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慘狀，當時確實不罕見。
在生產技術沒有突破的條件下，單位麵積的土地上勞動力的增加，並不能帶來多少產量上的提升。所以，即使不考慮土地兼並之類的因素，也會產生大量離開土地的農民。這些流動人口，固有的社會結構和人際關係很少會為之提供什麼保障，所以他們必須緊密團結在一起保護自己，於是也就產生了所謂的“江湖義氣”。正是這些人，構成了幫會的主體。
時代的另一個不穩定因素和科舉製有關。科舉本是社會重要的穩定閥，為社會下層提供了向上流動的通道。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巨大誘惑刺激了無數人讀書求官，而古代簡單的官僚體製根本容納不了如此之多的識字人口，大批人被阻隔在官場大門之外。而就像現在擴招之後的大學生，即使“畢業即失業”也往往不願意去從事體力勞動一樣，這些古代的讀書人大多也回不到躬耕生活中去了。
尤其是考取了初級功名，但並不能因此進入統治階層的秀才，這個自命不凡而並未獲得多少特權的群體，自然也傾向於惹是生非。《書劍恩仇錄》第二回裏有這樣一段：
餘魚同乃江南望族子弟，中過秀才。他父親因和一家豪門爭一塊墳地，官司打得傾家蕩產，又被豪門借故陷害，瘐死獄中。餘魚同一氣出走，得遇機緣，拜馬真為師，棄文習武，回來把土豪刺死，從此亡命江湖，後來入了紅花會。
這是站在餘魚同的立場上敘事，即使屬實，這種極端案例也未必有多大代表性。事實上在當時很多人看來，這些秀才們是一個相當令人厭惡的群體。顧炎武曾評論說：當今天下之出入公門阻撓官府行政的，是秀才；仗勢欺人武斷鄉裏的，是秀才；官府一旦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就群起而哄之的，是秀才；拿住官員見不得人的陰私，而和官員搞利益交換的，是秀才；一個秀才鼓噪，一夥秀才起哄，一個秀才行動，一夥秀才跟進；政府管也沒法管，抓也沒法抓，對秀才們稍微不客氣一點，秀才們就喊上了：這是殺士，這是坑儒。（《生員論》）
今天罵“公知”的詞兒，這裏基本齊了。
自然，太平的年月越久，考試的次數越多，積壓的秀才也就越多，“去庫存”的壓力也就越大。他們也很容易滑向幫會，扮演狗頭軍師一類的角色。總之，多餘的讀書人和多餘的農民源源不斷的產生，遂構成了幫會發育生長的豐沃土壤。
三這個幫會有點假
金庸小說好看，但不是了解古代幫會的好材料。天地會寫得真實，是因為曲折反映了一般的社會生活，跟江湖的距離反而比較遠；紅花會作風俊爽，心態陽光，思維中二，結局悲壯，體現的是一個年輕的（寫《書劍恩仇錄》時金庸剛三十出頭）現代文人的俠客夢，跟事實無關。
這一層，跟雖然也經過美化，但還保留著較多遊民社會真實生態的《水滸傳》一比，一目了然。
這裏簡單捋四點：對殺戮的態度，對女人的態度，對富貴的態度，對皇帝的態度。
今人讀《水滸傳》，往往震驚於其中描寫的殺戮之瘋狂，更受不了作者對殺人、吃人的細節那種津津樂道的態度。金庸小說無疑要人道主義得多，涉及大規模的死亡時，筆下必帶悲憫。《書劍恩仇錄》的最後，紅花會群雄明明已將乾隆逼入絕境，卻為了保全一個嬰兒的性命，而功虧一簣。這是孟子說的，“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的情懷，按照今日的網絡輿論，要被罵“聖母”的。對比《水滸傳》裏為了賺朱仝上山，李逵可以一斧子把一個可愛男孩兒的腦袋一劈兩半的行徑，真是不啻霄壤。
金庸也常被現在的讀者批，說是男權視角，女性角色都是按照男人的品味塑造的。這當然也不無道理，因為把女人當珍寶，把女人當玩物，把女人當工具，把女人當毒品，把女人當毒蛇猛獸……都可以叫作“物化女人”，但就從前麵的羅列也可以看出，同屬物化，區別也還是很大的。
《水滸傳》裏，潘金蓮、潘巧雲是毒蛇，顧大嫂、孫二娘是猛獸，湊上一個木雕泥塑的扈三娘，對女人真是惡意滿滿。但從遊民社會的角度說，產生這樣的價值觀其實很自然。因為幫會組織強調資源共有，所謂有福共享有難同當，大碗喝酒大秤分金，而女人偏偏很難分享，所以極容易造成兄弟情義的破裂，而對本就處身社會邊緣的江湖好漢來說，這種破裂的後果往往是致命的。所以要保證組織效率，就非得歧視女人不可。金庸要提供現代讀者喜聞樂見的故事，也就不能如實反映這樣的事實，恰恰相反，紅花會群雄常常就得以讚賞的心態扮演好女人的保護者的角色——駱冰少奶奶的年歲也不小了，不是全會上上下下都捧著，哪能那麼完好的保存著一顆少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