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山海關，我也結束了在關東的童年。
（原載《中國作家》2009年第8期）小兵下江南
下江南，下江南，下江南，
取津滬，奪武漢，
打到兩廣和福建，
解放同胞兩萬萬……一
1949年，春節爆竹的煙火還在空氣中彌漫，解放了東北全境的東北野戰軍，正待命南下。
我們鐵道縱隊二師（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團第二師）也接到入關南下的命令。師部和各團分別在遼寧義縣、清河門、大虎山一線待命出發。
師司令部、政治部駐紮在義縣。一天早晨，平時很少見麵的父親，突然來到宣傳隊把我叫出來。我隨父親步出縣城，沿著大淩河南岸向東走去。
春天的河水，湍急而渾濁。河麵浮遊著雜草、羊糞和冬季搭浮橋用的高粱秸，大淩河夾帶著這些漂浮物，匆匆向渤海灣流去。
大淩河，當時隻有一座鐵路橋。人們夏秋兩季靠木船渡河，冬春則用木船、木樁、高粱秸搭臨時浮橋，供行人馬車渡河。每到河水開化、拆除浮橋時，兩岸的居民沿河打撈高粱秸，俗稱“撈浮柴”，用來燒火做飯。
大淩河的兩岸，地下潮水已開始返漿，走在上麵像踩在麵包上，顫顫悠悠，留下的腳印，很快滲出水來。乍暖還寒的春風，撲麵吹來，風中夾著一股潮濕氣和幹草腐爛的味道。
穿一身新洗過的軍裝的父親，撫著我的肩頭，問我“冷不”，又問“想媽沒”。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很少像今天這麼和藹可親。他的這般體貼關愛，讓我感到有些不習慣。我仰臉看父親一眼，果然是一臉慈祥，眼神也特別溫和。我猜想父親是有什麼話要跟我說，也許還是挺重要的話。
我猜得果然不錯。父親沉默片刻，便講述了一段我從沒聽過的家史：
清朝鹹豐年間，黃河泛濫成災，民不聊生。靠開小點心鋪度日的高家，被決口的黃河衝得房倒屋塌，謀生無計，做出了闖關東的決定。我的祖先是挑著兩個柳條筐闖關東的。一隻筐裏裝著一套做各種點心的模具和一些簡單的鍋碗瓢盆，另一隻筐子躺著不到一歲的祖太爺。
臨行前，山東老家的親朋好友、左鄰右舍，都勸阻老祖宗不要去那犯人流放的荒蠻之地。也有人斷言：關東天寒地凍，胡子（土匪）多，善人少，過不上幾年，不把一家人的性命搭上，也得扒一層皮逃回來。可是老祖宗鐵了心，不聽任何人的勸說，變賣了全部家當，一心要到關外闖一條生路。據說，老祖宗從濟南府上路，走了半個多月，才走到山海關。過山海關時，他老人家在關裏這邊砍下一截柳樹幹，栽在關外那邊的水塘邊上，表示要像這根柳枝一樣，讓高家在關外紮下根來，生存繁衍。他還打著“伊瑪尼”對真主明誓：今生今世，不混出個人樣來，永不進關。
光陰荏苒，祖先“進關”的諾言一輩傳一輩，直到我父親這一代，果然沒一個長輩進過山海關。
父親講完這段家史，心情顯得十分沉重。
我和父親沿著河岸默默走了一段路。我想，父親為什麼突然跟我談起了家史，他好像還有什麼話要跟我說。經過一艘舊木船時，父親停下來，上下打量著我。我穿的是一套小號軍裝，袖口往上挽了兩道，上衣的下擺靠近了膝蓋，差不多快挨著“綁腿”了。我還不滿十四歲，一向是穿這樣不合體的軍裝，父親今天是怎麼了？好像第一次見到我這身打扮。
他突然對我說：“部隊就要南下了。”
“我昨天就知道了，正清理背包呢。”
父親沒理我這個茬兒，接著說：“這次下江南可非同一般，這一‘下’，就可能是幾千裏路，有好多仗打，說不定要一直打到海南島去。沿途的鐵路、橋梁全被國民黨軍隊破壞了，我們的汽車又很少，行軍就全靠兩條腿了……”
“我們現在是鐵道兵，輪不到我們打仗吧？”我覺得父親是故意嚇唬我。
聽了我的話，父親的臉色變得嚴肅起來：“不管什麼兵，隻要是軍人，就得時時有參戰的思想準備。國民黨軍隊破壞鐵路橋梁，我們要保護，要搶修，這還不是戰鬥？”
我不想跟父親強嘴，便岔開話題：“爸，我和你參加了解放全東北的戰鬥，又乘勝下江南去解放全中國，我們‘進關’是很體麵的，也算給老祖宗爭了麵子了。”
父親還是不理我的茬兒，仍然按照他的思路說下去：
“大約部隊過了長江就得徒步行軍，沒日沒夜，大路走不成，還得走稻田埂，在稻田埂上走夜路，泥一腳，水一腳，苦得很呀！”
父親說到這裏，我聽出了幾分弦外之音，八成要動員我離開部隊回地方吧？那可不行，我不等父親把他的想法全說出來，搶先一步說：
“走田埂不用穿鞋子，光腳丫子走，又快又省勁兒。”
“別跟我打岔。”父親有些不耐煩，“我今天一半是父親，一半是代表組織找你談話。劉司令員說，你年紀小，體質弱，怕你到南方不服水土，經受不住，再說你媽也想你，你也想家……”
“誰說我想家了？我不想家！”
“聽我把話說完。回到地方，你可以上學，不願意上學，也可以分配工作。這對你今後的成長有好處，也能照顧照顧你媽。”
“不，我不回地方。上什麼學？馬隊長說我初中都畢業了。”