的傍晚，在她記憶中也是模糊不清的。進城以前的日子留給她的隻是一些破碎零星的印象片段，這些片段總是和那種叫做饑餓的感覺連在一起。在這種感覺中人或事物的麵孔都是模糊的，曖昧不清的，但胃裏空空蕩蕩火燒火燎，唾液順著兩腮流進嘴裏的感覺卻是活生生的，清晰而逼真。童年的記憶在不知不覺中轉化為一種本能，帶著這種本能她用一雙敏銳的眼光看著周圍的一草一木，那些各式各樣的花蕊和莖葉，那些不起眼的果實，那些深入到地下的根須，無不以各種方式化作了可以充饑的東西。盡管有每日三餐，她還是忍不住去采摘它們品嚐它們，像鬆鼠囤糧那樣將它們偷偷藏到自己的被褥底下；直到有一天老師將蘭琴的母親叫到了學校。老師當著她的麵打開了一隻肮髒的書包，將一堆沾著泥土的草根、樹葉和古怪的果實倒在桌上。老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