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震驚中外的遼沈戰役已全線告捷，喜訊傳來，部隊上下一片歡騰。嚴冬時節，隊伍在義縣、阜新、樟武一線休整。我也隨著宣傳隊回到了離別五年的遼寧老家。宣傳隊又陸續補充了一些新隊員，這些隊員大多是學生兵，演戰士不像戰士，演老鄉不像老鄉。戰士看了很不滿意，連隊意見也不小。聽到各團反映，政治部李主任找到馬隊長研究了一項措施：利用部隊休整的機會，派一部分宣傳隊員下連隊體驗生活。
部隊首長考慮我隻有十三歲，沒讓我到戰鬥部隊去，我去的是警衛連。警衛連張連長是個山東大漢，一臉大胡子，說話粗聲大氣，脾氣倔，打仗勇敢，還立過功，警衛戰士對他十分敬佩。
張連長見我劈頭就是一句：“歡迎歡迎，歡迎給老高提意見的小高同誌！”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呀。像是早就知道我要來，張連長已經安頓好我的住處，還給我安排了任務：“小高，聽說你自學文化，已經‘初中’畢業了，我們連的戰士多是文盲，正開展識字競賽，你就負責教一個排。”
警衛連按識字多少，把全連劃成三撥兒，叫三個排。那時每個連都有一名文化教員，他們讓文化教員教“高小”，指導員教“初小”，我這個自學的教“文盲”。
文化教員幫助我編了一個八百字的識字課本，多是連隊常用字，還給我找來一本學生字典，先讓我聽他講一課，然後照貓畫虎，我再去講一遍。
沒上過學卻當起了“小先生”，我很起勁，哪知開課頭一天，就遇到了“刺兒頭”。我總共教二十六個戰士，其中一個叫陳大成的，是警衛連的射擊能手，無依托立射，他十槍打了九十六環，臥射打了九十八環。打仗是響當當的，就是不愛學文化。他說，當兵的手是拿槍的手，拿筆那是知識分子的事。上課時，他臉朝外坐在門檻上，給我一個背影。我點他的名，他不答理我，我叫他坐進教室，他故意氣我，說門口空氣新鮮。我忍不住批評他幾句，他反唇相譏：“你能把反動派講投降嗎？能，我就學，不能，我還是練射擊有用。”
第一堂課，就弄得我下不了台，他毫不留情，當著其他學員的麵，傷害了我的自尊心。滿肚子委屈的我，下課後就去找連長告狀，說著說著就流下了眼淚。張連長聽了直笑，說這個陳大成什麼都好，就是不愛學習。他想了一會兒說：“別抹眼淚兒，軍人要像個軍人樣，陳大成不對，我保證讓他明天給你作檢討。”
我心裏想，這樣的戰士，就得讓他蹲幾天禁閉。作檢討？他能那麼聽你的？說來也怪，第二天中午，陳大成像個孩子似的，漲紅著臉站在我麵前，聲音很低地說：“我錯了，我向你作檢討，你去跟連長幫我講講情吧，我錯了。”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是張連長略施小計。
頭天下午，陳大成在司令部門口站崗，有個他不認識的人要外出，交給他一張條子。陳大成裝模作樣地看了又看，見條子上還蓋著章子，就放行了。不多時，連長來查哨，驚慌地問陳大成：“有個開小差的，你見了沒？”陳大成說沒有啊，凡是出去的人，都有準出的條子。連長要過條子，一一看了，挑出其中的一張說：“我替你站崗，你去找個識字的人看看這張條子。”
陳大成滿不在乎，拿了條子就走，不到幾分鍾，卻耷拉著腦袋站在連長麵前，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原來那張條子是炊事班買醬油開的發票。連長這下不饒人了：“你陳大成是射擊能手呀，怎麼把醬油發票當路條呀？學文化有啥用？”
“有用，有用。”陳大成連連認錯。
“你把開小差的放走了，怎麼處理你？”
“我錯了，連長別嚇唬我了。”陳大成苦著臉。
張連長仍然板著臉：“你去向小高同誌作檢討，他原諒了你，這事兒就算拉倒，他不原諒，這事兒沒完。”
張連長真有辦法，一句大道理沒講，就把個陳大成治得服服帖帖。
陳大成確實是好樣的，思想通了，學文化比誰都上心，他一遍遍反複讀寫，不懂就問，一天消滅十多個生字，一個多月就認識了六百多個字，射擊能手變成了識字能手。
功夫不負有心人，我教的二十六個戰士，從大字不識到能給家裏寫個簡單的書信，我真替他們高興。我在警衛連待了一個多月，跟幾個年輕的戰士結下了很深的情誼，回隊時，大家都依依不舍。臨行，警衛連給我作了一個很棒的鑒定。
1949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獻辭”《將革命進行到底》。激情洋溢的“元旦獻辭”，如一股撲麵的春風，吹拂著軍旗獵獵，極大地鼓舞著全軍將士的士氣。這時我們部隊已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團第二師。
春節剛過，大軍揮師南下。我們沿鐵路線緊追著中央軍的屁股，中央軍撤退一處，就把那裏的鐵路橋梁炸毀，我們便晝夜搶修，大多用枕木搭建臨時應急的橋垛，保障軍隊給養，及時南下。
十四歲的我，走在浩浩蕩蕩的南下大軍中，但行軍時還受到照顧，領導讓我和女隊員乘坐拉道具的汽車。我謝絕了領導的好意，非要下連隊跟戰士們一起行軍。戰士們背著武器和背包，我卻空著兩隻手，覺得不好看，就學那些連、排長的樣子，搶著給身體不好的戰士背點東西。
沿途我教戰士們唱《下江南》：
下江南下江南下江南，
取津滬，奪武漢，
打到兩廣和福建，
解放同胞兩萬萬……
隊伍出了山海關，頭一站唐山，第二站天津，第三站滄州，第四站德州，第五站濟南，第六站鄭州……一直跨過長江，直指廣西鎮南關（友誼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