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該書中，宋徽宗關於“精”、“神”的論述，也很深刻。他說：精太用則竭，其屬在腎，專以嗇之可也；神太用則勞，其藏在心，靜以養之可也；惟靜專然後可以內守。其意是，精與神相互依存、相互為根，精是神的物質基礎，神是精的體現，兩者在生命活動中會日益消耗，因此養生家必須保精全神，以保持精與神的最佳狀態，促進生命健康長壽。怎麼樣才能保持“精”和“神”的統一呢？他認為做到“靜專”二字就可以實現這種統一。“靜專”，就是寧靜、專一，淡泊名利，堅持靜養。
同時，宋徽宗還介紹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日常保健方法，如按摩神庭穴治頭痛、叩齒咽唾液健體等。
當然，宋太宗、宋徽宗這些皇帝們寫醫書，自己不可能逐字逐句地去寫，可能有專人為其捉刀，但他們至少會過目一看，至少參與了寫書。中醫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古代，有一定文化修養的人，學醫知醫者不乏其人。作為文化功底很深的宋太宗、宋徽宗，掌握較多的醫學知識甚至在醫學方麵有所著述和建樹，是完全有可能的。
朱元璋善待太醫得長壽
要學習掌握一定的醫學知識，就要善待身邊的太醫。這一點，放牛娃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似乎做得很好，尤其是他善待太醫戴思恭的事令人稱道。
出生於江南水鄉的戴思恭，少年時隨父親拜師於著名醫家朱丹溪門下學醫，又學醫於名家羅知悌，接受兩位名師指教，遂成為江南名醫。洪武年間，戴思恭被明太祖朱元璋征召入朝，任正八品禦醫，“請病”用藥屢有卓效。據曆史記載，燕王朱棣患症瘕之疾（即寄生蟲病，可能是肝包蟲病），太祖派禦醫戴思恭前往診治，投藥一劑便“下蟲”多條而愈。又給晉王治療肢體癱瘓，沒料治愈後不久複發而死。太祖大怒，下令逮捕了王府諸禦醫治罪。戴思恭從容辯解，認為晉王已病入膏育，雖經治療後有所好轉，但終於複發，這不能責怪禦醫。由於戴思恭的話有理有據，明太祖朱元璋才免了．諸禦醫的死罪。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太祖得病，下令逮捕了諸醫官，惟獨安慰戴思恭說：“你是醫術高明而心地善良的醫生，不要怕。”不久太祖駕崩，建文帝繼位，將許多禦醫治罪，卻提升戴思恭為太醫院院使（院長）。永樂初年（公元1403年），戴氏已78歲，便告老還鄉，但兩年後再次被召入朝，因其曾治好過燕王朱棣的寄生蟲病，晉見時免其行跪拜之禮。
清朝的康熙皇帝，對醫學也很感興趣，對祖國醫學和當時中國民眾健康的貢獻也十分傑出。
康熙帝診病用藥顯神通
康熙帝一生崇尚科學，對包括醫學、數學等在內的自然科學多有涉獵，因而對生死問題的認識也最為清醒。他認為人到老年頭童齒豁，體倦神疲，乃是自然規律，不必貪生怕死，去祈求所謂的長生不老之藥。有一次，康熙帝南巡途中，有人獻《煉丹養身秘書》以邀寵，可康熙帝卻嗤之以鼻。他對隨行禦醫說：“凡煉丹修養長生及師巫自謂前知者，皆妄誕不足信，但可欺愚民而已。通經明理者，斷不為其所惑也。宋司馬光所述甚當，朕有取焉。
此等事朕素不信，其執還之。”又有一次，康熙帝北巡駐蹕赤城，路旁跪一道人，求皇上為靈真觀加賜名號，康熙帝不但不予賜號，還嚴厲訓斥說：“朕親政以來，此等求賜觀廟名號者，概不準行。況自古人主好釋老之道者，無益有損，梁武帝酷好佛教，舍身於寺，廢宗廟之血食，以麵為牲，後竟餓死台城。宋徽宗好道，父子皆為金虜。此可鑒也。道士至宜清靜修身，何必求朕賜號。爾妄求徼幸，本應處治，姑從寬宥。以後若敢妄行，決不饒恕！”康熙的這種科學態度，在曆代皇帝中實屬罕見。
正是這種拒絕“仙丹妙藥”的科學精神，促使康熙帝對醫學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作為騎射民族入關後第二代滿洲人，玄燁的體質是強健的。他曾經說自己年輕時能挽十五力弓，發十三把箭。可見他素來體魄強健，力量很大。但他小時候害過天花，咯過血，患過痰疾，得過幾場大病。所以，他很早就接觸禦醫，並留心醫藥學方麵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