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約在天津逗留了五天，買了六件樂器和幾十套戲裝。有些樂器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像薩克斯管，過去連聽都沒聽過。戲裝是準備排《李闖王》用的，有龍袍，有武士裝，都是些古代服飾。
南去的客車班次很少，票也難買。我們跟天津站的軍代表聯係，同意我們搭乘一列給鐵道兵運送枕木、道釘的貨車。我們在道釘上鋪了幾條草袋子，還搞來兩塊防雨的“水龍布”，晴天遮陽，雨天當傘。馬隊長心細，還從藥店買了防中暑的仁丹、治拉肚子的“斯拉發寬寧”、“斯拉發代劑”，這兩種藥現在都屬於“磺胺”一類的藥物，當時使用的是拉丁文。
傍晚時分，軍用貨車開出天津站。五月初的天氣，溫度漸漸升高，車剛走起來時還覺著挺涼爽，車速加快以後，冷風刺臉，穿透了剛剛換上的單軍裝，渾身哆嗦，直起雞皮疙瘩。劉春像早有準備似的，解開背包，取出一條棉毯，我們三個人披在背上，暖和多了。
沒到滄州，我的肚子突然疼了起來。馬隊長以為我鬧肚子，讓我吃了兩片藥，還問我：“是不是想解手？”我說不想，就是疼得厲害。車進滄州後，馬隊長說：“要不你同小劉下車吧，到醫院看看。”我不肯下車，就假意說見輕了，不那麼疼了。馬隊長相信了我的話，沒再堅持。
火車開出滄州時，天色大黑了。我們在滄州車站買了鍋盔，還有幾個茶葉蛋，準備當晚飯。這時我肚子疼得愈發厲害，額頭冒出豆大的汗珠子。本來我還想隱瞞，可實在忍不住了，就躺在鋪了草袋的道釘上直打滾，嘴裏還爹呀媽呀喊個不停。馬隊長摸摸我的頭，又摸摸腋窩，說：
“滾燙的，發高燒了。劉春，你準備準備，到德州下車吧。”
“下車？”劉春一愣。
“四師接替我們駐德州，下車，趕緊把小高送到四師衛生處去。”
“你呢？”
馬隊長猶豫了一會兒，從上衣口袋裏掏出錢包，拿出幾張票子遞給劉春：
“車上有這麼多東西，我不能下車，你把小高護送到衛生處，安排好，坐客車能追上我。”
劉春把我送到四師衛生處時，已是深更半夜，值班軍醫問了問情況，還不能確診，就讓護士去請一個叫吉田的大夫。吉田是日本人，給我做過詳細檢查，又問了劉春一些情況，然後把值班軍醫叫到裏間屋，兩人交換了意見，出來時吉田對劉春說：“是急性闌尾炎，必須手術。”
劉春還不大懂什麼叫闌尾炎，值班軍醫給他解釋道：
“闌尾炎就是俗話說的‘盲腸炎’，急性的，除了做手術，沒有別的辦法。”
劉春配合護士把我安排在病房後，囑咐我聽醫生的話，好好治療，然後又告訴護士長，說我是回族，不吃豬肉，吃飯時操點心。一切都安頓好了，他緊緊握住我的手說：
“四師跟二師是一家人，你在這安心治病，早治好早歸隊。”
他臨走時我囑咐他：“先別告訴我爸。”一來我怕我爸惦記，二來我也怕他再動員我轉業。
說是病房，實際就是騰空了的民房，一鋪土炕，炕梢有個不大的窗戶，沒有玻璃，窗框上糊著麻嘟嘟的窗戶紙，被褥倒都是新的，屋裏剛噴過來蘇水，一股“醫院味道”直往鼻子裏鑽。
護士讓我服了幾片止痛鎮靜藥，又在耳朵上采了血，說是化驗什麼，叫我安靜地躺好，等待手術。
天已經放亮。我好像迷迷糊糊睡了一覺，一睜開眼就感到肚子仍然劇烈地疼痛。我咬緊牙齒，盡量不哼出聲來。我知道這是在兄弟部隊，不能讓人家笑話俺二師的人是孬種，再小也是軍人了，軍人自然是堅強的。
後來我被一架醫療車子推到手術室去，手術室也是民房，隻是頂棚下麵又罩了一層白布。吉田一麵洗手，一麵叮嚀助手做各種手術的準備工作。聽吉田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我心裏暗自嘀咕：四師怎麼還有日本大夫？日本人做手術，能安好心嗎？肚子一陣劇痛，打斷了我的胡思亂想。後來我才知道，吉田是日軍中一位反對侵略戰爭的軍醫，1943年在華北作戰時被我軍俘虜，很快就加入了“反戰同盟”，抗戰結束後，他自願留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服役。他醫術高明，在解放戰爭中，搶救過不少解放軍傷員，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我躺在手術床上。手術開始時，隻給我用了局部麻醉，切口時沒有感到痛，等到尋找和割除盲腸時，像掏心抓肺似的疼痛，再也忍耐不住了，我大喊大叫，懷疑吉田沒安好心，罵了一些日後想起來都臉紅的話。像什麼“日本鬼子沒安好良心”呀，“要害死中國人”呀等等。
這時，護士在我嘴上扣了一個紗罩，罩上墊著一塊紗布，然後吉田對我說：“跟著我數數，一——”
我跟數“一——”
“二——”
“二——”
數著數著我便失去了知覺。
不知又過了多久，我才清醒過來，腦子裏一片空白，什麼都不記得了，仿佛我剛才逃離了手術室，去了哪裏呢？為什麼又跑了回來？我想，既然可以離開，何不找個理由再逃開？於是我又喊：“我要上茅房，我要撒尿！”誰也不理我這個茬兒，過一會兒吉田說：“別喊了，手術就做完了。”
這時我隱約聽見站在窗外的人七嘴八舌：
“數到十一個數就不數了。”
“要不，還得罵吉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