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日本通過政治革新史上最大的魔術“明治維新”使其“脫亞入歐”，大踏步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國力旱地拔蔥般強盛起來。1888年，日本的產業革命升到拋物線的最頂端，急需對外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不過，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國內資源匱乏、市場狹小，另外還有國內濃厚的封建殘餘勢力和社會轉型期各種尖銳的矛盾，都使得日本的迅猛發展受到阻礙。
所以以天皇為首的日本統治集團急於從對外擴張中尋求出路，而對外擴張，其實就是搶劫鄰居，這是那個時代日本政治界最關注的問題之一。當然，它並非是空穴來風，而是源遠流長。
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就有個叫吉田鬆陰的人主張日本應該對周圍的鄰居下手，他曾這樣說過：日本應“割取朝鮮，滿洲，並吞中國……。”狂熱分子橋本左內更是赤裸裸的說，如果不兼並中國、朝鮮的領土，日本就難以獨立。
吉田、橋本都是明治維新的先驅人物，他們的思想自然影響了後來的維新誌士們，日本的出色政治家山縣有朋、木戶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都曾在他門下受業，自然謹遵教誨。
明治維新剛有小成，日本就開始對吉田鬆陰和橋本左內的思想主張進行過策劃。1871年陰曆9月，日本為了麻痹中國，特意跑到中國和大清王朝訂立了《修好條規》和《通商章程》。可是，幾年後，日本就對台灣動了武。1876年，日本通過武力展示強迫朝鮮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江華條約》，三年後正式吞並琉球，改為衝繩縣，事情發展到此，日本侵略鄰國的思想部分地變成現實。1882年，日本在朝鮮製造了壬午事變，1884年，又製造了甲申政變，但因為中國的介入，這兩次行動都失敗了。日本人轉變思路，認為如果奪取朝鮮，與中國必有一戰。於是，開始積極從事對華作戰的準備。
1886年，日本派專人到中國進行廣泛調查，不久，一封《討伐清國策》的報告書呈到了日本天皇麵前。報告中稱，在1892年前應該完成對中國的作戰準備，然後等待時機，發動突然攻擊。這份報告和當初豐臣秀吉的報告一樣，都有點自說自話的味道。報告稱，第一步是攻占台灣，第二步是吞並朝鮮，第三步是進軍滿蒙，第四步是滅亡中國，第五步是征服亞洲，稱霸世界，實現所謂的“八紘一宇”。報告中詳細地說明了日本戰勝中國後的善後事宜：將盛京蓋州以南的遼東半島、山東登州府、舟山群島、台灣、澎湖以及長江兩岸十裏之地，直接並入日本版圖……將山海關以西，長城以南的直隸、山西、山東與黃河以北的河南省，江蘇省黃河故道、鎮江府、寶應湖、太湖，浙江省杭州、紹興、寧波等府歸日本；東北內(大)興安嶺以東、長城以北，單獨立為一國，仍由清朝統治，黃河以南、長江以北，扶植明朝後裔立國，並使其割讓長江以南的土地歸日本；西藏、青海、天山南路，擁立達賴喇嘛，內外蒙古、甘肅省、準噶爾扶立當地各部首領，但他們都必須接受日本的監護。
為了實現這一縹緲的理想，日本開始加速度的擴張軍備。1891年，“三景”艦之一的“橋立”號下水，同年，在法國訂購的另兩艘巡洋艦“鬆島”、“岩島”號於第二年完工後駛抵日本，次年又從英國購得當時駛率最高的“吉野”號，另一艘巡洋艦“秋津洲”號也於1894年竣工。甲午海戰爆發前，日本軍隊的規模已使人望而生畏：大小軍艦三十多艘，排水量近六萬噸，陸軍有七個師團，總人數七萬五千餘人，戰時可增加到二十三萬人。
這一使人吃驚的速度其實是日本上下一心的結果。1887年7月，日本天皇發布了一條諭令：朕以為在建國事務中，加強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鬆之事。而從國庫歲入中尚難以立即撥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茲決定從內庫中提取三十萬兩白銀，聊以資助，望諸大臣深明朕意。
該諭令一發，舉國華族富豪無不為之震動。許多有錢人競相效仿天皇，紛紛解囊捐款，不到三個月，海防捐款總額竟達103萬兩白銀。日本學者井上清說了這樣一句話，很能代表日本全國上下一心建造軍事帝國的熱忱：“在天皇製的最初十年中，軍事費恐怕要占全部經費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1894年，日本旱地拔蔥的發展速度暴露出缺陷，政潮迭起，局勢不穩，此時此刻，日本高層必須要通過發動一場戰爭來轉移視線。
1894年3月，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在寫給駐英公使青木周藏的信中說：“日本國內政治形勢變得越來越緊張，不能用一般手段使這種慌亂的人心安定下來。但是毫無借口就發動戰爭也是不可能的。”
借口從天而降，1894年5月，朝鮮爆發東學黨領導的農民武裝起義，日本人高興得跳了起來，準備以平叛的借口進入朝鮮，而他們確定，中國對朝鮮這個被保護國也不可能坐視不理，那麼，正如日本駐華盛頓公使建野鄉三說的那樣：“為了使日本國民的注意力從國內現狀不滿中轉移出來，我們寧願反華戰爭。”
日本積極備戰的時候，中國卻歌舞升平，渾然不覺。在1895年前後，表麵上看，中國大清王朝的確有歌舞升平的資本。
從19世紀六七十年代起，清政府中的洋務派掀起了一場以“自強”、“求富”為口號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在科學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方麵完全向歐美看齊，因此清王朝一度出現了被後人稱為“同治中興”的景象。在軍事技術方麵，李鴻章的北洋海軍最為光彩奪目。
李鴻章之所以有建立世界上強大海軍的想法來源於他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時，曾被朝廷任命為兩淮鹽運使，辦理淮揚水師。1862年春，他率領淮軍及淮揚水師乘所雇英國輪船從安慶沿江抵達上海，協同英國和法國在上海的軍隊和太平軍作戰，或許就在這場戰役中，西方海軍的精湛的戰鬥力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864年10月，太平軍即將崩潰時，李鴻章卻心煩意亂，他給朋友寫信說：“外國利器強兵，百倍中國……（中國）無以扼其氣焰……當時兵將靖內患或有餘，禦外侮則不足。若不及早自強，變易兵製，講求軍實，仍循數百年綠營舊規，火積薪，可危實甚。”
有著清醒頭腦的李鴻章認為，軍力是關係到“立國之根基，馭夷之樞紐。今昔情勢不同，決不可狃於祖宗成法”。首先是在陸軍方麵，他裁汰老弱，充裕軍餉，嚴格操練，至於海軍，所有舊式船隻必須要進入曆史。中國必須要有自己的現代化船廠，並向外國人購買造船機器。必須先造輪船，然後是超級大炮和反應快速的軍艦，如此，我們才能在海上擁有一席之地。
正是基於這種構想，李鴻章嘔心瀝血奮鬥數年，終於在1888年正式成立了北洋海軍。
北洋海軍分為前軍和後軍兩軍。前軍是艦隊的主要作戰單位。它由9個營組成（一船為一營），分為中軍及左、右翼。後軍為艦隊的後勤，負責全艦隊的訓練和補給。它由16個魚雷營組成。北洋海軍到此時共有艦艇30餘艘，41000餘噸，大炮120門，官兵4000餘名。除了外籍軍事專家，包括輪機在內，有87名高級軍官，其中有43人，即占總人數近一半。受過正式訓練，35人畢業於福州船政學堂，8人畢業於天津水師學堂。在他們之間，24人曾在國外留學：留學英國13人，美國10人，德國1人。未受國外正式訓練的人員中，有一些曾去英國、法國或德國作短期考察，協助監造船隻，或接船駛返中國。
北洋艦隊成立後，就積極的展示力量，它經常到南北洋各口巡弋，還出訪海參崴和朝鮮港口，偶爾還會去新加坡和東南亞水域。
北洋海軍自成立後的確為中國爭了許多光芒。有人就說，大清國的北洋艦隊是世界上第八大艦隊。但1890年後，它開始衰退，原因是，外籍軍事專家兼北洋海軍總參謀琅威理離職，督責訓練乏人。另外就是李鴻章年事已高，他忙於其他緊迫事情，對海軍詳情細節根本無暇多顧。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北洋海軍的一部分經費被慈禧太後移作修建頤和園和三海工程費之用。1888年，清政府因為沒錢所以停止購買先進的軍艦，1891年，北洋海軍被命令在兩年內不得購買槍炮、戰艦、機器。我們從上麵的敘述中可以看到，中國海軍的基礎原比日本強些，但日本向前猛跑，追了上來，而中國海軍不但沒有向前，反而向後退，由此差距越拉越大，最終，“世界第八艦隊”隻是徒有虛名了。
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的正規軍屢戰屢敗，隻好向清政府乞援。清政府向來是朝鮮的老大哥，對朝鮮政府的請求當然不能置之不理，於是派直隸提督葉誌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淮軍精銳2500人於本年6月6日在朝鮮牙山登陸，就此安營紮寨，準備鎮壓東學黨起義，同時，根據1885年中日簽訂的《天津條約》中“如果朝鮮發生變故，中日兩國同時出兵，誰先出兵必要通知一方”的規定通知了日本。
日本人高興得發狂，6月7日，日本政府設立了有參謀總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海軍軍令部長等參加的作為指揮侵略戰爭的最高領導機關的“大本營”。6月8日起，日本先派出先遣隊400人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為借口，登陸朝鮮仁川。而另一方麵，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訓令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得施行認為適當之臨機處分”，授權大鳥找個借口，發動戰爭。
但是，一切事情並沒有如日本人所預料的那樣發展，6月11日，朝鮮政府和東林黨起義軍達成了和議，按照規定，清軍和日本都應該同時從朝鮮撤軍。清政府要求日本軍隊先撤，可日本不但不撤，反而持續向朝鮮增兵，最後增到了一萬人。
清政府看出來了，日本這次來朝鮮是不想走了，但也無計可施，隻是祈求上天保佑不要給日本任何發動戰爭的借口。可“借口”對於日本而言，實在太多了。“大本營”最高指揮官大鳥圭介一會兒否認朝鮮是中國藩屬國，一會兒又提出中日兩國一道“協助”朝鮮“改革”內政。總之，就是不想撤兵。
清政府和朝鮮政府對日本的條件當然斥責之，然而，日本不管，他用自己強大的軍隊協助朝鮮改革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