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圖虛名的表現，在唐太宗李世民身上也有。《資治通鑒》第一百九十五卷載：
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著作佐郎鄧世隆上表請求收集唐太宗寫的文章（相當於現在的出個“文集”）。李世民說：“我的辭令，對老百姓有用的，史官都記錄下來了，足可以不朽；如果沒有用處，收集了又有什麼用呢？梁武帝蕭衍父子、陳後主、隋煬帝都有文集傳世，哪能挽救他們的滅亡呢？作為君主，應該擔憂的是不施德政，光靠文章有什麼用？”
唐太宗不出文集，和隋文帝不要“署名文章”頗有異曲同工之處。這二位都是政治人物，而不是文學家，當然不必也不應熱衷於搞這些務虛的名堂。“署名文章”，如果是自己寫的，發表一下倒也無可非議，拿到人家的東西據為己有，就沒這個必要了，而且容易帶出不勞而獲、貪圖虛名的風氣。唐太宗不出文集，這個考慮也是自有他的道理：他作為全國最高領導，畢竟和普通文人不同，此事一旦“操作”不慎，便有可能加重群眾負擔，而且讓官吏們重文章而輕實績。當然，如果他不是領導，隻是一個文人，條件允許的話出上幾本書又是另當別論的事了。
一個人一旦浮名纏身，其實學問早已終結。王選說：“一個人老在電視上露麵，說明這個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結束了。”就是這個意思。王選還說過：“中國古代有句話，上士忘名，將名利徹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來；下士竊名，自己不行就竊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因為我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我不會為了立名而去竊名。”有的人本來靠的就是竊名、買名，如果再不能擺脫“自戀情結”，天天還要捧著那塊金字招牌到處炫耀，與招搖撞騙也就相差無幾。這樣的“大書法家”兼“大作家”，當然令人嗤之以鼻。
《唐語林》卷五寫過王維一個故事，說，“王縉多與人作碑誌，有送潤筆者誤至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王維諷刺的這位“大作家”王縉，是他的親弟弟。王縉字夏卿，少好學，與維俱有聞譽。後來做官，也是一帆風順，累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可是他卻沒做什麼好事。史書上說他“素奉佛，導帝設道場，致大曆政刑日以陵替”；又說他“性複貪冒，招財納賄，事敗當死”，隻是皇帝可憐其年紀太大，貶官而已。可見也是一個大貪官。這樣一個大貪官，卻喜歡給人寫墓誌銘之類的諛文，貪圖豐厚的酬金，弄得連自己的親兄弟也看不起。那一句“大作家在那邊”，實在發人深省。
蘇軾有一首詞《滿庭芳》，全詞如下：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幹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閑身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
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雲幕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作者一開始就引用《莊子》中的一個寓言故事，以蔑視的眼光，稱為“蝸角虛名、蠅頭微利”，進而以“算來著甚幹忙”揭示了功名利祿的虛幻，而“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講明名利得失之事，自有因緣，不可與爭；但得者豈必強，而失者豈必弱，因此也無須過分介意。這首詞就告訴人們，隻有擺脫了世俗功名的苦海，才能獲得了精神的超脫與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